“青馬”軍隊注意教育訓練,注重戰鬥力之提高。寧海軍時,由參謀張昌榮任教練,已如前述。之後,馬步芳駐紮化隆時,爲使部隊成爲新的勁旅,派邵士琦、劉呈德、汪澂川、馬壽昌、馬靜波等20人赴蘭州,在劉鬱芬主辦的軍官訓練團中受訓,回來後向部隊灌輸國民軍的軍事教育,所有軍裝及制式,均模仿國民軍,尤注意於劈刀、刺槍和馬術訓練。1927年在化隆成立教導連,由蘭州受訓者負責,一年之間,即將連、排幹部輪訓完畢,成爲寧海軍的基幹。1930年,馬步芳又在西寧成立青海軍官訓練班,共辦3期,每期半年,輪訓學員550人。次年復將此訓練班擴充爲青海軍事政治學校,分期調訓連、排長以上軍官。1935年又成立青海省保安處軍官教育團,輪訓全省保安團隊各級軍官。1932年至1936年之間,還先後舉辦過無線電訓練班,電話訓練班,後又擴充爲電務學校,專爲特種業務訓練技術人員。1938年成立騎五軍、八十二軍軍官訓練團,所有兩軍軍官均分批入團受訓。該團幹部,由軍官學校出身的青海籍人金耀星、趙遂、馬象乾、辛子章、郭全樑、趙煥然、陳顯達等擔任,馬繼援曾任大隊長,馬步芳每天親自督練。1947年馬繼援赴隴東後,又改組爲教導總隊,由馬振武任教育長,專主其事。“青馬”在注重訓練軍官的同時,還抓緊一切時機補充軍事裝備。早在1919年,馬麒即派人從北京購回雜牌槍1300餘支、輕機槍8挺。1921年由參謀魏敷滋從北京購回馬槍、步槍1200餘支。自1930年起,更大量購買武器。1933年以後,更不斷以煙土換買槍械。韓起功常由甘州一帶,經內蒙到天津兌換槍支。設於京、滬、陝、甘的辦事處,歷年均擔負以重價購買槍支的任務。幾次作戰中所獲武器及南京政府補充的槍械,也佔重要部分。1946年,蔣介石給予1個師的美式裝備。歷年所需軍裝,大都由義源工廠備制。在一個時期,每兩年發給士兵棉、單衣各1套,鞋襪之屬則令士兵自行編制。除膳食供應外,士兵每月給津貼銀1~2元。蔣介石爲控制馬步芳軍力的自行發展,相當長時期不撥軍餉,馬步芳則轉向青海、河西各族人民公開搜刮,無所忌憚。後期,蔣介石爲了利用馬家“”,曾撥給軍餉,馬步芳卻從中剋扣,轉而成爲擴展軍需用品資金的一個來源。
馬步芳的部隊由於注重訓練、裝備,加上奴化和宗教教育,不少官兵懾於馬家淫威,爲向上爬,有些在戰場上確有拼命效死、奮不顧身的表現,故有一定的戰鬥力,成爲馬步芳最可靠的資本。
二、封建統治
馬步芳以其一套官僚政治機構,來施行封建統治。由於封建統治越來越嚴密,官僚政治機構即不斷隨之擴大和發展。青海省政府所屬各單位,在1929年總人數不過400人,到1939年,人數達到1500人左右,1946年以後,人數則急劇上升爲2900多人。如果將專區、市、縣的人員計算在內,則已達1萬多人,這些機構中的主要人員,當然是同族、同教、同地域,特別是其家族和親屬以及“二化”地方的回族。此外還充分利用宗教爲其統治服務。馬麒、馬麟以西寧東關清真大寺,作爲號召和籠絡回族、撒拉族的中心基地。已如前述,馬步芳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手段。在各縣清真寺中安排新新教阿訇領導,以提高新新教的社會地位。又在軍隊中着重選拔信仰新新教者爲軍官,從宗教信仰之一致,達到政治行動的一致。另外,對於藏族、蒙族,也利用其宗教力量爲其統治服務。
青海的軍令、政令都是定於一人,由馬步芳說了算,這個高高在上的神聖權利,別人不得稍有侵犯。即使是國民黨中央的政令,不經他同意,也無法推行。而他的意志又是通過省政府秘書長來傳達的。所以秘書長人選特別重要,既不能是草包,又必須是忠實於馬、善於體會馬的意圖者。馬麒時代的黎丹,馬麟時代的馮國瑞,馬步芳時代的陳顯榮、馬驥、高文遠,就是這樣角色,被馬家倚爲左右手。全省廳、局長,專員、縣長,都看秘書長的風頭行事,不敢稍有逾越。但當時一些重大事情,如徵兵、徵糧、徵稅等,多是中央法規條例,爲了粉飾門面,須從中找些根據來辯護馬之意志的合法性,其秘書長及其他幕僚真是煞費苦心。但各部門首腦已有經驗,即凡接到蓋有馬步芳私章的公文,或秘書長電話通知的事項,必須立即遵辦;至於一般“等因奉此”的公文,則等閒視之,甚至置之不理。所以官場中常說:“電話信件即辦,油印公文不管。”
事權集於一身的獨裁政治,形成無官不貪,無吏不污。這主要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馬步芳家族除了通過官僚機構徵收糧款,還要各級官僚進奉額外財物。如不賄賂,即不得職位,進奉越多,升遷越快。進奉中意,即成優等,雖被揭發劣績,也可不受懲罰。因此,對上公開行賄,對下橫徵暴斂,無所顧忌,後來竟視爲合法行爲。官員上任送禮,逢年過節送禮,卸任也要送禮,否則便有被查辦的危險。共和縣長吳錫琪、鄧伯康,大通縣長劉耀南等,都是卸任後被馬步芳勒索賄款而致死的。由於官吏貪污視爲當然,白手可以發家,所以不少上層人物都鑽營做官。而掌權的首腦,爲得賄賂,加以求得自身力量的壯大,也樂得收容,引爲心腹。但因官額有限,只得以增設“額外”、“後補”、“隨從”等名目,予以安插,其結果使官僚機構中人滿爲患。社會上流行“副官多如狗,縣長滿街走”的譏言。在官位者,其親屬隨之成爲“老太爺”或“二大人”、“三大人”;而被罷黜的官吏,其特權仍在,一變而爲魚肉鄉里的士紳。如此衆多的特權階層,使青海老百姓苦不堪言。
官僚機構中的派系傾軋也很嚴重。主要是元老派和少壯派之爭。兩派之間明爭暗鬥,爾虞我詐,烏煙瘴氣。開始,黎丹及後繼馮國端任秘書長時,系派尚不明顯。馬步芳任省政府主席後,任用陳顯榮爲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但陳之權力過分集中,尤其1942年蔣介石到青海時,陳曾與蔣獨談,深爲馬步芳所忌,於是,元老派馬驥、馬紹武,少壯派冶成榮等聯合倒陳,後終於將陳擠下臺,由馬驥任秘書長。此後,韓起功、馬祿、馬繼融均屬於馬驥之元老派,而實際操縱者則爲馬紹武。他們把持省、縣黨政機構,辦事保守,着眼於現狀,很少考慮接班人馬繼援的未來。少壯派以冶成榮爲首,還有高文遠、馬振武等人,實際操縱者是馬繼援。他們的權力集中於省、縣財經部門和軍事機構中,後又以崑崙中學校友會爲基礎,以所屬部隊軍官爲骨幹,繼續發展。他們主張激進,對中央的命令,先衡量對馬步芳家族有無利益,對不利或利少一概置之不理。對外籍人員採取壓制手段。對元老派則往往正面衝突,無所顧忌。當時官僚機構中的成員,一般均依附於這兩個派系中的一方,部分人員搖擺於兩派之間,則地位既無保障,生活待遇也沒一定標準。同是省級機關職員,有的不得溫飽,枵腹從公;有的收入豐盛,生活優裕。此中奧妙,外人難得而知。
兩派的鬥爭牽制面很廣。元老派操縱者馬紹武,原是馬步芳培植起來的人物,後來送他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學習時,爲陳立夫所拉攏,成爲CC系在青海的首要分子,奔走於西寧、南京之間,在兩者之間買空賣空,撈取政治資本,並插手於國民黨青海省黨部,引起馬步芳的嫉忌,馬即指使少壯派冶成榮與馬紹武對立。後來,馬步芳又藉口整理歷年檔案,以元老派馬驥專主其事,省政府秘書長由少壯派高文遠代理。少壯派得勢,元老派也不甘示弱,兩派各逞其能,不斷掀起內訌。至馬步芳任西北軍政長官後,既想爲馬繼援繼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開闢道路,又將省政府改組,省政府委員由馬步芳、馬繼援、馬驥、馬紹武、馬駿、馬繼融、劉呈德、冶成榮和陳秉淵9人充任。民、財、建、教四廳廳長,由元老派、少壯派平分秋色,秘書長由高文遠擔任。少壯派有了優勢。
封建統治就是封建割據,其特點之一就是排外;在統治範圍之內則嚴密封鎖,封疆自固,唯我獨尊。所以,嚴防省外人士入青活動,是馬步芳的一貫政策。他在全省邊境各要道,都以徵稅爲名,遍設關卡,嚴密盤查入境人士。舉其大者,有由玉樹到西康的鄧柯,金沙江西岸的巴塘稅卡;到石渠必經金沙江以東的歇武稅卡;由玉樹到西藏必經的查武拉稅卡、當拉稅卡;北通河西走廊的祁連俄博稅卡、野牛溝稅卡、當金山稅卡;由門源通往甘肅的皇城灘稅卡;由互助通往甘肅天祝的稅卡;由循化通往甘肅臨夏的大力加山麓龍合堡稅卡;民和的享堂鎮關卡等。其中享堂關卡號稱青海東部門戶,是由蘭州入青海必經的峽口,所以將此劃爲禁地,經常派重兵駐守,對來往商民,一律嚴加盤問,而且翻箱倒籠地搜查,不準進步書刊帶入青海。對認爲有嫌疑者,派人跟蹤追跡。對省外軍政人員入境的,也及時向省政府秘書長電話報告,以資應付。
馬步芳對國民黨中央以及各機構派到青海的工作人員,有的給以虛名;有的安排條件優越的住室,發給薪金,閒置不用;有的暗施陷阱,派人藉故尋釁侵凌毆辱,擠其出走;有的利用其弱點,迫使就範,令親信取而代之。所以,許多外來官員,除非對其俯首帖耳甘作奴才,則都站不住腳。如國民黨中央歷次派往青海任特派員的李天民、燕化棠、李洽,任執行委員或書記長的丘鹹、許少頓、王逸民、薛文波,任三青團幹事長的王文俊等人,都先後被排斥出走。國民黨中央設在青海的機構,如財政部的直接稅務局,西北鹽場公署,田糧處,資源委員會的青海金礦,交通部的甘肅公路西寧站,軍政部的青海團管區、軍馬場,青海省高等法院,省政府會計處,以及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個銀行,這些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多受到偵查人員的暗中監視,言行稍有不慎,即被尋釁,遭受毆辱或驅逐。除了四個銀行,其他各機構的主管人員多被逐步更換,安排成馬的親信。
對於國民黨中央軍進入青海,或染指於馬家部隊的事,馬步芳更是敏感異常,多方防範。1935年紅軍北上時,蔣介石以青海防禦力量薄弱,爲阻擊紅軍,擬調胡宗南的楊德亮團自天水一帶進入青海增援。馬步芳聞訊,急忙以“青海防務鞏固”爲詞,婉言謝絕。從此以後,國民黨中央軍始終沒有一兵一卒進駐過青海。1939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通令全國各省成立省保安團隊特別黨部,指派馬步芳兼青海省特派員,並派哈世昌(回族、復興社分子)來任書記長。哈到西寧後,馬步芳擱置不用,後來哈拜馬步芳爲乾爹,才勉強到任,但抓不到實權。嗣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又派來一個幹事,名叫方琦,馬也只給發薪,不安排具體工作,閒住半年後,只好走路。白崇禧對馬步芳任省主席,曾出過力,前已述及。馬步芳除了送厚禮,並請白推薦得力人員協助青海整頓軍隊,以表示親近。白信以爲真,慷慨答應,派安舜及其外甥海某等40人到青海,推薦安舜爲第四十集團軍參謀長。馬步芳對安、海等人,開始尚熱情接待,但不分配具體工作,以致這些人無事可幹,長期賦閒。後來,馬又以調動工作爲詞,派八十二軍人事科長巨生元,將他們中的一些人送往駐張掖的一百師韓起功部。他們見事不諧,先後離青而去。
馬步芳對於青海人民,採取思想統治和武力鎮壓兩手。他重視對輿論工具的控制,省回教教育會辦有刊物《教育通訊》,還有個《崑崙報》,是專爲他吹喇叭的。1931年,國民黨在西寧出版《青海民國日報》,其中有時對馬步芳家族有所抨擊。爾後,馬步芳即調換了該報負責人,以自己的親信穆建業、馬海佐、田生蘭等人代替,逐漸統一了青海的輿論。1936年,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西寧新聞檢查所,對新聞、刊物進行檢查。張學良派任鎮亞爲主任,馬步芳派陳顯榮爲副主任,後又相繼派劉天鳴、趙文煥、陳秉淵等人繼任。1937年2月,成立青海省郵電檢查所,後依中央通令,改“所”爲“處”,並在玉樹和樂都設分處,對於郵電檢查,頒有嚴格的命令。從1939年起,在西寧市和各機關加強了輿論的控制,各飯館大書“各照衣冠、莫談軍事”的字樣。在各機關佈置特務,暗中監視言論行動,秘密彙報;人員的升降,這種秘密彙報如何,起着決定性作用。省會警察局是執行這種特務任務的一個機構。一般市民無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輿論的基調,一是“”,一是頌馬。馬步芳於1931年在西寧北門外香水園修建馬公祠,以紀念馬麒。各地相繼效尤,未及10年,馬公祠遍及各農業縣,其中有新建的,也有以廟宇改建的。其中供奉馬麒大幅軍裝像,每年在其誕辰和忌日舉行公祭。馬步芳任省政府主席後,西寧和各縣又出現了許多公園。西寧西門外有個麒麟公園,用以紀念馬麒、馬麟。所有公園內,都專設紀念馬麒、馬步芳的紀念堂和其他紀念標誌,如閣公館、子香亭、步芳路等,將大通縣犛牛山改名爲香山。每逢馬步芳升官或馬繼援結婚等馬家重大事件,均發動各族各界制送紀念冊。有些吹捧頗爲肉麻,如“黨政軍三位一體,父子孫異世同功”。馬步芳對於防範最嚴,一涉嫌疑,即下毒手,毫不留情。對於外地消息也嚴加封鎖,能在西寧公開發行的報紙,除了他自辦的,只有南京《中央日報》、天津《大公報》、蘭州《和平日報》、西安的《西京日報》等幾種。青海成了馬家封閉型的獨立王國。
馬步芳對人殘害的刑法,極其狠毒。一是捆吊毒打。捆吊又分懸樑、綁柱和繩扎。毒打也有皮鞭、軍棍、柳條打和砸骨拐、上老虎凳、上腦箍、打背花、拔斷筋等多種。其中還有“鳳凰展翅”、“柳樹盤根”等酷刑。又有用熱酒、沸醋、辣子水灌入鼻腔,倒懸人身、頭墜巨石,竹籤刺指甲等。至於罰跪、罰立正、打耳光、打手心等輕微體罰已屬司空見慣。二是監禁和驅逐。監禁分無期和有期。無期的終身監禁,往往瘐死牢中。三是死刑。有槍斃、刀殺、活埋、燒死、打死、毒死、勒死等多種。集體屠殺時,多用活埋、刀殺、槍決。單個或少數多用活活打死、燒死、槍決、勒死、毒死。馬步芳生性殘暴,審訊時,有時甚至親自以口咬人、咬耳朵,斷案不、不講情理,單憑個人意氣定案。平時眉一皺,頭一擺,即是殺人信號,部下謂之“天陰”。平時動輒以殺人表示“豪氣”,所以冤獄遍於青海。其對紅軍、對少數民族的軍事鎮壓和屠殺,後將專章論及,此處僅舉一些小例,以見其兇惡之一斑。
1923年,化隆二堂馬克勒目與貢哇灘爭奪東山放牧地方,馬步芳勒令馬克勒目應分二分,貢哇灘應分八分。馬克勒目當場提出不同意見。事後,馬步芳即派人將馬克勒目用皮鞭活活抽死。
馬步芳部屬騎兵團團長馬福壽,系門宦中的首腦,人稱“穆夫提”。馬步芳以其與己系不同的教派,即於1929年11月,指使馬訓以請吃飯爲名,誘馬福壽於化隆小教場團部關押,不久即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