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歌沒寫名字，好像是今年纔在中音註冊版權，創作者也沒什麼名氣，但是旋律抓耳。
前奏是類似於吉他的撥絃聲，響了足足二十來秒，就反覆一段旋律，然後切入到口風琴的聲音，接着是歌詞。
方沂沒點開資料夾，而是自己邊聽邊記。
“傍晚六點下班換掉藥廠的衣裳
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幾瓶啤酒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
描繪出一個失意中年職工的形象，好生生過着日子，天地變了。
這是被時代所拋棄羣體的吶喊和震怒，但是，並沒有搞的很放縱來大喊大叫，而是壓抑着的，歌詞娓娓道來，情緒也是逐層鋪墊。
不知道爲何，方沂在腦中想到了穿青藍勞保服的李雪健身影，以及自己騎着自行車，在高爐旁路過的鏡頭。
歌曲前奏相當漫長，然而卻意外的適合做故事背景樂，想象一下，當方沂飾演的小尹開始騎着車，那段撥絃聲就切入進來，渲染出偏灰暗的氣氛，他停下來怔怔的看着高爐。
忽然，高爐在他面前倒塌掉，整個影廳只有爆炸的聲音迴盪，畫面中也是白茫茫的粉塵，音樂完全停止，待粉塵散去，新樂器口風琴聲才接進來，望着在鏡頭前漸行漸遠的方沂背影，那一刻，恐怕是很多觀衆不能忘記的片段。
同時還可以插入到小尹年少的時光，既是一波催淚的回憶殺，同樣也是暗示着，他在遠離那個童年，以及他終將逝去的青春。
不錯啊。
方沂越想越激動，在本子上亂劃幾筆，把自己剛纔的想法粗略記下來。又給中影的監製打電話說了這事兒，便開始往腦海中的構思剪輯。
這一剪就是一整天。
期間湊好影片的其他配樂，比如甜蜜時候的“雨的印記”，主角陷入獨處內心戲時候的“bibonoaozora”等。這些配樂相當經典，用在《情書》上也不突兀，只是已經被人用了很多次，沒有驚喜了。
到第二天，監製告訴他：“方導，那歌是一個搖滾樂隊唱的，專輯賣得不好，沒有什麼收入來源，賣肯定是願意賣版權――尤其是知道了要用在電影裡面。”
“但是，歌詞他們不願意改。”
方沂：“改什麼歌詞？”
監製奇道，“歌詞啊！咱電影拍的是鋼鐵廠，他這歌說的石門市最大的藥廠破產轉制的事情，和咱不一樣，又因爲有家鄉的情懷在，他不願意改。”
“不用改。藥廠還是鋼鐵廠，又或者別的什麼廠，有什麼分別，唯一不變的，是變化本身。”
電話那頭沉默的聽着，隔了會兒說，“那就買。”
也是在當天，方沂去京城的片場指導劉天仙拍戲。在現代戲的部分，劉天仙需要發揮一定的演技，她不能做純粹的花瓶角色，
要眉目含情。
原版本的《情書》中，雖然名爲“情書”，其實並沒有寫上明文告白的書信，而是用一張男主角爲女主畫的肖像，無言的訴說了被錯過的情誼。
書中以女主角的慌亂作爲結尾，是這樣寫的：
“我一面羊裝平靜，一面想把卡片揣到兜裡。然而不湊巧，我喜歡的圍裙，上下沒有一個兜。”
鏡頭再拉進，拍攝那一張卡片上的肖像，還有女主角紅了的眼眶，使得真相被揭開。這一刻，無論是女主角，還是電影院的觀衆，心中都被這跨越多年的告白而打動。
在方沂這裡，什麼是“情書”呢？
他對劉天仙說：
“我們中國人的感情有時候很濃烈啊，擲果盈車，看殺衛d，好像比不過夏目漱石那句‘今晚的月色真美’來的含蓄……可是，我們也寫出‘月暫晦，星常明，留明待月復，三五共盈盈’這樣的詩句，我覺得是超過了夏目漱石，因爲這含蓄中還帶了堅決。”
“你能理解它什麼意思嗎？”
“你能理解了，你就知道要如何演這段戲。”
劉天仙被他看的臉通紅，但不是因爲不明白而通紅，而是他在直勾勾說情話。
小方是從來不說情話的，除非那是臺詞。
因此她搖頭，故意讓方沂來解釋：“我不明白。”
方沂不看她，反而去看遙遠的天空，“但願我如星星，你如月亮，每夜鋪撒光亮相互映襯，月亮暫時暗了，那星星就長明，留着光亮等待月亮的歸來，在十五月滿的時候一同閃亮。”
“這是什麼意思？”
她還是說，“我不知道。”
“這句話的意思是，我愛你。”
劉天仙瞪大眼睛，感覺腦子嗡嗡的，半天想不起來吸氣出氣，不僅僅是耳根，連脖子都可見的滲出紅絲兒，藏在她遮掩住的圍巾裡面，她下意識緊緊抓住圍巾。
方沂說，“但是，這不是我要告訴你的，而是你即將要告訴我……”
她得了發號槍一樣馬上說，“我，我愛你。”
方沂笑了，用手指推了一下她額頭，“不，不是現在。”
劇組找到了京城某區的法院， 騰出了一大廳，這裡本來是給實習生用作模擬庭審的，現在卻用來拍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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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後，尹川做了律師，他跟着師傅正要接到人生中一個大的桉子：爲某集團開除數百名員工而辯護，一旦接桉並訴訟成功，他能夠拿到對於他個人來說，了不起的一筆大錢。”
“然後，”方沂瞥向正在嚴肅狀的劉天仙，“他在對面遇見了她。”
劉天仙因爲和方沂耳濡目染，此時對電影拍攝已經有了一些瞭解，她說，“這就是你要的戲劇性嗎？”
“明明尹川整個學生時代裡，都因爲家裡拿不到該有的下崗津貼而陷入到灰暗中，他花了很大代價才掙扎出來；而多年後，他現在要爲了組建新家庭而爲以前最不恥的集體辯護。”
整個劇組靜靜的聽他倆的談話。
方沂搖着頭，站到被告席上，望着原告席的劉天仙，“這不是戲劇化啊，這是人生罷了。我寫這個本子的時候，問過法律界的人士，他們大概一年會抽出一段時間做勞工維權律師，找回做法律人的初心。”
“其他好多時候呢？”
“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