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正德元年的***後，我們的皇帝開始躲藏在幕後，讓宦官劉瑾在前衝了。
劉瑾是陝西人，本姓談，後來給一劉姓宦官做乾兒子，改姓劉，劉瑾熬到了55歲纔出頭。跟王振、汪直、魏忠賢一樣，這位劉宦官在肅貪、打擊權貴、清查賬目方面表現出了非凡的才能，而後世文人大多將這種行爲解釋成清除異己、樹立權威，即便是利國利民也不在考慮之列，究其原因乃是宦官與我們這個國家的禮法不符。
從1506年11月份開始一直到1510年8月份結束，這三年零十個月的時間是劉瑾主政的時期，被冠以劉瑾時代，從“時代”這兩個字我們可以知曉劉瑾在這個時期總攬帝國的一切軍政大權，而且還有一些新思維、新的變法措施，這些變法主要集中在吏部、戶部、兵部，劉瑾的變法手段主要是清查賬目，清查的範圍極廣，遍佈帝國的方方面面，從更宏觀角度來講劉瑾的改革是想將宦官提高到與文官平等的位置上，讓宦官也成爲帝國官僚中的一員。劉瑾此舉在中國歷史上是首創，屬於前人沒有嘗試的領域，如果能夠成功，的確是對中國二千年來政治體制的一種衝擊，其結論是震撼的，它會使中國這種正在上軌道的文官政治嘎然而止，而這種雙頭政治將會使中國的政治結構更加穩定，或許它能夠破解明代的政治迷局，但劉瑾開創的這種行政結構會給中國的倫理道德帶來多大的衝擊我們還不得而知。
劉瑾掌權後首先將各地的鎮守太監提到跟巡撫同級別位置，各地鎮守太監可以監管地方的軍、政、司法一切要務，等於說是在各省實現雙頭管理，各地送往內閣、部院的文書必須要從司禮監過一道；劉瑾恢復了洪武時代那種嚴厲治貪的刑法，不過與洪武時代不同的是對於貪腐的官員不再是以體刑的方式來處罰，而是代之以經濟手段來處罰，畢竟時代已經進步了；劉瑾還有許多變法體現了公平性和人性化，針對科舉考試中南方人多的情況，劉瑾限制南方人的錄取比例，增加中西部舉子的錄取比例，劉瑾還命令寡婦再嫁，家有死人不葬者政府將強行火化。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僅不能由本省人擔任，就是鄰省人也不行，帝國的官員開始南北大對調，任職漕運總督的官員也不能跟運河沿岸的省份發生任何聯繫；劉瑾派人清理天下田畝，將隱瞞的田畝分給自耕農耕種，限制士紳和軍官佔田，他還從內廷和戶部、兵部派出大量的官吏去清查各地的軍屯、軍庫、皇莊、糧倉、漕糧、兩淮的鹽政，還有國庫下撥的資金。
一方面打擊貪污、瞞報，另一方面劉瑾千方百計增加國庫收入，除了罰款以外，劉瑾增加各地銀礦的攤派，並增加各地軍屯上交的稅收，此舉是最要命的，一方面對軍屯進行清查，另一方面又對其掠奪，這些直接導致了後面的兵變，也成爲劉瑾覆滅的一個誘因。
劉瑾的策略可以總結爲一緊一收，開支縮緊加上稅收增加，如此一來既可以增加國庫收入，還能爲皇帝和自己增加收入，對宣德年以來的弊政也有很大的糾正作用。劉瑾的治貪不僅對準天下官吏，對於自己的親信和內廷宦官也在所不惜，宦官楊鎮因爲在南京受賄被劉瑾親自交給南京三法司會審，親信劉宇因爲所轄地耗損頗多也受到責罰。此時的劉瑾早已走上汪直的道路，跟汪直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跟汪直一樣跟全天下的人作對，這裡面不僅有官僚，而且還有皇室、宦官，更有軍人，就連八虎中的其他七虎也對劉瑾心生不滿。在他的統治下，整個帝國的人戰戰兢兢，官員稍微出現一點差錯就會被處罰，出現紕漏的官員不等劉瑾來查便已自殺而死，還有的官員因爲畏懼劉瑾竟然將家人、親戚、朋友也檢舉出來，而劉瑾也鼓勵互相詰奸，我們的帝國似乎又重回洪武時代。
敏銳的人知道劉瑾這座大廈已經開始遙遙欲墜，從中樞到地方，從內廷到外廷，從政府到軍隊都瀰漫着一種不安的氣息，一種騷動的氣息，帝國彷彿又重現景泰、天順年間的情景。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的一天，內廷宦官將一份匿名彈劾劉廷的奏摺故意扔到早朝的御道上，奏摺被一御史拾到，這份奏章被送到了朱厚照面前，奏摺上羅列了劉瑾的幾大罪狀。此時的劉瑾正處在如日中天的時候，而且這份罪狀又沒有署名，朱厚照自然將這視作陰私之事，朱厚照命所有大臣跪在殿外，讓羣臣自招。
慌里慌張趕來的劉瑾看自己還沒動手，皇上已經叫衆人跪在那裡了，他在那裡破口大罵，劉瑾在那裡折騰了一整天也沒查出來什麼，到了夜裡便把三百名官員帶到了鎮撫司盤問，也是毫無結果。第二天才清楚乃是一宦官所爲，這事就這樣告一段落。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個對劉瑾不滿的宦官所爲，但何嘗不是所有人的共同想法，雖然劉瑾又一次取得了勝利，但這次卻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劉瑾對天下臣僚們的跋扈已經得罪了所有人，當所有人都認爲你該完蛋的時候大約便是你會完蛋的時候，此時已經有部分人開始醞釀倒劉。
安化王朱寘鐇是封在陝西慶陽縣的一個王，通常人們知道正德朝有寧王叛亂，卻不知道還有個安化王先於寧王起事。人們不解的是正德年間的宗室叛亂爲何如此多，也同時不解一個封在西北的小王爲何也敢叛亂，其實這既跟劉瑾有關，也跟朱厚照有關。
劉瑾清理屯田，讓軍戶納糧，西北就是重點，陝西當地的駐軍早就怨聲載道，而安化王朱寘鐇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他才利用軍士的不滿乘機發難。無論是安化王朱寘鐇，還是後來的寧王朱宸濠，我們都覺得非常奇怪，這些毫無勝算的藩王爲何要如此？或許唯一的解釋還是《皇明祖訓》在起作用，大概這些藩王真的以爲自己乾的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抑或他們真的是爲了這個國家好也不得而知。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的一天，安化王朱寘鐇將當地鎮守太監、總兵等人請到王府飲宴，席間安化王將一干地方官員殺死，接着又帶着他的兵將朝廷派在慶陽的巡撫都御史殺掉，然後寫檄文傳至四方的軍隊指揮官。檄文中打的旗號是清除劉瑾，所遵循的依然是《皇明祖訓》，朱元璋苦心創造的祖訓不僅沒能保證明王朝的安定，反而成了後世子孫的桎梏。
朱寘鐇打的算盤非常好，他發現各地的軍官都對劉瑾牢騷滿腹，以爲如此一來衆人會紛紛響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沒有一處響應。朱厚照接到朱寘鐇造反的奏報後，便命楊一清率兵平叛，八虎之一的張永監軍。楊一清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重臣，曾三次任三邊總制，最高官至內閣首輔，成化年間，蒙古人移居河套，陝西北部的防務突兀起來，爲了協調應對，弘治年間委派重臣總督甘肅、延綏、寧夏三鎮防務，是爲三邊總制。楊一清和張永的平叛兵馬走在半路上就傳來消息，前方叛亂已經被一名遊擊將軍平了，朱寘鐇本人也被擒獲。
眼見叛亂已平，楊一清和張永便調轉馬頭往回走，在路上兩人進行了一番交談，這番談話直接決定了劉瑾的命運。楊一清向張永分析了當今的時局，明確指出此次叛亂是由劉瑾專權引起的，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叛亂或許是帝國今後面臨的經常選項。楊一清想讓張永出面搞掉劉瑾，但張永對於這個議題並不感興趣，張永說道劉瑾對於他本人的威脅甚小，劉瑾擅權於否對於他來說似乎並不關痛癢。楊一清隨後又說道如果劉瑾被廢黜，張永或許能取代劉瑾的位置，獲取更多的好處，並指出皇帝也對劉瑾不滿了。
實際上張永最擔心的還是皇帝的態度，一旦打劉不成，反受其咬，正德三年的例子已經擺在那裡，令張永最終下定倒劉決心的是張永相信了楊一清對陛下態度的判斷，他也感到劉瑾倒臺的時候到了。
1510年8月張永帶着安化王回到北京，舉行了獻俘儀式，儀式結束後，張永乘劉瑾不在，向朱厚照說道劉瑾要謀反，請求朱厚照誅滅劉瑾。聽完張永的話，朱厚照不語，仍在猶豫，張永又向朱厚照遞上安化王謀反的檄文，並指出安化王謀反的原因就是因爲劉瑾，這時候，八虎中的其他人也紛紛附和，朱厚照終於下令拘捕劉瑾。一個權勢熏天，被稱爲“立皇帝”的人物就因爲內廷宦官的幾句話就覆滅了，由此可以看出無論劉瑾多麼強大，他只是皇帝的一顆棋子，一旦不需要這顆棋子的時候，輕輕一推即可。
雖然劉瑾被逮捕了，但必須給他安一個罪名，最好的罪名就是謀反，一旦定了此罪，怎麼處置都不爲過，當年對胡惟庸、藍玉的處理就是如此。想到此處，文官和宦官們便在劉瑾府上放置甲冑、兵器，據傳還有玉璽，然後讓朱厚照前來觀看，當朱厚照看見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大概心理也明白這是倒劉的官員們做的手腳，但他也沒說什麼，只是順水推舟而已。
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劉瑾被凌遲處死，連割三天，一代權閹就這樣莫名其妙而又迅速的從歷史舞臺消失。
關於劉瑾的一切似乎都是迷霧，史書上已經難以找到答案，我們或許只有依靠推測才能得出合理的歷史真相。
劉瑾的改革是龐大的，涉及官僚系統的一切，劉瑾將自己的變法條款編在一本書上，名喚《見行事例》，涉及吏部的有24款，戶部的有30款，兵部的有18款，工部的有13款，內容都是針對天下的弊端，但劉瑾死後，關於《見行事例》的一切都被文官們燒燬，人們已經無法知道《見行事例》裡面究竟記載着什麼內容，只能從其他史書中摳得一些細微枝葉。
劉瑾初掌大權後，跟內閣與部院的關係非常好，他對內閣首輔李東陽非常尊重，李東陽的建議他從來不違背，李東陽也尊重劉瑾。劉瑾自己學識有限，便找了一個文人張文冕，所以劉瑾主政的時候天下的奏章實際上就是由這個張文冕批紅。不僅如此，劉瑾注重選拔清廉的幹吏，所以從內閣到部院大多數人皆出自其門下，此時內廷與外廷已經聯成一體。
跟文官的融洽關係形成對比的是劉瑾跟內廷宦官關係非常緊張，八虎中的另外七虎都極其厭惡劉瑾，張永曾經當着朱厚照的面與劉瑾互毆，雖然劉瑾令人們畏懼，但內廷宦官從來沒有把他當回事，他最終還是載到了這批本應該重視而沒有重視的人手裡。正德三年的匿名奏書實際上已經表明了劉瑾與內廷的矛盾，在奏書風波後，他甚至成立內廠來對付東西二廠。
除了與宦官產生矛盾，因爲變法，劉瑾跟地方官吏、軍隊、宗室的關係也異常緊張，在安化王叛亂之前，遼東已經發生一起小規模的軍隊騷亂。現在我們要搞清楚地是朱厚照處死劉瑾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麼？正德元年文官的瘋狂使繼位不久的朱厚照地位岌岌可危，後來依靠劉瑾，形勢頓時急轉而下，朱厚照從一個毫無地位的皇帝變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但僅僅過了幾年的功夫他就對劉瑾不滿意了，這其中的原因說白了還是劉瑾過於，使得朱厚照也感到此人很棘手。但朱厚照爲何要將他凌遲處死，說來仍是令人不解。
劉瑾這個人物說來還是由於明王朝政治運行中出現了偏差而上了位，他和王振一樣力圖仿造洪武皇帝重塑這個帝國，他們都是理想化的人，就是洪武皇帝那種具備超強能力的人仍然受制於生命的長度，更可況王振、劉瑾乎？劉瑾的一系列措施過急、過猛、打擊面太大，雖然求治心切，但終是功虧一簣，在歷史的慣性面前人的力量何其渺小，雖然如此，但劉瑾時代對於後世史學家來說是應該關注的。由於劉瑾是一名宦官，無論他做過什麼，他都不容於封建禮法，他死後，他的所有變法措施立即被廢除，史書上也鮮有提及，他的變法效果我們也無從得知，關於他的一切對於帝國的士大夫們來說都是不願意觸及的話題，但在此之後，進入嘉靖年帝國的弊端卻日益嚴重起來，終是積重難返。
1510年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在這一年帝國的改革家劉瑾死去；1566年也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在這一年嘉靖皇帝逝世，隨後拉起了持續16年的隆萬大改革，無論史書對於“隆萬改革”如何粉飾，它終是沿着劉瑾的道路前進；1582年也同樣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在這一年帝國的改革家張居正逝世，在他死後他同劉瑾一樣遭到清算，從此，我們的帝國終是進入不可挽回的命運。
無論如何，劉瑾時代對於某些士大夫來說或者對於朱厚照來說都是值得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