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誰能預料到這短短的倡議書會產生這麼大的效果呢？4月6日，印度全國上下從城市到農村，真的舉行了總罷工，那真是驚人壯觀的一幕。
一百五十五難忘的一週！（上）
我在印度南部做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後回到了孟買。那天大概是4月4日，我接到尚卡拉爾·班克先生的電報，讓我趕到孟買去參加4月6日的活動。
但是德里已於3月30日舉行了罷工運動，關於總罷工延至4月6日舉行的通知到達得太遲了。當時健在的史華密·史羅德蘭吉和哈欽·阿瑪爾罕·薩希布說的話在那裡就可以與法律相抵。過去從未在德里出現過那樣的總罷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非常團結。史華密·史羅德蘭吉應邀去朱姆瑪大寺演講。當局無法容忍所有這一切。總罷工的遊行隊伍向火車站行進時，警察堵住了他們，還向遊行羣衆們開槍，死傷很多人，並在德里開始了鎮壓統治。史羅德蘭吉讓我火速趕往德里。我回電告訴他，等4月6日孟買的活動結束，我會立即動身趕往德里。
拉合爾和阿姆裡察也在重演着德里發生的事。薩提亞巴爾博士和科其魯博士要我儘快趕到阿姆裡察。當時我與他們還互不相識，我通知他們，我會先去德里，然後再去阿姆裡察。
6日早晨，成千上萬的孟買市民去喬巴蒂海邊沐浴，然後結隊去塔庫德華遊行。遊行隊伍中有幾個婦女和兒童，還有很多穆斯林也參加了。同行的幾位穆斯林朋友把我們帶到塔庫德華附近的一個伊斯蘭教堂裡，並說服我和奈都夫人發表演講。維塔爾達斯·傑羅嘉尼先生建議我們當時就號召人們使用國貨，並立下印—穆團結的誓言，但是我認爲不應草率宣誓，我們應當對已有的事業感到滿足了。一旦宣誓就不能違背，所以我們應當讓人民先充分了解使用國貨的誓言的含義，深刻了解印—穆團結的誓言背後的責任。最後我提議凡是願意宣誓的人，可於第二天早上再集會。
孟買的總罷工是完全成功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所有準備工作都完成了。我們曾經就這個問題討論過兩三件事。我們認爲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對象應是那些不得人心的法律。鹽稅法就是極不得人心的一例，而且不久前還爆發過一次取消鹽稅的大規模運動。於是我建議人民可以在自己家裡用海水製鹽，不必遵守鹽稅法。另一個非暴力不合作行爲是售賣。當時我有兩本書，即《印度自治》和《人人幸福》（魯斯金《給最後的一個》的古遮拉特文版本），這兩本書曾被明令禁止發售，這時正好重新印刷這兩本書並公開發售，這似乎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最簡單的方式了。於是我們大量地翻印了這兩本書，並安排在6日晚上在大會結束時大家停止絕食後發售。
6日晚上有一支志願者隊伍按預定計劃向人民售賣這兩本。我和沙羅珍尼·蒂維夫人兩人也坐車跟了出去。很快我們就賣光了所有的書。所得的錢全部用來開展進一步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兩本書的售價都是4安那，不過從我手上買書的人沒有僅按售價付錢。很多人把口袋裡所有的錢都掏出來買一本書，5盧比和10盧比的鈔票像雪片一樣飛來。我記得有一個人竟然用50盧比買走了一本書！我們向大家講明瞭我們賣的是，買的人有可能會坐牢。然而那時候他們完全沒有對坐牢的恐懼之情。
後來聽說政府爲了避免陷於被動，就對外宣稱原來被禁的書並沒有出售，而我們這次出售的書並不是，這些翻印的書是的新版本，出售新版本不犯法。聽說這消息後，大家都很失望。
第二天一早我們召集了一個關於使用國貨和印—穆團結的宣誓大會。維塔爾達斯·傑羅嘉尼第一次懂得了一個道理：閃閃發光的並非都是金子。那天與會者寥寥無幾。我還清楚地記得到場的幾位姐妹，而到場的男人很少。我隨身帶着已經寫好一份宣誓詞。宣誓之前，我向與會者們解釋了宣誓詞的含義。與會者這樣少，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並沒有令我感到難過，因爲我早就注意到羣衆們更喜歡搞一時激動人心的運動，而不喜歡做埋頭苦幹的建設性工作。到現在還依然存在着這種現象。
關於這種現象我將另闢一章專門來談，現在言歸正傳。7日晚，我動身前往德里和阿姆裡察。8日到馬都拉時，我收到消息說我有可能被捕。火車過了馬都拉後停在下一站時，阿恰利亞·奇德萬尼到火車上看我，對我說了我即將被捕的確切消息，還問我是否需要他的幫助。我向他致謝並向他保證，有需要時一定會請他幫忙。
火車還沒到巴爾瓦爾車站，我便接到一個不准我進入旁遮普境內的公文，可能是擔心我到那裡會引起當地秩序的混亂吧。警察打算強行帶我下車，我拒絕了：“我到旁遮普不是去擾亂秩序，而是去平息騷亂。所以恕我不能從命。”
最後火車到了巴爾瓦爾車站。摩訶德弗隨行，我讓他繼續前往德里把一路上發生的事情告訴史華密·史羅德蘭吉，並讓人民保持鎮靜。我讓他解釋清楚我決定不服從命令，但準備接受處罰，同時還讓他說明，不管我受到怎樣的處罰，倘若人民可以充分地保持平靜，勝利最終一定會屬於我們。
下車後我在巴爾瓦爾車站被警察拘押了。不久就來了一趟從德里開來的火車，我被幾個人押上了三等車廂。火車到馬都拉後我就被帶到拘留所，但是沒有人告訴我他們打算怎樣處置我，或是要把我送去哪裡。第二天一早4點，我被叫醒，隨後被押上了開往孟買的一列運貨的火車。中午時他們又在薩外馬多布爾把我押下車。有一位叫鮑林的警官從拉合爾乘特快火車趕來負責押送我。他把我押上頭等車廂，這樣我便從一個普通的犯人一躍成爲“紳士”式的犯人了，這位警官對米凱爾·奧德耶爵士[當時旁遮普省省督，他被公認爲是那一次阿姆裡察大屠殺的劊子手。
]推崇至極。他說米凱爾爵士對我個人並沒有偏見，他只是擔心我到了旁遮普省會引起騷亂，還說了很多諸如此類的話，最後他勸我自覺地回孟買，並同意不再去旁遮普。我告訴他，我不會服從這個命令，也不會主動回孟買。警官也知道他勸不動我了，就說他不得不對我使用法律手段了。我問：“那你打算怎麼辦呢？”他說他也不知道，還在等候新的命令。不久後，他說：“此刻我要送你回孟買。”
我們到了蘇拉特。在這裡又換了另一位警官看守着我。等到我們到孟買後，這個警官對我說：“現在你恢復自由了。”但他接着又說，“你最好在海濱車站下車，正好我可以叫火車在那一站停一停，可能有很多人擁在科拉巴車站。”我對他說我樂於按他的吩咐去做。他聽了之後很高興，還向我致謝。到了海濱車站，我就下車了。剛好我朋友的車子從那兒經過，就把我帶到雷瓦沙卡·傑維禮的家。我的那位朋友對我說，我被捕的消息激怒了人民，他們差不多陷入瘋狂了。他又說：“白敦尼附近隨時都可能發生暴動，縣長和警察都已經去那裡了。”
我剛一到達目的地，烏瑪爾·蘇巴尼和安娜舒也朋夫人便趕來讓我即刻坐汽車前往白敦尼。他們說：“人民已經忍無可忍了，他們非常憤怒，我們無法讓他們平靜下來，只有你親自出面才能平息事端。”
我馬上起程了，我看到很多人圍在白敦尼附近。人們一看到我就欣喜若狂，立刻結成隊伍，高呼着“祖國萬歲”和“神靈至上”。我們在白敦尼看到一隊騎馬跑過來的警察，磚頭像雨點一樣自天而降。我請求羣衆保持鎮靜，但是我們似乎阻止不了磚頭的襲擊。遊行隊伍經過阿布杜爾·杜赫曼大街向克羅福特市場走時，突然被一隊騎馬的警察擋住去路，警察阻止他們繼續向要塞行進。羣衆圍得水泄不通，幾乎突破了警察的防線了。我的聲音淹沒在人羣中間。正在此時，警察突然下令驅散羣衆，於是馬隊便立刻衝向人羣，他們一邊跑還一邊揮舞着長矛。當時有一陣子我以爲自己要受傷了。其實長矛揮過來時不過擦到了車皮。遊行隊伍被衝散了，在一片慌亂之中有人被踩踏，有人被擠傷，在那麼擁擠的道路上實在沒有容許馬通過的空隙，也沒有羣衆逃生的出路。於是騎兵們便在人羣中橫衝直撞，殺出一條血路。我想騎兵們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整個場面極端恐怖，騎兵和遊行羣衆亂成一團。
就這樣遊行羣衆被騎兵驅散了。而我們的汽車獲准前行，我們把車停在警察局門口，我要進去找警察局長控訴這些警察的暴行。
一百五十六難忘的一週！（下）
於是我去了警察局長格立菲斯先生的辦公室。在通往局長辦公室的樓梯上站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好像要準備進行軍事行動。走廊裡的氣氛非常緊張。當我被帶進辦公室後，我看見鮑林警官坐在格立菲斯身邊。
我向格立菲斯描述了我看到的情景。他只是簡略地答道：“我不希望遊行隊伍前往要塞，因爲到了那裡難免會發生暴動。可是人們不聽勸告，所以我只好下令讓騎警把他們衝散。”
“可是，”我說，“你是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的。那些馬一定會踩到人。我認爲根本沒有必要派騎警去衝散羣衆。”
“你不能妄下斷言，”格立菲斯說，“我們身爲警察，當然比你更清楚你的主張會對人民產生怎樣的影響。所以倘若我們不斷然採取措施，局面就會無法控制。我告訴你，人民一定不會被你控制。他們很快就會服從法律的，他們是無法明白保持和平的責任的。我不否認你的用意是好的，不過人們是不會理解你的意圖的。他們只是在受本能的驅使。”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我說道，“人民的天性是愛好和平而不是暴力。”
就這樣我們又爭論起來。最後，格立菲斯說：“如果人民的確不認同你那一套說法，你又打算怎麼辦呢？”
“如果真是這樣，我會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真的嗎？聽說你對鮑林說過，你一獲釋還打算去旁遮普。”
“是的，我原本打算乘下一班火車。不過今天不行了。”
“如果你有耐心，就應該停止這種行爲。你知道現在阿赫梅達巴發生了什麼嗎？你知道阿姆裡察發生了什麼嗎？那些地方的羣衆幾乎是瘋了，我還沒有了解到所有事實。但我知道有些地方的電線都被割斷了。我告訴你：所有暴動都要由你負責。”
“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真是我的責任，我一定會負責。阿赫梅達巴也發生暴動了嗎？如果這是真的，我很驚訝，也非常痛心。但是我從沒去過阿姆裡察，那兒也沒有人認識我，那兒的暴動不能算到我的頭上。而且如果不是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我想我一定可以幫助他們維持那裡的秩序。但是他們逮捕我，反而激怒了人民。”
我們一直這樣爭論下去，無法取得共識。我告訴他我想在喬巴蒂召開一次羣衆集會，我號召人民保持鎮靜，說完這些我就同他告別了。羣衆集會在喬巴蒂海灘上舉行。我給人們詳細地解釋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責任和界限，我說：“非暴力不合作主義是誠實的人的一種武器，一個非暴力不合作者首先要堅守‘非暴力’的原則，只有人民在思想上、言論上和行動上都能遵守這個原則，我才能進行羣衆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安娜舒也朋夫人也聽說了阿赫梅達巴發生暴動的消息。有人散佈謠言，說她也被捕了。紡織工人聽說她被捕後，氣得昏了頭，他們舉行了罷工，甚至還採取了暴力行動，打死了一名警官。
我連忙趕往阿赫梅達巴。我還聽說有人企圖破壞納提亞車站附近的鐵軌，還有一位維朗坎的政府官員被殺害，阿赫梅達巴正在戒嚴，人民非常驚慌，他們曾經採取過激的暴力行動，現在政府要讓他們連本帶利地付出代價。
我到車站時有一位警官在那裡等着我，他護送我去警察局長普拉特先生那裡。我發現局長非常生氣，於是我便溫和地與他交流，並表示我對當地目前的暴動感到遺憾，但我認爲沒有必要戒嚴，我願意與他合作儘早讓局面穩定下來。我希望他准許我在沙巴瑪第學院的廣場上召開一次羣衆集會，他同意了。大概是在4月13日，也就是週日那天大會舉行了，也是在那兩天，戒嚴令撤銷了。我在大會上發言，極力想讓人們明白他們自己犯下的錯誤，並宣佈我將絕食三天以示懺悔，呼籲人民也絕食一天，我還建議那些參與了暴行的人自覺承認自己的罪過。
我知道自己對這場暴動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我無法忍受工人們也參加了暴動的這個事實，因爲我曾爲他們服務，在他們身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並對他們寄予厚望，而他們居然犯了罪，身爲他們中的一員，我無法替自己開脫。
一方面我建議人民反思自己的罪過，另一方面我也建議政府寬恕他們的過激行爲。但是兩方面都不接受我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