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英語，因此我們在一起工作並沒有什麼困難。然而我還是想學會泰米爾文和德魯古文來報答他們的眷愛。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學泰米爾文小有所成，但是德魯古文，雖然在印度學過一點，但只限於字母。現在恐怕我永遠學不會這兩種語言了，因此唯有希望德羅維達人能夠學會印度斯坦語。旅居南非的德羅維達人中，雖然不會說英語的那些人的確會講點印度語或印度斯坦語，只是講得很蹩腳。而那些會講英語的人卻不願意學印度斯坦語，彷彿懂得一點英文倒成了他們學習本國語言的阻礙了。
我把話扯遠了。還是繼續講完我的航程吧。向讀者們介紹一下“彭戈拉”號的船長。航行中我們已經成爲朋友了。這位好心的船長是普魯茅斯教友會的會員。我們的談論涉及的精神性話題遠多於航海生活。他把道德和宗教信仰明確地分成兩個部分。對他而言，《聖經》的教誨如同兒戲，它的優雅之處就在於它的質樸。他只會說，讓所有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去信仰耶穌以及他所作的犧牲吧，他們的罪過必定是會被救贖的。很自然地，這位朋友勾起了我對比勒托裡亞普魯茅斯教友會的記憶。我們一直爭論的話題，是關於宗教是否強加給人們道德上的束縛。爲什麼我不可以吃肉呢？吃牛肉又有什麼呢？上帝創造的所有下等動物，不就是爲了讓人類享用嗎？舉例來說，上帝創造植物世界的目的也是如此。這些問題不免把我們捲入對宗教的爭論中去。
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我堅持自己的見解：宗教和道德是二位一體的。而船長持相反的意見，同樣也深信不疑。
航行二十四天之後，愉快的旅程結束了。欣賞過胡格利河的美麗景色後，我在加爾各答上岸，並於當天搭火車前往孟買。
五十在印度
前往孟買途中，火車在阿拉哈巴停留了四十五分鐘。我決定利用這段時間去城裡逛一逛，還得去藥店買點藥。藥劑師還在半夢半睡之中，配藥時慢慢吞吞的，導致我趕回車站時剛好火車開走了。原本站長好心爲我延緩了一分鐘，但還沒見我回來，只好周到地叫人把我的行李拿下火車。
我在當地的克爾尼旅館住了下來，決定就在這裡做一點工作。我曾聽人說起過關於阿拉哈巴的一家報紙——《先驅報》的諸多情況，也知道這家報紙是站在背離印度人民意的立場。我記得當時小吉士尼先生是該報的主編。我爲了爭取到各方面的幫助，便寫了一張便條給小吉士尼先生，向他說明我如何誤了火車，希望跟他約個時間談一談，使我可以在第二天離開。他當即答應了，尤其令人高興的是他耐心地傾聽了我的意見，答應在《先驅報》上報道我寫的任何作品，但聲明他不可能贊成和支持印度人的所有要求，因爲他必須要在報紙上給予殖民者的觀點以充分的篇幅和應有的分量。
“這就夠了，”我說，“只要你答應在你的報上研究有關問題並加以討論。我所要求和希望的，不過就是我們所應得的最基本的正義罷了。”
那天，我把其餘的時間都花在參觀雄偉壯麗的三河匯合處（Triveni）[即恆河（Ganges）和亞穆納河（Jumna）匯合之處，被印度教徒視爲聖地。
]，並計劃着手頭的工作。
這一次與《先驅報》主編的意外談話，爲以後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筆，這些事件最終導致我在納塔耳受到了刑罰。
我沒有在孟買逗留，而是直接回了拉奇科特，開始準備寫一本關乎南非局勢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從寫作到出版花了大約一個月的工夫。它的封面是綠色的，此後便以“綠皮書”著稱。在這本小書中，我有意識地描畫了一幅南非印度人受壓制狀況的景象。文筆比前述那兩本小冊子溫和許多，因爲我知道遠道傳播的事實可能會顯得像誇張之詞。
這本小冊子共計印了10000份，寄發到印度各大報紙和各派的領袖人物手中。《先驅報》率先刊登了關於這本小冊子的評論文章，由路透社摘要後發到英國，接着又由倫敦總社摘要後發到納塔耳。這份電訊登出來不過三行，儘管內容簡要，卻誇大了我對印度人在納塔耳的生活境遇的描述，而且根本沒有引用我的原話。以後我會說明這件事在納塔耳造成的影響。同時各大報紙都大加評論了這個問題。
要寄出去這些小冊子不是容易的事。僱人包裝也很費錢，不過我想到了一個更簡便的辦法。我把當地的兒童都集中起來，請他們每天早上沒有課時志願勞動兩到三個小時。他們都樂於接受，因爲我答應把收集的郵票分送給他們作爲獎勵。很快他們就完成了任務，這是我初次體驗招募兒童爲志願工作者，其中有兩位小朋友已成爲我今日的同事。
那時孟買爆發了瘟疫，周圍地區的人們都惶惶不安，擔心拉奇科特同樣不能倖免。我覺得我進衛生部門可能會起點作用，便向政府提交了我的申請，政府接受了申請，並委派我去負責這項工作的委員會工作。我特別強調廁所清潔這一問題，委員會決定檢查每條街道的廁所。貧苦人家並不反對我們的檢查，而且還按照我們的建議去改進他們的清潔衛生狀況。然而當我們去檢查大戶人家時，有的竟然拒絕我們進去，更不必談接受改進意見了。我們普遍的結論是：大戶人家的廁所比窮人家的還要髒。他們的廁所陰暗污穢，臭不可聞，蛆蟲橫生。我們提的改進意見很簡單：用桶來盛糞便，免得遍地都是糞便，拆除廁所的隔牆，使廁所裡有充足的光線和空氣，也便於清掃。這些人家提出了無數反對這些建議的理由，很多人置之不理，根本不去執行。
此外，委員會還必須要檢查“不可接觸者”居住的地區。委員會中只有一個成員願意同我一起去看看。其他人認爲去那種地方本身就很荒謬，更不必說還要檢查他們的廁所了。但是對我而言，去看看這些地方倒是一件意外之事，令人又驚又喜，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參觀這一類地區。那裡的男男女女看見我們來了都相當驚異。我請他們帶着我們去檢查他們家裡的廁所。
“我們的廁所！”他們驚訝地叫道，“我們都是到外面的空地上方便的。只有你們大人物纔有廁所。”
“那麼，不介意我們去看看你們的屋子吧？”我問。
“十分歡迎，先生。你們儘管隨便檢查我們家裡的任何一個角落。我們住的算是什麼屋子，不過是洞穴。”
我進屋一看，很高興看到屋裡和屋外一樣乾淨。過道也打掃得乾乾淨淨，地面都用牛糞塗抹得整潔美觀，少數幾個罐子和盤碟也洗刷得閃閃發亮。根本不必擔心這種地方會有瘟疫爆發。
而在有錢人家的住宅區裡，我們曾見過的一個廁所，不得不讓我在這裡多寫幾句。那家的每個房間都有一條小溝，水和尿都排到小溝裡，所以整個屋子都瀰漫着臭味。其中有一棟屋子有一層帶樓的寢室，屋裡的小溝被用來排泄大小便。這條小溝又有一條管子直通樓下。所以，整個屋子臭不可聞，而住在裡面的人如何能睡得着，只有憑讀者去想了。
此時，委員會還檢查了毗溼奴教徒膜拜的哈維立神廟。哈維立神廟的住持和我的家庭關係很好，因此他同意我們隨意檢查以及提出任何改進意見。哈維立神廟中有一個地方連他自己都沒有去過。人們常常從牆外扔到這裡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還有作爲餐盤用的葉子，於是這裡便成了烏鴉和老鷹的棲集之所。廟裡的各個廁所自然也是很髒的。我在拉奇科特待的時間並不長，因此這位僧侶究竟採納了多少我們的意見，我不得而知。
當看到一個受人們膜拜的地方居然是這樣糟糕時，我心裡很難過。毋庸置疑，人們都希望一個神聖的地方要非常重視環境的清潔衛生。據我所知，即便在當時，許多宗教經典的作者對於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潔淨是同樣看重的。
五十一兩種熱情
很多人難以像我這樣對英國憲法無比忠誠。現在我明白我對真理的愛的根源就是這種忠誠。我不可能假裝有忠誠或是別的什麼美德。我在納塔耳參加的每一個會議，沒有一次不和大家一起唱英國國歌的。我並非不清楚英國人統治的缺點，但總體來說，我可以接受。當時我相信英國人的統治在整體上對被統治的人民是有好處的。
我在南非看到的種族歧視，的確與英國人的傳統背道而馳，而我相信那不過是暫時的或是存在於個別地方的現象。所以我同英國人一樣，爭相效忠於英王，謹慎地堅持學唱“國歌”，只要有人唱起這首歌，我也跟着一齊唱。遇到有機會表達忠誠的時刻，我總會毫無矯飾地參加。
一直以來，我從來不曾濫用過這種忠誠，也從沒有想過要借忠誠達到自私的目的。對我而言，忠誠是一種不求報償的義務。
回到印度那時，舉國上下正在籌備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週年的慶典活動。拉奇科特也爲此事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我獲邀參加。雖然接受了這個邀請，但內心懷疑這種慶祝恐怕不過是做做樣子而已。我果真發現其中有很多騙局，相當難過。我開始捫心自問是否還該留在委員會工作，最後我決定：只要盡好本職，我就心滿意足了。
慶典活動中有一項倡議性活動是植樹。我看到許多人植樹不過是爲了做做樣子以討好達官貴人罷了。我曾勸告他們：植樹不是強制性的，而是一種倡導；要麼就認真地種植，要麼就根本別種。我記得他們對我這種說法不以爲然，還訕笑起我來。我也記得我仔仔細細地種植那些分配給我的樹苗，還細心地澆水和認真地看護。
我教家中的孩子們唱英國國歌。記憶中還教過當地師範學院的學生，不過我不記得是爲慶祝女王登基六十週年還是爲慶祝愛德華七世加冕爲印度皇帝。後來英國國歌的歌詞引起了我心中的震動。隨着“非暴力”的觀念越來越成熟，我的思想和言論也格外謹慎了，越來越注重自省。歌詞中有這麼幾行：打垮我們的敵人，讓他們片甲不留；攪亂他們的政治，粉碎一切陰謀。這幾句和我的“非暴力”觀念產生了嚴重的牴觸。布斯博士也是同感，一個信奉“非暴力”的人唱這種內容是非常不合適的。我們憑什麼判定所謂“敵人”就都是“歹徒”呢？而敵人就一定是壞人嗎？我們祈求神靈賜予的，只是正義。布斯博士完全贊同我的觀點，他爲聽他佈道的人編了一支新歌。關於布斯博士，我們以後再談。
我不僅秉性忠誠，還生來就喜愛護理別人，無論是朋友還是陌生人。
在拉奇科特，儘管忙着寫作關於南非的那本小冊子，我還是有一個機會匆匆去了一趟孟買。我打算在各個城市組織幾次集會來引導公衆輿論去討論關於南非的問題，而孟買就是我首選的城市。首先，我拜訪了蘭納德法官，他認真地聽完我陳述，勸我去見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然後我又去拜訪巴德魯丁·鐵布吉法官，他也提供給我相同的意見。他說：“蘭納德法官和我能提供的幫助很有限，你知道我們在公衆事務中的地位，我們起不了多大作用，不過我們對你深表同情，現在能夠有力地指導和幫助你的人，只有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
我當然想拜見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而兩位老前輩建議我按照他的意見行事這一點，使我更清楚地知道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確實對公衆有很大的影響力。按既定計劃，我如期見到了他，而且準備好去承受他的威儀了。以前我早就聽說他所贏得的名頭，知道我要見的是“孟買之獅”、“本省的無冕之王”，然而真正見面時，這位無冕之王並沒有嚇壞我，相反，他像一位慈父對已成年的兒子一樣來接待我。我們的會面地點是他的寢室，他身邊圍着一羣朋友和信徒，其中有德·葉·瓦恰先生和卡瑪先生，有人把我介紹給大家。早聽說過瓦恰先生是費羅澤夏爵士的左右手，維爾昌德·甘地先生也跟我說過他是一個相當優秀的統計學家。瓦恰先生對我說：“甘地，咱們找個機會再談一談。”
大家最多用了兩分鐘的時間互相作了介紹，接着費羅澤夏爵士非常仔細地聽我講述。我跟他提起我已見過蘭納德法官和鐵布吉法官。“甘地，”他說，“我看我必須得幫助你在這裡召開一個羣衆大會。”說完轉身讓他的秘書孟希先生定一下集會的日期。日子定下來後，他便與我告別，讓我在開會的前一天再來見他。這次會面消除了我對他的畏懼心理，於是我興高采烈地回家了。
這次逗留孟買期間，我還去探望了正臥病牀榻的姐夫。他不怎麼有錢，而我姐姐也不太會照顧他。他病得很嚴重，我建議帶他去拉奇科特養病。他同意了，所以我便和姐姐、姐夫一起回拉奇科特。他的病比我預期的時間拖得長。我把姐夫安置在我房裡，日以繼夜地守護着他，有時夜裡我完全沒有時間睡覺，一部分時間用來看護他，同時還在寫那本關於南非的小冊子，可是後來回天乏術，姐夫還是去世了。但在他臨終的那些日子，我有機會盡心盡力地看護他，內心就感到很安慰了。
我喜愛護理別人的天性逐漸發展成一種很大的熱情，甚至常常爲此拋開自己的工作。我一個人忙不過來時，就把妻子乃至全家人都拉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