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出生在貧苦家庭
我是1948年農曆二月初二，也就是龍擡頭節日這天，在薊縣城內西南隅林家衚衕出生的，後來經查萬年曆得知這天是公曆3月12日。公元1948年是中國農曆戊子年，也是鼠年。因爲我的屬相是老鼠，和“龍擡頭”沒什麼關係，所以雖然這天是民間的小節日，但是對我來說也不算什麼“吉利”的日子。我出生的時辰是申時（15時——17時）的後半時，也就是在傍晚太陽還有一竿子多高時降生的。那時家裡沒有鐘錶，也不講幾點鐘，以當時的天黑時間估計，應該是下午四點多鐘到五點來鍾。按老百姓的說法，屬鼠的人如果在早晨出生就是“好命的”，因爲老鼠是晝伏夜出的，早晨正是已經吃飽肚子，躺在窩裡休息的好時刻。可惜我是傍晚降生的，這是窩裡的老鼠肚子飢餓，準備天黑出去覓食的時刻。所以，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就說我一生下來就是捱餓受累的命。
我母親說我一生下來就是捱餓受累的命，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爲我家在解放前是貧農（在本文第三章“我家的身世”第四節“我家的經濟狀況”中作了介紹），生活條件一直是比較困苦的。全家由我太爺爺（曾祖父）孟昭信操勞，維持十多口人的生活。到日僞時期，全家有自己家後院的園田三畝三分，在城南季莊的水稻田四畝，城西北何家墳（津圍公路西側西北隅大市場北面，現在的水利工程公司對過）旱地一畝三分，大坨子（現在的三八水庫裡）十畝多旱地，七裡峰有旱地二畝五分。水旱園田一共20多畝，但是打的糧食還是不夠吃，需要從市場上買進一部分。
1942年冬，我曾祖父孟昭信病故後，大家庭解體，西院的三層茅草房（當時我家東院的那層草房被日本隊部徵用作馬廄）和20多畝田地按三股均分。我曾祖母（俗稱老太太、太奶奶）一個人代管三兒子孟憲奎（1937年在北京讀書時，爲抗日投筆從戎，參加29軍宋哲元的隊伍，後隨部隊轉戰南方。1942年時雖與家裡失去聯繫，但是家中認爲他還在軍中，所以分家時分得一份家產。抗戰勝利後直到現在也無音信，估計已在抗戰中殉國）應分得的一份，我二爺孟憲增一家四口人分得一份，我家五口人分得一份。
那時我家裡有我奶奶，我父親、母親、二叔（當時在西大街楊家鐵匠鋪學徒）、姑姑共五口人（我爺爺在1929年21歲時，因被人勾引參加賭博，欠下賭債——賭場借的“高利貸”無力償還，又經受不住家長的責備而投井自殺）。分家單過後，家中後院有園田一畝一分，城南冀莊有水稻田一畝三分，城西北何家墳（西北隅大市場北面）和對面大坨子（現在的三八水庫西部）有旱地五畝左右。那時家裡的園子自己種植，可以保證自家吃菜不用買，春夏蔬菜旺季時還可以到街上賣出一些。冀莊的稻地與人家種分收，好年景可以分得200斤左右的稻穀。城西北的旱地只適合種穀子、玉米、豆類等一年一熟的耐旱作物，那時的土地產量低，風調雨順時一畝地產150多斤，大旱年景每畝地也就產百八十斤。這六七畝地加在一起也不過一千斤糧食，除去交公糧，勉強夠吃，沒有餘糧可賣。家裡的糧食中除去一百多斤大米（一百斤稻穀可碾成七八十斤大米），其餘就是高粱穀子玉米雜豆，沒有小麥。高粱和穀子小部分碾成米，在過節或來客人時撈“乾飯”（米飯）吃，大節日吃大米飯，小節日或來客時吃小米飯高粱米飯，或者大米小米摻在一起的二米飯。大部分高粱穀子帶着糠皮軋成高粱面和穀子面（不是高粱、穀子碾成米後再磨成的高粱米麪和小米麪，而是帶糠皮的混合面。這種面子，嚼在嘴裡沙沙的墊牙，很難嚥下去），和玉米麪一起在平時貼餅子或熬粥吃。過去的菜餡餅子，使用的是較粗糙的玉米麪、高粱面（細面出面率低，吃不起）摻榆樹皮做的。因爲高粱面玉米麪本身粘性小，人們就從榆樹上剝下嫩皮（不是外面黑色表皮，而是裡面粘性大的白色纖維部分）曬乾後，用碾子軋成面，與玉米麪或高粱面摻在一起包菜餡餅子，做餡用的菜多是季節性的“大路菜”（白菜、菠菜等高產菜或野菜）。豆子一部分留在春節前作豆餡，蒸玉米麪豆餡餑餑吃，一部分軋成豆麪做麪湯或者攤煎餅吃。家裡沒有麥地，過節吃白麪要到市上去買。平時家裡喂不起肥豬，只養幾隻下蛋的母雞，把碾米時簸出來的穀糠高粱糠用來餵雞（災荒年頭穀糠、高粱糠、麥麩子都被人吃了）。家裡積攢的雞蛋除去過節來客以外，平時捨不得吃的，要拿到市上去賣。因爲穿衣服，吃油鹽醬醋都需要用錢買。家裡沒有餘糧，只能靠賣些蔬菜和雞蛋換點錢花。
由於家裡細糧很少，只有過節才吃大米和白麪，一年也就有數的那些天。習慣是：每年臘月二十三（俗稱小年）祭竈，吃糖瓜（核桃大圓球狀的水果糖），中午吃一頓白麪和豆麪混合面素餡餃子；然後開始烝幾大鍋玉米麪豆餡餑餑，（富裕人家是蒸白麪豆沙包）準備正月初六以前吃。臘月二十九（小月的二十八）中午，吃一頓白麪素餡餃子；過春節那天中午，大米乾飯粉條燉豬肉、再炒幾個菜；三十晚上吃餃子（白菜豬肉餡）；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和初五的早晨，吃白麪肉菜混合餡餃子，中午吃玉米麪鬥餡餑餑和剩餃子。正月十五元宵節，早晨吃餃子,晚上吃元宵。出正月以後，還有三個大節日。即四月十五“過廟”（也稱廟會，和過節一樣休息一天吃頓“好飯”。但不同地區，廟會的日期不同，薊縣城裡是每年四月十五過五名山廟，而馬伸橋是三月十八過龍山廟）；五月初五端午節；八月十五中秋節。這三個大節日的中午，都要吃大米乾飯，粉條燉肉，再炒點菜。那時端午節吃的糉子，元宵節吃的“元宵”（湯圓），貧富人家也是有區別的。富裕人家講究吃“江米”（粘稻米，也稱糯米）包的糉子和“江米麪”的“元宵”，而且糉子餡和“元宵”餡也有澄沙、芝麻、五仁果脯等多種多樣。而窮人家包糉子用的是粘高粱米和小黃米（粘小米），糉子餡一般只是大棗和豆餡兩種。窮人家吃元宵也是粘高粱米和小黃米軋成的面做的，“元宵”餡也就是用紅糖、炒熟的芝麻面和白麪摻在一起做的。總的說，雖然元宵節和端午節大家都吃“元宵”和糉子，但是用粗糧製作和用細糧製作的元宵和糉子，口感和味道是不同的。另外，每年還有八個小節日。即二月初二“龍擡頭”，要吃頓白麪，或蒸饅頭或包餃子（富裕人家也吃肉）。還有農村講究“頭伏包子（饅頭或菜餡包子）二伏面（麪條）三伏烙餅炒雞蛋”，“立春烙春餅，立夏煮雞蛋，立秋添秋膘，立冬抗嚴寒”。這七天的中午有時也吃白麪或者大米小米飯，這樣一算，普通人家一年下來吃大米白麪的日子，只有十九天。即使大人、小孩子過生日，也只是在生日的頭天晚上煮麪條（白麪或者雜豆麪的），生日這天中午煮幾個雞蛋吃而已，飯菜還是平常一樣（這不算正式的“過生日”，過去講“人過七十（歲）古來稀”，“六十六慶大壽”，66歲以前不辦生日筵席，不搞祝壽活動）。有時家裡來了客人，吃頓大米摻小米的二米飯，熬青菜之外再炒幾個雞蛋，還不是全家人都跟着吃。其餘的日子，就是吃那些連糠帶皮的粗糧了。所謂窮苦人家吃糠咽菜，就是說吃粗糧也不是淨米淨糧，而是連麩子帶糠的吃。吃菜也是大鍋熬，鍋底熬菜，上面貼餅子“一鍋掀”，熟了能往菜裡點一點香油就不錯了。二兩香油可以吃一年。不是過年過節不用油炒菜，全年也吃不了幾斤油。
1945年秋日本投降以後，我父親在村裡當幹部，就把我家東院的房子要回來了，全家搬到東院的正房去住。1946年第一次土地改革時，因我家土地低於村裡的平均數，就在城南分了二三畝夜潮地（土壤比較溼潤，適合種冬小麥，可一年兩熟產量較高的好地），種上小麥後又因國民黨軍隊佔領薊縣城（1946年9月國民黨傅作義部隊佔領了薊縣城，成立了縣政府和國民黨縣黨部）而被反攻倒算要了回去。那時期全副武裝的國民黨兵還曾經到我家裡去抓我父親，嚇唬我奶奶。再加上1947年6月國民黨軍隊撤退時，製造了“北大井慘案”，殺害了38個（也有說是42個）從農村抓來的土改骨幹，使城裡的老百姓心有餘悸。所以，1947年冬二次土地改革時，再分房子分土地也沒有多少人敢要了。當時我家只有我祖母和兩個兒媳婦（姑姑已經出嫁，我父親在馬伸橋區政府當公安助理員，那時共產黨的幹部沒工資，只是家裡的土地由村幹部派人“代耕”即幫助耕種收秋。我二叔在馬伸橋的鐵匠鋪做工，每月掙三塊大洋錢，他是1947年結婚的）在家務農，原有的土地還要找人幫忙，更不想再要土地了。家裡的三個女人出於膽小怕事的心理，二次土改中沒敢再要房屋浮財之類的勝利果實。
1948年農曆2月我出生了，母親在月子裡也只是每天吃些小米粥，在剛生完孩子的那幾天喝些紅糖水，吃幾個煮雞蛋。孩子的“十日”一過，糖水和雞蛋都吃不起了。至於現在產婦所吃的排骨湯、豬蹄湯、鯽魚湯、燉老母雞等，那時窮人家的產婦都享受不到。幾個月後，1948年7月頑軍二次進攻薊縣城，薊縣城裡又被國民黨軍孫殿英部隊佔領了28天，縣城裡的共產黨的縣、區、村幹部們都轉移到鄉下去了。國民黨兵又到我家搜查我父親。當時我才幾個月，他們把我抱過去戲稱我是“小八路”，當時把我母親嚇壞了，怕他們把我摔死。幸好他們還是有人性的，只是出於對小孩的喜歡才抱我的，等他們走了以後，全家人才鬆了一口氣。
1948年農曆9月，我的堂弟——也就是我二叔的長子也出生了，我奶奶一年之內抱了兩個孫子。必然要影響我母親和嬸嬸兩個人的務農時間，增加了家裡的生活負擔。這時雖說薊縣已經是解放區，可我家的生活水平並沒有隨着政治上的翻身解放而有多少提高。
我的嬰兒時期就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度過的，那時的小孩不象現在這樣整天有大人抱着，或者用小童車推着到外面去玩。
那時我家沒有男勞動力，我二叔在鐵匠鋪做工，沒空幹莊稼地裡的農活，我父親在外地上班，也沒空幹莊稼活。好在那時因爲我父親是國家幹部，本人沒有工資，村裡負責“代耕”，耕地、種地、收秋等城外土地裡的“大活”，村裡派人幫助幹活，同時自家人也必須到地裡監督和指揮。家裡的園田種菜種玉米等村裡不管，菜園子裡的農活和城外地裡莊稼的平常管理，都要由我奶奶、母親和二嬸她們自己幹。
由於大人要到菜園子或者城外地裡幹農活，小孩子放在炕上用“壓枕子”壓住，然後把屋門一鎖，就去外邊幹活了。至於孩子是睡是醒，是哭是笑，是拉是尿，那就沒人管了。只有到中午纔回家時纔給孩子餵奶喂水換“褯子”（薊縣人對尿布俗稱“屎褯子”）。“壓枕子”是過去北方農村常用的一種嬰兒用品，就是一塊一米見方的粗布兩側做成圓桶形枕頭（枕頭裡邊裝的是玉米粒或高粱粒，比較重）形狀。每當孩子吃完奶，躺在炕上休息時，就在孩子身上蓋的小被子上邊用“壓枕子”壓住，可以使小孩保持一定的姿勢。防止小孩在炕上亂動亂爬。
那時的小孩也不像現在這樣除去吃母奶之外，還要喝奶粉果汁等營養食品。富裕人家的小孩母奶不夠吃，可以僱奶孃。再大些可以喂蛋羹、肉粥（把肉剁成碎末熬粥）等高營養飯食。過去工業不發達，沒有奶粉，商店裡賣“代乳粉”，類似現在的奶粉，又甜又香。據說是用藕粉、栗子粉、白麪精粉等用油炒熟再加白糖製作的，營養價值也很高。但是這屬於高檔消費品，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吃不起。在我小的時候，雖然店鋪裡有賣“代乳粉”的，但是家裡買不起，我和堂弟都是在五六個月母奶不夠吃以後，就是吃玉米麪糊糊。玉米麪糊糊是用細玉米麪熬成的比較粘稠的粥，比大人們吃的玉米渣、高粱渣粥要好吃的多。開始小孩也是吃不慣的，據說開始給我往嘴裡喂玉米麪糊糊時，我不願往下嚥，還往外吐，母親就在糊糊裡摻點紅糖，有了甜味了，我才肯嚥下去。後來逐漸少放紅糖，直到不放糖也肯吃了。到一週歲以後，開始喂乾的飯食。喂乾的還不是讓小孩直接吃乾的飯食。而是由大人（多爲孩子的母親）把米飯或者玉米麪餅子，用嘴嚼碎，攙着唾液一起放進小孩嘴裡，讓小孩吃下去（現在農村婦女也有用此法喂小孩的食物的）。一般在兩週歲後孩子長槽牙了，才自己直接吃飯。我的嬰兒時期就是吃着這樣的飯食張大的。
那時的兒童保健工作只有一項，就是國家免費爲嬰幼兒接種牛痘疫苗，預防“天花”疾病。這就是所謂的小孩“種花”，種過“花”的小孩胳膊上都有個疤痕，俗稱“花”。我記事後就知道自己胳膊上有個“花”，有“花”的孩子一輩子不再“出花”（指天花病發作），不會落個“麻子臉”。至於“種花”時胳膊痛不痛，哭沒哭，“種花”後還有什麼反映，我就不知道了，那時還“不記事”呢。
我的右手拇指指甲蓋也和其他九個指甲蓋不同，這個指甲蓋顏色深不光滑，生長的速度也比較慢，據說是小時候“生篆指”（指甲縫裡長瘡流膿水）造成的，據說當時很疼，我總是哭。經過上藥治療總算好了，舊指甲蓋脫落了，新長出的指甲蓋落下疤痕。不過這還是小病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還差點沒被“扔出去”。“扔出去”是過去薊縣城裡人對夭折嬰兒的俗稱，以前嬰兒的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嬰兒夭折是司空見慣的，人們也不太理會。據說我過了一週歲後，因能吃五穀雜糧的飯食了，就得了一種大肚子病，肚子鼓脹的很大很硬，吃不進東西喝不進水。那時還沒有縣醫院，按照中醫的說法叫“雜癆”，因爲不吃東西，也沒法灌中藥湯子。很快就瘦的皮包骨，奄奄一息。家裡連破葦蓆片都預備好了，準備在我停止呼吸後，就破席片一裹，挖坑埋了。後來聽說個“偏法”，把河裡長的水稗子的籽炒熟軋成碎面，用水和成餅子狀貼在肚臍上，外面用布條子裹好，即可使肚子變小。據說這個“偏法”還真管事，貼上以後不久，腸胃上下就通氣了，拉出許多黑綠色的稀湯，肚子就小了，也能吃奶了，慢慢的就好了。現在估計是嬰兒消化不良造成腸梗阻一類的病，平時如果經常吃些“嬰兒安”類的幫助消化的藥，也不至於會發展到那麼嚴重。不過這些痛苦過程我也沒記憶，只是聽母親說的。總之，我的嬰兒階段與現在的嬰兒們是無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