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月中旬的時候，終於在得到俄國鉅額的賠款後，英國兌現了支付大清1000萬英鎊的承諾。坦率的說，英國人經過這次中英緬甸戰爭之後，對中國人是恨之入骨。關緒清手握1000萬英鎊卻買不到英國任何東西，這不由使他非常的頭疼，但是用英鎊去買德國、美國的貨物肯定會被他們賺取相當多的差額。所以大清的貨幣改革迫在眉睫。
可是要實現貨幣的改革還是相當困難的，因爲如今各地督撫都通過“火耗”、“厘金”賺取老百姓的錢，填滿自己的腰包。所以貨幣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損害了各地督撫的利益。
“火耗”起源於明代萬曆年間，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後，賦稅普遍徵銀，百姓所繳的銀子由於納稅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塊的碎銀爲主，各州縣衙府彙總上繳國庫時，要將碎銀熔鍊成大塊，在碎銀熔鍊過程中發生的損耗，州縣官吏要求百姓補足，於是在應繳稅銀之外，納稅人還要多繳一些，這多繳的部分就叫“火耗”，用來補償熔鍊碎銀損耗和運輸費用。
按照碎銀熔鍊損耗規律，一般損耗率在1%2%左右，而州縣官吏卻大肆多徵，每兩加耗到二三錢，附加稅達到正稅的20%30%，有時更高。清初，徵收火耗比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康熙年間各省徵收火耗一般省份達到30％。
至於厘金，則是另外一樣害民的東西。厘金起源於咸豐於江北大營籌措鎮壓太平軍地軍餉。當時清廷根本沒有多餘錢支付軍費，而清朝早在順治年間就定下“永不加賦”的鐵律。
於是當時朝廷官員就想出一招，在各地設局勸捐。說是捐款，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加賦。
全國局卡總數有二千二百三十六處之多。局卡既多，用人亦濫。釐局差事最優，釐局薪金不多，主要是靠侵蝕朘削而得此鉅款。得一釐差，每年可獲萬金或三、五千金不等。官場中竟有謂“署一年州縣缺，不及當一年釐局差”之語。
而在同一地區不但捐局系統龐雜，而且釐捐名目繁多。以江北爲例。抽捐機構有江北糧臺、江南糧臺、漕河總督和袁甲三軍營四個系統，由揚州至淮安不過三百里路程，中間設有八個釐卡；蘇州至崑山不過五十餘里，竟有四處收釐卡。
捐務名目各有指捐、借捐、畝捐、房捐、鋪捐、船捐、鹽捐、米捐、餉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釐捐、活釐捐、草捐、蘆蕩捐、落地捐等等。甚至江南、江北軍營各自爲了爭奪餉源，還發生越境設卡抽釐的糾紛。
釐捐如此繁重，既阻礙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產發展。同時。由於厘金中商稅完全出自華商而不及外商，所以這一制度阻礙着土貨市場上的流通，有利於外國洋貨的傾銷，從而加強了洋貨對土貨的競爭能力。
改變了貨幣制度之後，如果不再用銀子作爲主要流通的貨幣，那麼火耗就沒有了。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可是卻讓各地督撫少了一個抓錢的工具。
對這些當官的的確是個不小的打擊，清朝本來對朝廷官員的俸祿就給的比較少，但是仍然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樣的民間說法，可見在其他地方官員的腐敗。如果沒有其他政策相應出臺，而貿然退出更改貨幣制度的話，真不知道會鬧出什麼亂子，所以關緒清還是決定在退出貨幣政策的同時給全國公務員加薪！而厘金則直接取消。
關緒清用了一個看上去非常簡單明瞭的辦法，大清銀行退出紙幣十銀元、二十銀元、五十銀元、一百銀行、五百銀元、一千銀元。
百姓可以用銀子去各地大清銀行兌換紙幣，兌換比例按照一兩銀子兌換十銀元。而市面上之前流通的銅板同樣不得再用，取而代之的是新造的一元的硬幣。
由於百姓去大清銀行兌換紙幣時有許多碎銀子，關緒清按照一分銀子九分鉛的比例製造出一元的硬幣。
有了英國的1000萬英鎊作爲外匯儲備，幣制改革也相當的成功。有了新的幣制，國內就可以形成單一貨幣的流通市場，不用像以前，這個省用毫洋，那個省用半開、銀角子。統一的貨幣對商業發展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將國內市場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而國家掌握了貨幣的發行權，對於國家經濟的調節能力也就更強了。
國家推出了紙幣，百姓都用紙幣交稅，不用再借口“火耗”多收錢了。這條政策出臺之後，引起了全國百姓的共鳴，各省的大清銀行都出現了擠兌的情況。一夜之間各省銀行內銀子都堆成了山，印出的紙幣一時之間都在全國風靡地流動開了。
不過當時的傳播渠道實在太過單一，初了衙門口的告示，各種報紙之外。並沒有廣播、更沒有電視，許多鄉下地方都不知道出紙幣這樣的事情，仍然使用銀子也是有的。或者有的不知道一兩銀子兌換十銀元紙幣，被同鄉用十兩銀子兌換十銀元。
在部分地方也鬧出了一點事情，不過總體來說這次貨物改革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百姓也看到了政府在爲他們辦實事，有的時候百姓是很容易滿足的。
在當時來講，只要吃的飽，穿的暖就沒有其他的要求了。
而在關緒清看來，這還遠遠不夠。他需要的可能……甚至……是整個世界！！
任何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固有的社會意識形態總是最難被改變的，也是阻撓改革措施的根本所在。
簡而言之，就是民心決定改革的成敗。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吉田松陰、長井雅樂、高衫晉作等人已經爲日本民衆作了十幾年的思想準備，更遠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日本流傳了一百多年的“蘭”學，日本德川幕府雖然也以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而文明，但他們又異常地提倡荷蘭人帶進來的西方知識，日本的士族階層紛紛用荷蘭語來研討歐洲近代的天文，地理，醫學等新興學科，並由此瞭解到西方世界的發展，這就無怪於明治維新水到渠成。
反觀中國歷史上的戊戌變法，真正具有改革意識的只是上層的那一小撮人，還不具有統治地位，而民衆仍然是懵懂無知，也就無怪於像鬧劇一般，只維持了百天便慘淡收場。
後來的辛革命也是一樣，從魯迅的《阿Q正傳》等文學中就不難看出，這又是一次上等人的革命，所以它沒有能夠改變中國。
其實康有爲、梁啓超、孫中山等人都知道社會變革是要有思想作基礎的，戌戌變法前，維新黨人也曾在全國各地的草堂講學，《海國圖志》、《盛世危言》、《瀛寰志略》等書的出版也不可謂不振聾發聵。
但他們錯誤的估計了自己的困難，從後世流傳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不論是康有爲、梁啓超還是孫中山等人都有師法日本人的痕跡，而舉凡改革措施也多與日本作比較，殊不知日本多大，中國多大，日本也許只用民間有識之士十幾年訓導之功，便能幡然覺醒，而中國這般春風化雨只怕最少要上百年時間，更何況中國是站在封建制度頂峰的國家，中國地封建教育也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徹底。
這就更加深了通過文化思潮促進民族覺醒的困難。後世的很多人悲哀的發現，要想在中國掀起像法國大革命前那樣的啓蒙思想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人實在太多了，因而就更加難得齊心，很難有一種東西讓所有人都關注，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要想讓中國百姓自覺的覺醒，只有靠戰爭，把他們*到面臨生死存亡地境地。如果沒有北伐戰爭、土地革命、八年抗戰、解放戰爭這樣連續數十年的戰爭，也不會有新中國建立時那麼高的人民覺悟。
這就是這個民族所謂的劣根性。
不過，這同樣反映了這個民族地一個優點，那就是對國家的認同，這個數千年文化思想從來沒有出現過斷代的民族。對國家的認同超出任何一個外國人地想象。
在西方國家，很多優秀的人才受聘於其他的國家，有時甚至與自己的祖國爲敵，這在他們眼中是可以原諒地。甚至因爲他們的職業*守而得到讚揚，但在中國這樣的事情永遠不可能發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或許是這個民族最好地寫照。
關緒清採取地政策與結論略有區別。畢竟，進行那樣一場顛覆性地戰爭，代價實在太大了。關緒清只需要人民都體會到危機感就夠了。真正的覺醒還是靠國家機器推行地教育來完成。
換作其他任何一個封建帝王。都不會像關緒清這樣熱衷於民衆的覺醒。他們永遠把鞏固自己的統治擺在第一位，而“上智下愚”是他們信奉的經典。
正因爲關緒清特殊的經歷不可複製。所以他的改革也是不可複製的，即便歷史重來一遍，沒有這樣一個人的出現，中國也不可能奇蹟般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