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冬天到了。早上籤到時，辦公室的魏老師告訴大家，上午十點半召開職工大會。
“宣傳部的肖部長來主持會議，中午在海天大酒店吃飯……大家相互轉達一下。”
有人嬉皮笑臉地問：“是不是吃散夥飯？”
“沒有這樣說喲。不過，部長來主持會議，肯定能給大家一個確切的消息。”
“最後的午餐，早晚的事！”
說是大會，其實也就二十來個人蔘加會議。大家的表情，都有些沉重。年輕、帥氣的肖部長如約而至，一句話打破了沉悶氣氛。
“如果上帝爲你關上了一道門，就一定會爲你打開一扇窗戶……大家猜一猜，我是從門進來的還是從窗戶進來的？”
話音一落，社長首先鼓掌，會議室裡隨即掌聲一片。
整頓黨報黨刊的呼聲越來越高，到了2003年的11月份，各級的有關文件已經下發，取締縣級報紙已成定局。
“沒有辦法，《陽安報》到今年底停辦。所有資產和帳務交宣傳部，年底前交辦完各種手續。”肖部長肯定了報社近年來的成績，宣佈了市委的決定，也談到了做出這個決定的過程。
懸而未決的事件，終於塵埃落定，彷彿一個石塊從胸部卸下，壓抑已久的情緒釋放了出來。
陽安是一個一百四十多萬人口的縣級市，但在不久以後，將失去唯一一張屬於自己的報紙。據稱，在發達國家，不少幾萬人的小鎮，都有自己的報紙。當然，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是否有報紙，而在於報紙存在的形式，是不是符合市場和新聞規律。所幸的是，上面的文件並沒有一刀切，規定自主發行的報紙，或者免費贈閱的報刊，不在整頓之例。換句話說，如果縣級黨報不通過行政命令發行而完全市場化，或者政府出錢辦報同時以贈閱的形式存在，便可保留。一位小地方的大人物，口若懸河地說：“你還要什麼陣地，省上有報紙，地區有報紙，足夠傳達黨的方針政策了。”就目前的黨報黨刊而言，此話可謂千真萬確，但新聞則不然。新聞是一種說話的方式，是一種交流的方式，是一種大衆的文化，也是現代社會生活的需要。當然，也是葉明的飯碗。而且，新聞的地域性，更有可能滿足人們對自己身邊的人與事的好奇心，這也是地方小報存的最大價值。其次，黨報黨刊如果失去新聞性，僅僅如某些官員看成其黨的傳聲筒，必然會失去讀者，也達不到傳達黨的方針政策的作用。因此，小地方有一張自己的報紙，並非是大義不道的事。但陽安的經濟太落後了，年財政收入只有一億多元，每年的財政缺口達七八千萬元，沒有閒錢保留這樣一份報紙。加之爲了各自區間的利益，地區一級無條件取締縣報的態度非常強硬，這會增加地級報紙的權威和廣告收入，即使陽安有這個經濟勢力，也不敵權力的威懾，也只能望着中央或者省裡的文件按地區的文件執行，那就是無條件地取締縣報。官大一品壓死人，哪怕只差半個級差，下級見了上級只有點頭哈腰的份兒。官大的罵官小的，可以如同罵自己的兒女一般。諸多原因，決定了《陽安報》和《陽安週末》的使命。
其實，市領導們非常希望有一張自己的報紙。這是一個陣地，也是一個說話和露臉的地方。總之，無論地方大小，對一級黨委政府和當地百姓來說，有一張自己的報紙並不是什麼壞事。但事實再一次證明，無論經濟實力還是權力，落後或者低了一等，就得受制於人。
陽安曾經是四川的農經作物主產地、全國糧食生產大縣和生豬輸出大縣，改革開放後，一度什麼也不是了。好的企業跑了，大的企業跨了，新的企業還沒有起來；棉花不種了，生豬品種落後了、產量也下降了。領導們天天高喊：環境興市、工業強市；扭住特色產品，構建支柱產業，實現三大趕超。大會小會不停地開，內容不外乎提高認識、加強領導、增添措施、狠抓落實，落實落實再落實等等，已經形成了模式和套路；講話材料完全可以製成模板文件，只消換題目和部分內容，任何一個會議都用得上。有一位講話時經常唸錯別字的領導，在同一時間參加兩個會，到了第二個會場，私下裡問問前面哪些領導講了話，然後在他上臺的開場白中，甚至可以把前面領導的講話重點大致不差地重複一遍。會議甚至其它具體工作，大而不當、空而不實，常常流於形式。然而，振興一方經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喊喊口號和多開幾場會就能解決問題的。因此，口號喊了會開了，經濟則依然停止不前。不過，改革開放後的陽安，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出產幹部。市委書記和市長走馬燈似地換，屁股還沒有坐熱，又換了。葉明到報社三年多，陽安就換過兩個市委書記和三個市長。據說，陽安不少局行領導的任命，往往都由不得市領導來決定。陽安的幹部不好當，當陽安的幹部也不容易。幹部換得勤，從陽安走出來的幹部自然就多；這一來，“幹部”可能算得上陽安真正的特色產品了。
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當然和這個地方的領導能力和操守有着直接的關係。正是這個原因，加之陽安的領導難當，每換一屆領導，就會有新的形象工程或者民心工程，用以體現領導的政績和水平。什麼彩化工程、亮化工程、綠化工程、城市景觀工程、工業園區、音樂廣場等等，名目繁多，不亦樂乎。既然是工程，自然免不了在地上動土，由於領導換得勤，好長一段時間，城區的地下挖得稀爛，感覺這個城市永遠都處於廢墟中一般。有一條曾經是裝點臉面的街道，中間一會兒建個花臺，一會兒又撒了換成護欄，不久又換成花臺，往返數次，好好的街道常常是一片狼藉。市民說得非常形象：“每換一幫領導，就朝着地下挖，好像這地下真的有啥子寶貝……”這可能是陽安城的又一特點了。
有了這些特點，留不住一張報紙就沒什麼好奇怪了。當然，話也要說回來，說到底也就是一張報紙，沒有它人們照樣一日三餐、照樣呼吸空氣、照樣工作、照樣打牌下棋、照樣吃喝玩樂，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陽安報》創刊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其間因爲經費原因幾經停刊，最近的一次復刊是在十年前；如今它終於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被歷史所封存。一張報紙的存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陽安的歷史和變遷。
一種新的生活即將結束，在一個時期，報社的人常常議論報社的命運，而且說着說着，沒了邊際，也不免怨聲載道。此時，你一言我一語，表達了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情緒，也表達了一種小人物的無奈和不滿。
人員的如何分流，是大家真正關心的問題。報社的多數人是招聘的合同工，這部分人自謀生路。正式員工，由宣傳部統籌安排。最後，肖部長誠懇地說：“不論正式工還是合同工，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我幫忙，都可以找我，我會盡力給予幫助……”
葉明當然明白，這不過是領導的客套話而已。最後的午餐，大家喝了不少酒，吃得很開心。管他的，不吃白不吃，不開心白不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