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冤案始末
王海光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開始後，身爲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即被指責執行了一條“鎮壓羣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政治上被打倒。隨後，劉少奇又被打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對他進行舉國動員的全民大批判。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給劉少奇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三頂帽子，稱他是“黨內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總頭目，資本主義復辟勢力的總代表”，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1969年11月，慘遭迫害的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含冤逝世。
劉少奇一案，是“**”十年動亂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劉案的受害人職務之高，牽涉面之廣，迫害人數之多，後果之嚴重，在中共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劉少奇冤案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經驗教訓。總結和研究這個案件的經驗教訓，不僅是對中國共產黨歷史進行撥亂反正的需要，而且對加強執政黨建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毛劉體制的形成及其矛盾分歧
劉少奇生於1898年，比毛澤東小5歲，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兩人都是湖湘文化圈中生長起來的中共領導人。劉的家鄉寧鄉縣炭子衝與毛的家鄉湘潭縣韶山沖只一山之隔，相距30公里左右。
在中共黨內，劉少奇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和白區工作，毛澤東長期從事武裝鬥爭和軍隊工作。他們都主張實事求是地決定工作方針，因此也都受到對共產國際唯命是從的黨中央左傾領導人的排斥和打擊。
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與張國燾和王明的黨內路線鬥爭中，劉少奇旗幟鮮明地堅決支持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劉少奇協助毛澤東開展了全黨整風運動，大力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爲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出力甚巨。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正式肯定了根據地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毛澤東，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是劉少奇。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第一次作了全面完整的概括和系統的論述。劉少奇在七大上當選爲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是全黨公認的第二號人物。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代理中央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7年，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分爲兩攤。毛澤東、任弼時、周恩來留在陝北，負責指揮全國軍事。劉少奇任中央工委書記，和朱德一起到河北平山縣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這期間，他主持制定了《土地法大綱》，指導了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由於新區城市政策發生偏差，引起資本家的恐慌，造成了城市生產的混亂。中共中央又委託劉少奇到天津，向工商業者解釋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安頓了人心，恢復了城市的正常生產，爲中共工作重心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提供了經驗。
新中國建立後，劉少奇先後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制定國家的大政方針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劉少奇作爲毛澤東的第一助手，長期主持中央一線的日常工作，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在1965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
劉少奇與毛澤東在工作上的分歧，在建國前就曾發生過，建國後更有過多次。領導集團在決定重大的政治問題時，由於認識的角度不同，處理方法不同而發生分歧和爭執，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一個政黨只有一種意見，那這個黨也就沒有生命力了。對於一個執政黨來講，黨內經常出現不同的聲音，則更是黨內民主機制健全的重要標誌。
在建國以後的幾次重大歷史關頭，毛劉之間幾乎都出現過程度不一的意見衝突。主要有：關於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還是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方針是積極穩妥還是高速度的問題；關於20世紀60年代的調整方針是徹底退夠還是維護“三面紅旗”的問題；關於“四清”運動對象是整“黨內走資派”還是整“四不清”幹部的問題等。相對應的歷史事件是，1954年的高饒事件，1956年的“反冒進”方針，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毛劉爭執等。
高饒事件是中共執政後第一次重大的黨內鬥爭事件，這個事件背後是毛劉分歧。建國初，劉少奇主張搞一段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他在1951年2月的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現在爲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爲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最後要爲實現共產主義而鬥爭。”毛澤東則主張趁熱打鐵向社會主義過渡。他對劉少奇堅持新民主主義路線很有些意見，對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工作也不滿意。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先後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高崗利用毛劉分歧向劉少奇發難，散佈說劉少奇在七大上被擡得太高了，幾年來證明不成熟，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工作的經驗，只依靠華北經驗指導全面工作，看不起東北經驗。並說劉少奇有個小圈圈，周恩來有個小圈圈，還把黨分成根據地黨和白區黨兩部分，挑撥說黨和國家領導機關的權力掌握在白區黨手裡等等。剛任中組部部長的饒漱石則打擊副部長安子文，矛頭也是對着劉少奇。這使毛澤東感到黨內有分裂的危險，在1953年12月底的政治局會議上出面表態支持了劉少奇。在1954年2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高姿態地作了自我批評，會議通過了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後召開了兩個座談會，端出了高崗、饒漱石的問題。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饒的黨籍。
在社會主義改造步驟上，毛澤東是強調計日程功的，而劉少奇則贊成穩健發展，工作中也有衝突。如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劉少奇的思路是先機械化後合作化，毛澤東的思路是先合作化後機械化。1951年7月3日，劉少奇給山西省委的批示，不贊成馬上把互助組提高到合作社的水平。毛澤東則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主張搞農業合作社。1955年，鑑於農業合作化造成了農村社會的相當緊張，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提出要適當收縮。劉少奇贊同鄧子恢的意見，毛澤東則批判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右傾機會主義”，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激進的合作化運動，把農民強行組織到農業合作社中，造成的消極面非常嚴重。
在經濟建設速度上，毛澤東也是比較急於求成，劉少奇則比較注意量力而行。1956年在“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的口號鼓動下，在經濟建設中出現了一種盲目追求數量和速度的急躁冒進情緒，造成國內經濟形勢全面緊張。劉少奇和周恩來、陳雲確定了反對急躁冒進的方針，遏制了冒進的勢頭。中共八大確定了“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經濟建設總方針。但毛澤東對“反冒進”是很不滿意的，認爲是挫傷了幹部羣衆的積極性。
有許多中外學者認爲中共八大是毛、劉衝突的開始，根據是八大決議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八大關於社會主要矛盾提法很快也發生了改變。實際上，八大整個準備工作都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做的政治報告等文件都是根據毛的意見修改的。在八屆一中全會上，毛還稱讚報告“是一個很好的提綱”。 至於沒有提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是因爲蘇共二十大上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後，各國共產黨對個人崇拜問題都很敏感。所以中共中央集體（包括毛本人）決定，在八大文件中不再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文革”中康生等要批八大報告，毛澤東說：這是我們集體決定的，不能讓劉少奇一人負責。
事實上，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毛、劉之間還是團結一致的。劉少奇很注意毛澤東的態度，每當毛澤東提出不同意見時，劉總是檢討自己，主動承擔責任。毛也是一直把劉作爲最主要的助手和接班人來看待。1959年，毛澤東提出自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主動提議由劉來當。1960年，毛澤東親自向中央建議，編輯出版《劉少奇選集》。1961年毛接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威名顯赫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宣佈說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但在“大躍進”失敗之後，面對“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局面，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對困難原因的認識，對困難程度的估計，以及解決困難的方針等重大問題上，產生了重大的意見分歧。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毛劉之間多次出現衝突，甚至還發生了面對面的爭執。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劉之間的分歧就已十分明顯。劉少奇在會上提出對形勢估計要實事求是，有的是“三七開”，有的甚至是“倒三七”。毛澤東則表示出不贊同的態度，而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發言大加讚賞。
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傷筋動骨的大幅度調整。在農村政策的調整上，陳雲、鄧子恢等領導人提出了包產到戶的政策，劉少奇也表示贊同。這些情況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他把這些新情況當作是資本主義復辟的趨向，認爲調整否定了“三面紅旗”。他從南方回京後，批評劉少奇沒有頂住，發生了面對面的衝突。
在1962年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給全黨提出了階級、形勢和矛盾的新題目，要求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毛澤東還嚴厲地批判了所謂的“三風”（對形勢估計的黑暗風；一攬子平反的平反風；三自一包的單幹風），把全黨重新引入到階級鬥爭爲中心的軌道。劉少奇贊同毛的意見，也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還檢討了自己對困難估計重了。但他同時又表示擔憂，擔心現在提階級鬥爭會影響經濟調整工作。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的意見，打招呼說：階級鬥爭的問題，先不往下傳達，不要影響經濟工作。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黨全盤接受了毛澤東關於國際反修，國內防修，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開展了城鄉“四清”運動。“四清”運動是黨內高層矛盾進一步激化的新階段。在運動中，劉少奇不但非常積極，而且還有發揮，有創造。他讓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撫寧縣桃園大隊蹲點搞“四清”，總結出了桃園經驗，得到毛澤東的讚許，作爲成功的典型經驗推廣到全國，指導各地的運動。在1964年的下半年，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很嚴重。他說：“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的某些人了，四不清幹部對工作隊的辦法是‘喂、頂、拖、混’，在羣衆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以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在具體方法上，劉還提出了“追根子”的思想。他說：“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險，一律要追，追到什麼地方算什麼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縣委的追到縣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1964年8月，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並主持修改“後十條”。劉少奇提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從而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政策，運動完全由工作隊領導，紮根串聯，首先解決幹部問題，打擊和傷害了許多基層幹部。毛澤東對此也是有些看法的。
毛察覺問題後，於1965年1月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條》，對糾正打擊面過寬的偏向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在反修防修的方法、反覆闢的途徑、階級鬥爭的對象等具體問題上，劉少奇和毛澤東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劉少奇認爲反修防修的主要方法途徑有三：一是搞“四清”，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解決路線問題；二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推行兩種教育制度，解決培養人的問題；三是幹部參加勞動，解決幹羣矛盾的問題。在運動的鬥爭對象上，劉少奇把重點放在基層幹部上，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政治不清，經濟不清，思想不清，作風不清。毛澤東的思路則大不相同。毛澤東片面地接受了斯大林死後反斯大林的教訓，害怕這種情況在中國出現，對黨內國內形勢的估計上誇大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反覆闢的方向上，他偏重於黨內，黨內又偏重於中央領導核心。他不能接受劉少奇提出的搞托拉斯之類的改革設想，不能接受用物質利益的動力來刺激人的生產積極性。他對社會主義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脫離中國現實，缺乏實現條件，使一線領導在實際貫徹中很困難，這也使毛越來越不滿，以至於把一二線之間的工作分歧看作是搞不搞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的分歧。他認定上面出修正主義的可能性很大。根據他的指示，在四清運動的同時，中共黨內批判了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三自一包”，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向資產階級投降”。最後，毛把防修的視線轉到了劉少奇身上。
在反修防修、調整工作的重大原則問題上，以及一些具體工作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的思路越來越不一致。毛對劉有看法，有情緒，在1964年底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就有所表現。1965年11月底，毛在一次聽工作彙報時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歸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之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孃的帥！你抓小平、總理。”這是很帶情緒的話。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全國工作會議，是黨內高層矛盾進一步演變的關節點。會前，總書記鄧小平認爲是一般性的工作會議，曾好意地說，主席身體不好，就不必參加了。毛很不高興，執意要參加。在會上，毛講話時，劉多次插話，這種現象過去是不多見的，毛對此很惱火。當毛講到，這次運動（四清）就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強調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劉少奇沒有隨聲附和，而是表示了明確的保留態度。他插話說：“各種矛
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爲好，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要什麼都上升到敵我矛盾。”毛澤東當時就非常生氣，對劉怒目而視。劉當時還沒有察覺，會後有人馬上提醒他說主席生氣了，劉很後悔，連連責備自己。第二天，毛澤東在講話時大發脾氣，說：有兩本書，一個叫黨章，一個叫憲法，我有參加會議和發言的權利。可是一個人不叫我開會（指鄧），一個人不叫我講話（指劉）。接着劉少奇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自我批評，檢討自己對毛不夠尊重。但毛認爲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態度問題，而是搞不搞修正主義的政治原則問題。他在此後，又幾次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的“兩類矛盾交叉”的提法。毛澤東開始考慮要把劉少奇拿下來。
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裡，雖然劉少奇還是負責中央一線工作，但毛澤東已經不再信任他了。毛不僅提出了“赫魯曉夫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這種危言聳聽的論斷，而且還不止一次地對省市黨政主要幹部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這樣的問題，並提醒他們說“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認爲劉少奇就是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要重新考慮接班人，要把劉拿下來。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他不再與劉少奇及其他常委通氣，而是在背後支持江青等極少數人做新的鬥爭準備，找人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名堂，以期發動一場新的更大規模的運動。中共中央核心領導集團在形式上還維持在統一的領導集體內，但實際上的分裂已經開始了。黨內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的痼疾非但沒有因劃分一二線的體制而減輕，反而更加難以溝通，而且作爲一個集中統一的黨，原則性和工作性的問題到中央一層就無法迴避，這更加速了權利與責任的離心力量。毛澤東最後認定劉少奇就是黨內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二、“**”的發動和劉少奇的被打倒
“**”開始時，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對毛澤東要開展的這場政治運動並沒有足夠的認識和思想準備。1966年5月29日，劉少奇主持召開 “**情況彙報會”，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及有關領導人研究決定，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率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由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率工作組去北京大學。在幾個中央領導同志商定之後，周恩來還當場到隔壁房間用電話向正在杭州的毛澤東請示，獲得同意。
6月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彙報和討論北京地區“**”的情況。會議確定，在運動中“內外有別”，“注意保密”，“不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八條方針。決定向北京市的一些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貫徹八條。
派工作組不僅是當時已經亂起來的客觀形式所迫，也是黨領導運動的傳統方法，而且還有毛澤東批准派工作組到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的先例可援。劉少奇力求把運動納入黨領導的軌道，支持工作組領導運動。6月20日，劉少奇批發了北大工作組處理5月18日亂批亂鬥“牛鬼蛇神”事件的簡報，要求各單位參照北大工作組的辦法，處理類似事件。 劉少奇還批轉了一些地方給中央的有關“假左派”鬧事的報告。根據這些指示精神，北京市開展了“反干擾”運動，各地也對反工作組事件進行了程度不同的處理，反工作組的激進學生受到打擊，有些甚至被審查批判。儘管這種處理方式有些簡單生硬，局勢終究是平穩下來了。但毛澤東的思路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要充分發動羣衆起來“革命”。劉少奇的做法，自然引起了他的不滿。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首先聽取陳伯達、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彙報。7月24日，25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指責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這使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陷入極爲難堪的境地。7月29日，劉少奇在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話，表示了這種無所適從的心境。他說：“**怎麼革，你們不曉得來問我，我老實回答你們，誠心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也是不曉得。”“現在只能講一句話，放手發動羣衆”。
爲了弄清“**”究竟怎樣搞，響應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親自參加北京各學校的運動的號召，劉少奇於8月1日至4日親自來到北京建工學院蹲點。
8月1日，根據毛澤東提議，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8月4日，毛澤東在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極其嚴厲地指責派工作組是犯了“鎮壓”羣衆的“路線錯誤”。劉少奇就工作組問題主動承擔責任，毛澤東接過話頭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7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印發大會，更嚴厲地批評“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打下去”，並把工作組問題同1962年、1964年中央工作指導方針上的分歧聯繫起來，明確指出黨中央內部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否定了以劉少奇爲代表的中央一線領導。劉少奇這才意識到自己“犯了嚴重錯誤”。從8月8日下午開始，會議轉入討論毛澤東的大字報，批評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這次全會改選了中央領導機構，劉少奇從第2位下降到第8位，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他不再參與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過問“**”的事情，開始閉門思過，按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調子寫檢查。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通過各種非正式渠道很快流傳到社會上，不久即出現針對劉少奇的大字報。
撤銷工作組以後，“**”進入革命造反的激進時期，劉少奇及其派工作組問題被作爲一條壓制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9日至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爲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林彪先後作長篇講話，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倆的講話得到毛澤東的批准，大量印發到羣衆之中。會上一些人指名道姓地批判劉、鄧，調子越來越高。10月23日，劉少奇、鄧小平在全體會議上作檢查。劉少奇的檢查有三方面的內容。首先，他講了工作組50多天的情況，表示要負主要責任。其次，他講了歷史上犯了“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的錯誤”的情況，着重講1962年和1964年的事情。再次，他檢討了自己犯錯誤的原因是不理解運動，怕亂，錯誤估計當時運動的形勢，思想上還存在許多唯心和形而上學的觀點，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好毛澤東思想。劉少奇在檢討中不得不違心地承擔了許多責任。毛澤東事先早就看過劉少奇檢查的初稿。9月14日，他在初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妥一些，請酌定。”劉少奇當然照辦，但當劉少奇的檢查作爲正式文件下發時，毛澤東的批示被刪掉了。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對劉、鄧的問題講得比較和緩。10月24日晚，他在彙報會上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在10月25日的全體大會上，毛講話又說：“中央分一、二線，我也有責任，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他還說，“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解決了。”可見，毛澤東這時對劉少奇採用的是黨內矛盾的處理方法。但會後，羣衆性的造反行動更加激烈。社會上攻擊劉少奇的舉動不斷升級。10月下旬，北京有的紅衛兵組織貼出了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口號。毛澤東此時也不同意把劉少奇問題捅到社會上，還派陳伯達去清華、北大制止過貼劉少奇的大字報。周恩來、陶鑄等中央領導也多次對羣衆講，反對提“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從1966年12月中旬起，打倒劉少奇的舉動驟然升級，劉少奇遭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更嚴重的迫害。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成立了王光美專案組，審查所謂“特務嫌疑”問題。名稱爲中央辦公廳丙組，成員4人。12月18日下午，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召見了清華大學著名造反組織“井岡山兵團”頭頭蒯大富，唆使他們採取行動搞臭劉、鄧。12月24日，戚本禹到北京礦業學院對師生們公開說：“劉、鄧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污衊王光美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分子”。12月25日，蒯大富組織了清華井岡山兵團的5000多人，在北京鬧市區遊行示威，撒傳單貼標語，發表演說，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首先推向社會。12月27日，“中央文革”召開北京部分大中學校師生座談會，江青在會上鼓動說：“兩條路線鬥爭的勝負還沒有定，階級鬥爭激烈得很，劉少奇的檢討不成樣子，在幹部中沒法通過。”她還教唆紅衛兵說，對劉少奇“你們要背對背，不要死揪回來，其他怎麼做都行。”他們一夥還污衊紀錄影片《劉少奇主席訪問印度尼西亞》是大毒草，要紅衛兵立即組織批判。12月30日，江青來到清華大學，單獨召見了劉少奇女兒劉濤，策動劉濤起來揭發批判劉少奇。江青對劉濤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已定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不打倒他，是因爲全國人民轉不過彎來，要一步一步來。你要徹底和他劃清界限。”隨後，劉濤根據訪問生母王前提供的材料，寫了長達數萬字的揭發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主要是生活上的事情。大字報經紅衛兵小報大量登載、轉載，影響非常大。
11月25日，劉少奇陪同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出現。此後，劉少奇實際上失去了人身自由，遭到無情的批判鬥爭，殘酷的迫害接踵而來。
12月23日下午，中南海院內出現了第一批點名攻擊劉少奇、王光美的大字報。1967年元旦清晨6點鐘，一些人到劉少奇住宅院內，張貼書寫“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之類的標語。1月3日晚，中南海秘書局20多人衝到劉家，張貼標語，勒令劉少奇、王光美站到走廊門口，進行了40分鐘的批鬥。當他們強迫劉少奇背語錄，嘲笑起鬨時，劉少奇義正詞嚴地回答說：“你們可以問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寫的什麼內容，當時的歷史背景，針對什麼問題，當時所起的作用，理論上有何創新，這纔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主任，無論哪篇文章，我都可以解答。”這是第一次對劉少奇進行的面對面的批鬥。
1967年1月6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一些人把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扣留在學校，詐稱她在學校作檢查後的歸途中被車軋傷，需要截肢，把劉少奇、王光美騙到了醫院，然後劫持王光美到清華批鬥。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打電話批評蒯大富，並派秘書到清華大學限令蒯大富放人。
1月12日晚，中辦秘書局七八十人先後衝進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住處，對他們進行了圍攻批鬥。劉少奇受到低頭彎腰的批鬥體罰。王光美站在一張獨腿桌子上挨批。
1月13日深夜，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臨時住處派秘書徐業夫用車接劉少奇來談話。劉少奇鄭重向毛澤東提出兩條：“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他們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委員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澤東沉默了一會兒，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特別介紹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18世紀哲學家狄德羅的《機械人》。臨行時，毛澤東親自送到門口，囑咐劉少奇“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劉少奇的辭職要求，不久前曾向周恩來口頭提出過。與毛澤東的會見，曾使劉少奇的心情寬鬆了一時。但五天後，中南海電話局一夥造反派闖進劉少奇的辦公室，撤了劉少奇的電話。從此，劉少奇與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聯繫都被切斷了。
此時，毛澤東的態度與要把劉少奇搞成敵我矛盾的江青一夥還是明顯有所不同。1967年1月初，北京建工學院的紅衛兵組織“八一戰鬥團”勒令劉少奇到他們學院作檢查。毛澤東不同意劉少奇去，於1月6日給周恩來一個批示：“總理：此件請你酌處，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周恩來執行了這一批示。2月12日至18日，毛澤東三次與張春橋、姚文元談話，對他們說：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看過幾遍，是反馬列主義的。劉少奇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現在不要掛牌子、戴高帽子。這表明，毛澤東當時還是把劉少奇的問題作爲黨內矛盾，是要以黨內路線鬥爭的方式解決的。
三、殘酷的迫害和劉少奇冤案的鑄成
到1967年的3月間，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有了新的變化。康生利用一份誣衊劉少奇是“叛徒”的材料，給毛澤東寫了報告，稱他已掌握確鑿材料，證明劉少奇在歷史上有重大叛變嫌疑問題，建議中央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3月21日，毛澤東批准了康生的報告。中央常委決定審查劉少奇1925年、1927年、1929年、1936年的所謂“叛徒嫌疑”問題。6月3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成立。中央決定審查劉少奇後，劉少奇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對劉少奇的批判鬥爭隨之升級。
在3月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議和4月間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陳伯達、康生等人講話，從歷史到現實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污衊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顛倒是非地批判了劉少奇發展生產力的主張，並傳達了毛澤東2月份與張、姚談話中有關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意見。
劉少奇與外界的聯繫切
斷後，他的子女們從街上帶回的傳單小報和所見所聞就成了重要的信息來源。3月28日，子女們從街上帶回了一些傳單小報，其中一張小報說，劉少奇曾吹捧電影《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還說劉少奇自詡爲“紅色買辦”。劉少奇敏銳地覺察到，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信號，立即回辦公室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申明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願意和揭發人對質。
4月1日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以批判劉少奇“吹捧”《清宮秘史》爲題，肆意曲解歷史，污衊劉少奇從歷史上就是鑽進黨內的反革命。文章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爲劉少奇的代名詞，進行不指名的點名批判，給劉少奇扣了一堆罪名，向劉少奇提問八個“爲什麼”：爲什麼在抗戰爆發前夕指使別人自首變節，發表“反共啓事”？爲什麼在抗戰勝利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爲什麼在解放後極力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爲什麼在三大改造後，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爲什麼在三年困難時期，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攻擊三面紅旗？爲什麼在1962年還重新出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爲什麼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社教運動？爲什麼在“文革”中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八條罪狀完全是顛倒是非，歪曲歷史，捕風捉影，無限上綱。但文章居然還據此作出結論，稱：“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這篇文章是經毛澤東批准，在中央報刊上發表的“權威”文章。劉少奇看到戚本禹的這篇文章後，氣憤至極，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過這麼不嚴肅！”
此後，全國掀起了批判與打倒劉少奇的**。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批判旗幟》，號召開展這場大批判。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 5月 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明5月8日的文章是經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單位認真學習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當時在劉少奇身邊工作的秘書、警衛、服務人員也成立了名稱爲“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的組織，爲表示自己並非“保皇派”，在4月6日、12日對劉少奇採取了“革命行動”。4月6日晚，這些“造反派”衝進劉少奇的辦公室，向劉少奇宣佈了三條勒令：從今以後，必須自己做飯，自己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劉少奇的工作習慣是夜裡工作，上午睡覺）。他們還就戚文中的“八條罪狀”逐一提出質問，要劉少奇回答並寫出交代。劉少奇義正詞嚴地回答說：“戚本禹這篇文章不符合實際，不符合事實，栽贓！我不反對革命，也不反對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劉少奇依據事實對戚文的“八大罪狀”逐一據理駁斥並氣憤地說，“憲法是我作的報告，我現在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到法庭上審判我，要經過全國代表大會撤職。是誰免的我的國家主席？！”
4月7日，劉少奇交出一篇對戚文提出的“八大罪狀”的答辯書。答辯分八個問題，針對“八大罪狀”，說明了一部分事實真相。在回答爲什麼在“**”中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上，劉少奇說：“我現在也不清楚爲什麼？也沒有看到一篇能夠完全說清楚爲什麼犯錯誤路線的文章。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後，又有人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可是，他們也不知爲什麼。”這是劉少奇用他當時所能運用的方式，表示他對“**”的反對意見。工作人員把原件上送，並抄了一份大字報在中南海內貼出。幾小時後，這張答辯的大字報就被撕得粉碎。4月12日，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再次批鬥劉少奇。當劉少奇用事實答辯時，他們就用語錄本敲打他的臉和嘴巴，叫嚷“不準放毒”。
4月10日，經中央批准，在清華大學舉行30萬人的批鬥會，批鬥王光美，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等人陪鬥。批鬥會上，一夥人對王光美拳打腳踢，強迫她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鍊。王光美堅決抗議這種人格侮辱，進行了長時期的答辯，說明了一部分事實真相。
在大批判的狂瀾中，北京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勒令”劉少奇就“**”初期過問建工學院運動的事情交出檢查。7月4日晚，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傳達了中央的意見，要劉少奇向建工學院羣衆組織寫一個檢查。劉少奇此時已心力交瘁，難以執筆，只得由王光美代寫。劉少奇審閱時，又加上一句“是毛主席黨中央委託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檢查”說明了劉少奇過問北京建工學院“**”的前後經過，以及“50多天裡”“犯錯誤”的經過。較之1966年10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查，這份檢查更如實說明了一些事實情況。“檢查”交上後，被極左思潮所支配的紅衛兵們爲之激怒，斥責爲“反攻倒算，妄圖翻案”，“向無產階級革命派最瘋狂的反撲”。從7月13日起，數百個單位的羣衆組織陸續趕到中南海的西門和北門，安營紮寨，組織“揪劉火線”，要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數十萬之衆的“揪劉”隊伍，用上百個高音喇叭日夜對着中南海叫喊，並進行“揪劉絕食”，輪番批鬥中央各部部長和省委書記們，還多次衝擊中南海，要把劉少奇揪出來。
戚本禹煽動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於7月14日強迫劉少奇出來看大字報，並進行圍鬥。7月17日晚，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擅自決定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鬥，同時抄家，批鬥後對劉少奇、王光美分別“監護”。18日凌晨1點多鐘，戚本禹召集中南海機關的造反派開會，決定批鬥方式、規模、日期。18日晚，中南海“造反派”300多人把劉少奇、王光美分別揪到中南海內的兩個食堂，批鬥兩個多小時。同時抄了劉少奇的家。批鬥完後，劉少奇和他的家人被隔離起來。劉少奇押在前院，子女們在中院，王光美押在後院，分別看管，互不見面。
8月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門廣場組織百萬人的“紀念《炮打司令部》發表一週年，批判劉、鄧、陶大會”。同時，在中南海內組織批鬥劉、鄧、陶。批鬥情況拍電影，向大會做實況廣播。8月5日下午，中南海里的三四百人分三處在各家院內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鄧小平、卓琳，陶鑄、曾志。劉少奇被擰着胳膊架進會場，又推又搡，強迫低頭彎腰，並擰胳膊，扭手，揪頭髮。造反派還把一幅畫着絞索、紅衛兵筆尖的漫畫強行套在劉少奇頭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批鬥，69歲的劉少奇白髮蓬亂，衣服溼透，腰腿受傷，疲憊不堪，行走困難。他被押回辦公室後，按鈴喚來機要秘書，拿出了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的職務？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爲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秘書連夜給中央寫了彙報，但沒得到任何回答。這是第六次批鬥劉少奇、王光美，也是最厲害的一次。
9月13日，王光美正式被捕入獄。劉少奇的子女們也被趕出中南海。
在對劉少奇進行全民大批判的同時，對劉少奇專案的審查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1967年3月，中央決定審查劉少奇後，王光美專案組的人數就增加了，由原來的4個人增加到40人左右。5月18日，專案組到中組部調走了劉少奇的全部檔案材料。6月3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成立。組長是周恩來，工作由謝富治、汪東興主持，康生、陳伯達是顧問。江青在組內沒有職務，但一切事情都得聽命於她。1968年2月22日，謝富治在專案組的一份報告上批示：“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報告江青同志。”他還專門開會向專案人員交代：“要有組織觀念，腦子裡要有個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請示江青同志，有利於把案子搞好，有利於把叛徒抓完，有利於把**搞好。”
爲了搞到劉少奇的罪證材料，專案組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全國範圍查找材料，查找所謂“知情人”，並且關押審訊知情人，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不擇手段地逼取口供。僅專案組直接關押的就有64人。
劉少奇冤案主要根據兩個人的證明材料。一個是1927年與他有過工作關係，後來脫黨的丁覺羣。一個是與他一起在滿洲奉天被拘留過的孟用潛。他倆都是在逼供下說了假話，但馬上就翻供了。孟用潛先後寫了20多份申訴翻供材料。但他們每翻供一次，專案組就是說他們不老實，就打他們的態度。專案組感興趣的只是對製造冤案有用的僞證材料。1967年9月，丁覺羣給專案組人員附信說明：“爲了批倒批臭劉少奇，我這份材料是打破事實框框寫的。”實際上，整個《審查報告》都是打破事實框框寫的。
1968年2月，劉少奇專案的材料大體搞得差不多了，中辦政治部要劉少奇就羣衆組織提出的問題寫個材料。12日劉少奇寫好交上。劉少奇在材料中申明沒叛變過。16日江青看了這個材料後批：胡說！要專案組考慮。1968年9月，劉少奇專案的羅織誣陷最後完成，向中央報送了劉少奇的3本“罪證”材料。並以江青等4人的名義把材料上報毛澤東。毛澤東批示：“閱過了，沒有按歷史順序排列。”
9月16日，江青在他們羅織編造的劉少奇“罪證”材料上批道：“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個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
9月17日，康生給江青寫信，稱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大賣國賊、大漢奸”，並推斷：“我覺得他這樣早、這樣久的作潛伏的內奸活動，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國主義的特務訓練的。”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的批語，批寫“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在北京召開。會議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195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71%被打成有各種問題的。97名中委除去世10名外，只有40人允許參加會議。因不足法定人數，開會時就有選擇地從候補中委中遞補了10人才過半數。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把“三本罪證材料”加以綜合，寫成《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行的審查報告》（以下簡稱《審查報告》），由張春橋修改定稿後提交會議。全會在最後一天批准通過了這個《審查報告》，通過了“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的決議。
這次全會從組織上完成了打倒劉少奇的手續，並號召全黨“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肅清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思想”。在表決時，中央委員陳少敏對《審查報告》拒絕表態，在全會通過時硬是沒舉手。
劉少奇被打倒後，遭到種種誣陷和身心迫害，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生活上也得不到應有的照料，健康狀況急劇惡化。1968年7月9日，他支氣管炎轉化爲肺炎，生命垂危，經搶救得以脫險。此後身體完全垮了，從1968年10月起就不能進食，靠鼻飼維持生命。他對於對他的立案審查和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情況都一無所知。1969年9月中央對他組織了一次會診，醫生估計可能過不去冬天。1969年10月，中央估計蘇聯可能會對我國發動突然襲擊，決定把重要審查對象緊急疏散到各地。10月17日，劉少奇被轉移到河南開封。經這一折騰，到11月12日晨，劉少奇就含冤逝世了。
劉少奇的被打倒，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作爲一條反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路線、一個與毛澤東無產階級司令部分庭抗禮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提出來的。劉少奇是“黨內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總頭目”，“資本主義復辟勢力的總代表”，“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株連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爲數衆多的各級幹部，殃及成千上萬的無辜民衆。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誣爲“劉少奇的代理人”，各個行業的工作方針被誣爲“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普通黨員和基層幹部被誣爲“劉修黨員”“黑爪牙”。因劉少奇問題而受到株連、批判、打擊、判刑的人難以數計。僅被錯判的刑事案件就達22053件，不少人被迫害致殘致死。
“**”結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1979年2月，中共中央責成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對劉少奇一案進行復查。複查組經過周密地核查，證明《審查報告》強加給劉少奇的種種罪名沒有一項可以成立，都是僞證。1979年11月，“劉少奇案件複查組”向中央正式提出了《關於劉少奇案件的複查情況報告》。12月，鄧小平、陳雲、鄧穎超、胡耀邦等審閱複查報告後表示同意。鄧小平並提議，可考慮將這一報告作爲中央對劉少奇案件的平反決定。
1980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同意《關於爲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草案)》，決定提交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審議。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通過了《關於爲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決定撤銷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決議，否定強加在劉少奇身上的諸多罪名和各種不實之詞，恢復他的政治名譽，徹底爲其平反昭雪，並對因劉少奇問題受株連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爲劉少奇隆重舉行追悼大會。劉少奇的骨灰按照他生前的遺願撒向了浩瀚的海洋。
歷史終於證實了劉少奇在最艱難時說的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