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燕楠：思想高度決定黨性強度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學習型政黨。黨的建設和黨的發展的偉大歷史告訴我們，思想建黨要靠學習，政治建軍要靠學習，作風整頓也要靠學習。好學才能上進，好學才能明理，好學才能修養黨性。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因此，要防止“講信仰的靈魂不純，講信念的‘鈣質’不夠，講品德的品行不端，講艱苦奮鬥的貪圖享樂”，防止“臺上他講、臺下講他”，切實做到“教育者先受教育”、“培訓者先受培訓”，當年毛澤東同志提出努力造就“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這個任務今天依然很現實地擺在我們面前，爲此，應當做好三個方面工作：
一是必須加強思想教育，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問題，防止思想腐敗。思想鬆一寸，行動散一尺。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如果說要變質，那麼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個危險的起點。”主觀主義就是一種庸俗化的思想，“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是和共產黨不能並存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也一直把形式主義看作是黨內存在的“四風”之首，認爲“形式主義害死人”，形式主義助長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助長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其實質還是一種主觀主義。因此，要徹底解決領導幹部身上的“四風”問題，就必須切實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扼住形式主義的“咽喉”，以腳踏實地的行動洗滌官僚主義的“大腦”，以艱苦奮鬥的精神束縛享樂主義的“雙手”，
以勤儉節約的作風遏止奢靡主義的“腳步”。
二是必須加強理論教育，集中解決“堅持以什麼爲指導、怎樣堅持”的問題，防止思想混亂。恩格斯認爲“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觀點作爲理論的基礎”。劉少奇則認爲“中國黨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歷史的經驗永遠要汲取，歷史的教訓也永遠要銘記。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沒有先進的理論武裝，就不會成爲先鋒的戰士。因此，要信仰馬克思主義，就要真正弄通馬克思主義，在真學、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特別是要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不迷失正確的方向，不犯顛覆性的錯誤。同時，還要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我們不應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看作是行動的指南；不應只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而應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應只瞭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應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共產黨員對任何事物都要問一個爲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實踐中，更加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領導中國13億多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兩個一百年”偉大夢想的科學，而絕對不人云亦云，成爲西方敵對勢力“西化
”、“分化”者的“俘虜和應聲蟲”。
三是必須加強黨性教育，集中解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總開關”問題，防止政治灰塵。在經典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明確提出黨性的概念。列寧雖然第一次提出了黨性問題，認爲“黨性是高度發展的階級對立的結果和政治表現”，但僅僅只是共產黨人認識黨性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延安時期，劉少奇則提出：“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體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體現。”這可以說是迄今爲止黨內對黨性最普遍、最經典的解釋。毛澤東沒有正面回答黨性問題，但他卻把“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長期以來，我們黨都把黨性修養看作是共產黨員“由一個幼稚的革命者，變成一個成熟的、老練的、能夠‘運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規律的革命家”的必經之途，特別是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看作是黨員幹部思想的“總開關”，把黨性教育看作是解決黨員幹部身上這個“總開關”問題的“金鑰匙”。今天，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指示要求，“要更加突出黨性教育，幫助幹部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堅定”，就必須用好黨性教育這把“金鑰匙”，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要“深學、細照、篤行”，要用“總開關”把黨員幹部的事業觀、工作觀、政績觀理正樹牢，把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中的“弊垢”掃清除淨。這既是黨性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