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削藩惹兵變
唐代宗死後，兒子李適繼位，被稱爲唐德宗。唐德宗很想當個聖明皇帝，他看到地方節度使勢力擴大的危害性，一心想削藩，結果引發兵變，適得其反，使得中央集權更加弱化。
兩唐書記載，李適是唐代宗的長子。他二十歲那年，被任命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率軍與叛軍作戰，最終平定安史之亂，因功被立爲皇太子。李適三十八歲時，繼承帝位，被稱爲唐德宗。
唐德宗的母親沈氏，在安史之亂中失蹤，唐代宗苦找十年未果。唐德宗繼位以後，思母心切，下發詔書，在全國廣泛尋找。不久，喜訊傳來，說沈氏找到了。唐德宗欣喜若狂，可經人辯認，卻是假冒的。
大臣們都很氣憤，要求懲治假冒者。唐德宗嘆口氣說：“只要能找到母親，朕甘願受一百次欺騙”，下令將假冒者放了。後來冒名者越來越多，但均不治罪。唐德宗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母親，但他的孝心，受到人們的廣泛讚揚。
唐德宗即位兩天之後，就詔令天下，實行勤儉治國，各地不得再向朝廷進貢珍奇異寶和地方特產，不得以金銀裝飾器具，不得奢華浪費。唐德宗令朝廷帶頭，裁減宮女樂工數百人，宮中養的珍禽異獸全部放掉，甚至連外國進獻的三十二頭會跳舞的珍貴大象，也被放歸山林。這些措施，顯示了新君登基以後的新氣象。
唐德宗對違反詔令的官員毫不客氣，嚴加處罰。他派使臣給各個節度使頒賜旌節。有的使臣接受了節度使送給的禮物，唐德宗大怒，將其杖責，處以流刑。別的使臣聽說以後，都嚇得偷偷把禮物扔到山谷裡，空手回京。
唐德宗爲了發展經濟，廢除租庸調製，改爲“兩稅法”。“兩稅法”由過去以人丁納稅爲主，改爲以土地納稅爲主；由實物納稅改爲現金繳稅。“兩稅法”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適應了社會發展需要，促進了經濟發展。
唐德宗很想有一番作爲，他在經濟有了一定發展之後，便想削弱節度使的權勢，加強中央集權。當時，節度使不僅勢力強大，而且還企圖搞世襲化。在唐代宗時期，降將田承嗣死了，他在臨死之前，直接把節度使的職位傳給了侄子田悅，朝廷無可奈何。唐德宗繼位以後，降將李寶臣又死了，其子李惟嶽要求繼承父親的職位，唐德宗堅決予以拒絕。於是，李惟嶽聯合田悅，又聯絡了另外兩個節度使，四鎮起兵，反叛朝廷，史稱“四鎮之亂”。
唐德宗命李希烈、朱滔等五個節度使，率軍平叛。不久，唐軍取得重大勝利，四鎮被滅掉三個，只剩下田悅了。這個時候，唐德宗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他想借機削弱節度使的權力。本來他用這五個節度使，去打那四個節度使，就有讓他們鷸蚌相爭的意思，如今又要趁機削藩，結果引起節度使們的強烈不滿。在田悅的挑唆下，李希烈、朱滔也反了。
李希烈反了以後，帶兵圍攻河南襄城。唐德宗令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兵救援。不料，涇原兵路過長安的時候，藉口伙食差、犒賞少，發生譁變，在長安城中殺人放火。
唐德宗聞知兵變，急召禁軍將領護駕。可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平時信任的禁軍將領一個也沒有來，倒是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緊跟左右，他們召集了一百多名宦官，保護着皇帝，拼死衝出城去，逃到了奉天，奉天就是現在的陝西乾縣。從此以後，唐德宗就不再信任大臣，而是重用和依靠宦官了。
涇原叛軍佔領了長安，姚令言感到自己聲望不夠，便請朱滔的哥哥朱泚當首領。朱泚的野心很大，膽子也很大，他隨即進入皇宮，宣佈稱帝，國號大秦。朱泚十分殘暴，將留在長安的皇室子孫全部斬殺，共殺死七十七人。朱泚又親自率軍，去奉天追殺唐德宗。涇原兵發動的叛亂，史稱“涇原兵變”。
唐德宗逃到奉天以後，身邊只有一羣宦官，仍然處於危險之中。唐德宗急忙發出詔令，令附近官軍火速前來救駕。官軍尚未趕到，朱泚的兵馬卻來了，將奉天城團團圍住，奮力攻打。奉天城並不堅固，眼看就要陷落。唐德宗危在旦夕，陷入絕境，史稱“奉天之難”。
在這危急時刻，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軍趕到，擊退叛軍，救了唐德宗。唐德宗十分感激，認爲他是大大的忠臣。不料，李懷光也心存反意，他與朱泚秘密聯絡，打算平定關中之後，各自爲帝，但沒有談攏，於是帶兵返回，不久也反了。
各地節度使紛紛叛亂，史稱“二帝四王之亂”。二帝，是指稱秦帝的朱泚和稱楚帝的李希烈；四王是：冀王朱滔、魏王田悅、齊王李納、趙王王武俊。其實，尚未稱帝稱王的反叛者還有很多，形勢比安史之亂還要嚴峻。各地節度使們平時專橫慣了，如今見利益受到損失，紛紛起來對抗朝廷，大唐王朝隨時有分崩離析的危險。唐德宗沒有想到，自己急於削藩，卻惹出了大禍，後悔莫及。
唐德宗萬般無奈，只得忍氣吞聲地下了一道罪已詔，承認自己的錯誤，承擔了造成兵變的責任，同時宣佈大赦，除了殘殺宗室的朱泚以外，赦免所有叛亂者，仍任各職，包括僭越稱帝的李希烈和朱泚的弟弟朱滔。
各個節度使造反的目的，是想保持藩鎮割據的現狀，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並不是要推翻朝廷，更不是要尊奉朱泚或李希烈爲帝，所以，唐德宗的罪已詔一下，各個節度使都先後息兵，宣佈仍然效忠唐朝。
在節度使中，也有忠於朝廷的，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就是其中之一。李晟有勇有謀，率軍先後與田悅、朱滔、王武俊等人作戰，後來又滅掉朱泚，收復長安，迎接唐德宗回京，恢復了唐朝局勢。
這次兵變之後，朝廷威望一落千丈，唐德宗感到顏面掃地，他原先的英雄之氣一掃而光，開始變得消沉起來。唐德宗通過“奉天之難”，意識到錢財的重要性，喜歡起了斂財。唐德宗下詔，增加了許多稅種，不僅有茶葉一類的雜稅，甚至還有間架稅。間架稅是物業稅的前身。繁雜的稅賦，導致民怨四起。
唐德宗再也不敢提削藩了，反而對藩鎮勢力姑息遷就。各藩鎮投其所好，紛紛給皇帝進貢錢財，每個節度使，每年要進奉五十萬錢。這些錢財，當然是從老百姓身上盤剝來的。民衆的負擔越來越重，藩鎮的勢力越來越強大。
更嚴重的是，唐德宗片面接受了兵變中的教訓，不相信甚至猜忌大臣，經常進行人事變動，尤其是頻繁更換宰相，造成人心不穩，朝政混亂。與此同時，唐德宗認爲宦官最可靠，開始重用宦官，由宦官擔任禁軍統領，並充任軍隊的監軍。
宦官的地位迅速提高，並且掌握實權，開始干預朝政，而且有很大的能量。在唐朝中後期，藩鎮的問題沒有解決，又出現了宦官專權。這兩大弊端，加速了唐朝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