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傳授學術和對民族的熱情
那個筆記本
楊振寧在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時候，當即寫信給他在聯大時期的導師吳大猷，表達感謝。楊振寧後來對我說：
西南聯大老師有學問的人很多，同時他們對於教書的態度非常認真。當時中國大學的教授，不只是聯大，浙大也好，中央大學也好，華西大學也好，這些學校的教師對於教學的認真的態度都很好，比起美國今天最好的大學的老師，教本科生的態度，都是比較好的。結果是，一個好的學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學到很堅實、很深入的、很廣博的知識。
西南聯大最強的是本科。由於戰時研究大半停頓，一流大師們把精力都放到了學生身上。楊振寧舉了一個例子，量子力學，他是跟王竹溪教授唸的。他至今保存着那個筆記本。
這個筆記本我現在還有。筆記本是用一種最粗的紙，抗戰的時候廁所用的手紙一類的。今天它對我還非常有用處，因爲王先生教得非常詳細、非常透徹，很多公式我今天有時候還要翻看的。
楊振寧後來到美國去念博士學位，很快就發現他的美國同學的量子力學沒有他念得透徹。
西南聯大因爲有很多老師，有各種方向上的學問，那麼，這些學問使得我對物理學等當時前沿相當廣的面，都有了一些接觸，其中對我有最重要影響的一個是王先生指導我作碩士論文，是關於一個叫統計力學的題目。另外我寫的一篇學士論文，在1942年，是我跟吳大猷教授作的。吳先生當時研究的是分子物理學，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對稱”。對稱的觀念在分子物理學中非常有用處。他指導我作的學士論文，就是關於這方面的。
王竹溪先生指導他作了統計力學的工作，吳大猷先生指導他作了對稱性的工作，這兩件事情對於楊振寧一生有決定性的影響，他後來的工作主要就是在這兩個領域裡。
“通過從他們兩位學到的東西，我走到了這兩個領域，對於我後來的研究工作有決定性的影響。這兩個領域今天還是物理學主流，這是我很幸運的地方。”楊振寧說，他的基礎確立“確實是西南聯大那前後六年”。“我先念了四年學士的學位，又唸了兩年，得了一個碩士學位，這六年對我一生的學術工作有決定性的影響。”
教授按自己的理解講課
當時的教授講課並不是照本宣科。在西南聯大，同一個課程，一樣的名稱，可能教的內容會不一樣。這位教授是這樣教的，那位教授是那樣教的，側重點也可以不一樣。但是從培養人才來講，結果是一樣的。
本來這個課程的內容沒有那麼死板的，什麼必須講、多少個知識點，其實並不符合教育規律。老師把主要東西講了，另外的東西，只能說你從老師那裡學他的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精華的東西學到以後，你自己去往下學。
聯大老師講課，講的是比較簡潔的，他並不是講那麼細。但學生下來要看書，各看各的書，而不是大學要有個統一教科書。沈克琦說：
一個課程怎麼教？教什麼？每個教授允許他按他自己的理解來講，不是一定的。在這個教學中，也發揮了教授的一些專長，不給他一些限制——你就按你的專長講。
我上電學的時候，是吳大猷老師教的。他教的時候，就非常重視靜電學裡的一些內容，他就照一本電學書講。這樣挺好，我們學了都挺有收穫。後來因爲轟炸誤了課，後頭就缺了一點。缺了一點就自己補，沒有關係。沒有說有一個死板的教學大綱，你必須按這個教。都由教授自己定。觀點上也可以有不同的觀點，有人這麼教，有人那麼教。所以看法都不一樣。特別是文科。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上過王竹溪先生的熱學課。王竹溪先生就看了很多熱學的教科書。他講一段東西的時候，不是哪一本書上都有的，他也不是完全照哪一本書講的。但是學生要看書。
所以，他講了以後，我們就做筆記，記下來。他同時說明，每一節的後頭你可以參考哪一本書。比如某某著的熱學書第幾頁，那本書第幾頁，他每一個觀點的後頭，有好幾本教科書，你都可以註上。
吳大猷先生教我的近代物理，他就說，這段你去看某某的一本書，這段你看誰誰的一本書，那段你看另一個人的一本書。他講一門課，你得看好多本書。這些書都是當時國際上比較成熟的、比較有名的著作。
這樣的“本科教學”，已達現在研究生的水平。導師指出一個求知的方向，學生沿着這個方向去學習相關的著述。
都是這麼學的。沒有說學生抱着一本教科書學，老師抱着一本書教。而且，真有那本書你可能買不着，當時沒有。圖書館同樣的書只有一本或者兩本，要借這本書，沒有，借出去了。那我另外拿一本，拿起來就看。當時就是這麼學的。
“百年陳酒”
鄭敏講聞一多，令人耳目一新。關於聞一多先生，人們都知道他富有才華與激情。後世所關注的大多都是他最後壯烈的慘死，以及和他英勇行爲能印證的那些詩篇，如《紅燭》、如《七子之歌》。
其實聞一多對於文化藝術多方面的素養與才華，造就了他與衆不同的泛文化觀。鄭敏的這段話含有豐富的信息：
我還上過聞一多的課，那時候師生距離很近，就像我們這麼近一樣。聞一多那時候講《楚辭》。他讓我非常驚訝的是，他說分析、考證什麼的，不是那種考證非常綿密精確，不是很死板的，而有很多他自己豐富的想象力在裡面。在講古典詩詞的考證時，他的闡釋充滿了自己的想象力，讓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也能做，就是每個人念古典詩詞的時候，也可以打開自己的想象力。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現當代的閱讀理論就是說，每個讀者可以把自己的東西帶進課本，帶到文本里去。事實上，聞一多先生就是在做這個事，他沒有搬出很多考證的
東西，他講的讓我產生非常豐富的聯想，這都在他的解釋裡面。
我曾經讀過，聞先生髮現《楚辭》中若干古字的讀音與雲南某些地方的土話相通。當時我也產生了如同鄭敏這樣的驚異。
聞一多是率先用自己的生命與古典對話的人。“所有聯大的教授讓你感覺到，他們是幾百年的陳酒，不是一朝一夕你可以達到的。現在比起那個時候，陳酒少了一點。”
聞一多先生的講課，曾經受到劉文典的貶斥。劉文典爲人狷介，世人欽佩他有骨氣。但他過於看重自己的學術，而拒絕接受別人的創意，尤其是在人際上不能尊重同仁。西南聯大當時卻能夠包容如劉文典這樣的古董式的學者，又有聞一多這樣勇於探索發現的、具備“新人文觀”的教授，這的確秉承了昔日北大蔡元培先生之“兼容幷包”。
而鄭敏“百年陳酒”的感慨，遍及學界。現在的教師常常只是“信息傳聲筒”，缺少個人對專業的熱愛與理解。學府的魅力與醇香何在？
葉公超上語音課
2009年，我赴臺採訪。兩岸阻隔六十年，彈指一揮間，在我與聯大老學長之間產生了一種被歷史穿透的奇妙效應。那一部“民國史”在這些聯大老人們的生命中依然延續。回憶離他們是那樣切近，有一種活色生香之美。
在劉長蘭學長的身上，一股由人生、歷史與藝術釀成的氣息尤其濃郁。劉長蘭是英文系學生，講起葉公超上課情景，彷彿又再現當年教室裡老師與學生間的一幕幕：
葉先生剛從美國回來，又是英語很好的，照說應該很神氣。但是他不。他穿着北平常見的中國大褂。那大褂有點重量，往下垂，他的衣服也垂下來，袖子也垂下來，他的手背在後頭，拿着一個小本搖頭晃腦地就進來了。大夥兒說，這就是葉公超啊，出名的葉公超就這個樣子啊。他來了，上課也不開場白，也不自我介紹。
葉公超風度隨和，而又出乎人的意料。而更新異的是他的授課方式：
看了看，就開始教第一排第一個學生，你把我這個書的第一行念一下。那個同學就拿過來，一看是個劇本，對話的。他就念一句。“好了，你坐到那邊去”。把這個書給第二個人：你從第二句念，念好你坐到那邊去。每個人都讓你念幾句，都規定你坐這裡、坐那裡，反正不是你原來的位置。只有一個同學坐中間的。他搖頭晃腦看了一會兒，說：好，你不要念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正當同學們充滿疑問時，葉公超破題了。
然後他就說：你們這一組人都是江蘇人對不對？大夥兒一愣，是啊，我們都是江蘇啊。你們是河北是不是？你們那個角上乾脆是天津人對不對？也沒錯！每一個角落是哪個地方的人他都給你定出來了！大夥兒心裡頭想，這位還真有一套。
學習語音，首先要糾正的是方言所帶來的口音。所以葉公超要同學們都有自我敏感的意識。
但是對中間那個人葉公超皺眉頭，說：你是哪裡人？“我是蒙古人。”所以他的發音特別。這樣一來，大家覺得這個教授不錯，沒有人反對他。
葉公超教語音課可謂匠心獨具，他不說“你的英語帶有地方口音”，他用一個識別，把學生的這個問題指出來了。這種後發制人的方法，在課堂上非常吸引學生。這就是語音課和英語課的區別吧。
劉長蘭說：考試的時候，寫完卷子，助教來了，說葉先生說的，卷子你們不要交到課堂，拿到辦公室交給他本人。學生們拿着卷子，三三兩兩、沿途商量：你那道題怎麼樣，我那道題怎麼樣。根本就是“大混卷”。一起到了辦公室，辦公室大門開着。助教出來叫多少號學生，這個學生就進去了。一會兒出來了，笑眯眯的。
你進去以後，葉先生把你的卷子往旁邊一丟，根本不看。答卷根本不看。然後他給你一本書，你念一下。這不是一般的英文，發音比較關鍵的。讓你念個三句五句的，頂多唸到五句，就可以了。他就在你的本上給你的分數打上。就是用口試測驗你對語音學的瞭解，給你的發音打分。那些考卷，他知道沒有一個是真的。他比誰都清楚，就丟到一邊啦。
對於英文語音課的成績，葉公超不糾纏於卷面上的考試，他重學生的實際掌握。“這就是葉公超先生。葉先生很少給‘及格’，但是你想得到A，是不可能的。”這樣給分數，對學生的學習帶有鼓勵的性質。
他真教得不錯，我們對那些符號、對那些用語，我現在稍微想一下都記得起來。他給你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從他那個測定我們是哪一省的人，能夠從你念英文知道你是中國哪一省的人，他聽的能力真是第一等的。
90年代，大陸興起“惡補”英語等種種瘋狂方式，被視爲教育時尚。這一幕葉公超先生教授英文語音課的情景，或可以給我們今天一點啓示。
吳宓講英國文學史
吳宓教授備課極其認真。他在長沙時期，每天早上上課之前，都要在住所前來回踱步，思考，並準備許多小條子。對於一部英國文學史，內容不是現成的嗎？吳宓如此費神和認真地備課，他講課必有奧妙。但今不見傳。
臺北劉長蘭學長的講述，非常難得。吳宓先生的授課，博學、兼容、獨創，可謂開創中外文學比較風尚，當今無人可及。
有一位吳宓，他是講英國文學史的。這位吳教授的英文發音不是太好。可是，他講到19世紀，他就背一段19世紀的詩給你聽。講到英國的古詩，他甚至能背幾句古詩給你聽。講到現代英語，他就把現代英語的特徵拿出來，跟古英文對比。他的英文實在是太精深了。
而且他翻譯。他要是翻譯19世紀的英文，他就採取中國19世紀的中文來對翻；他要是講現在的英文，他就是完全是用現代漢語。
他說，你怎麼可以拿一個古代的文字跟另外一個現代的文字對照翻譯？翻譯不好的，含義也不同。某
一個字在19世紀是這個意思，到了現在它已經不是了。所以詩人用字非常之精確。你的翻譯也不能馬虎。
他很好。這個吳宓，他所有的詩不帶書的，全都是背下來。
這就是翻譯家、文學史家吳宓，他也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開山之人。能夠意識到語言的時代感，現在沒有理解到這個程度，也沒有這樣的水平。這必須是“知己知彼”，中西兩方面都是專家的大師才能做到。
錢穆講中國史
當年，劉長蘭是英文系的學生，她也聽錢穆的中國歷史課。
那時候的英文系，梁實秋、吳宓、錢鍾書等人，國學也都是不錯的。劉長蘭的性格與才情，就是在這樣的環境學風下長成的。採訪她時，令人得到一種陶醉，她的一番自然而然的話，含有豐富的信息和優美的情操。劉長蘭學長這樣描述錢穆：
那個時候的教授，沒有名氣是不大容易到這幾個大學來教書的，所以校內都是名教授。我們也很尊敬他們。但是他們也不光是靠名氣，他們確實講的東西很多。像錢穆，在那裡講書，他是紹興人講的浙江話，不太清楚。我因爲在南京住很久，所以我對南方話還可以懂，好多同學下課我要給他們翻譯一下。但是錢穆上課講書的時候，大家聽懂聽不懂，都是很認真地聽。
錢穆講書非常熱情，他矮矮的，他在大教室上課。大教室是有階梯的，階梯一層層上去，他在下面是一個講臺，好像一個小舞臺。他說中國歷史沒有幾個人有資格講，我也沒有資格。我爲什麼要講？我愛這個歷史。他說到“我愛這個歷史”就跳起來了。他人跳起來講：所以我要講這個歷史。我是教了多少遍，但是我還希望再講一遍，因爲中國的歷史實在包含太多，不像外國曆史換了一個朝、一個皇帝就算了。中國不是。中國一開始的文化就不簡單，像周朝那個時候的歷史、那個時候的文化，別的國家還沒有開始呢，還沒有影子呢。但是中國已經能夠把人事、天地之間、宇宙之間種種的關係，都能夠有個交代。那很不容易。中國的文化那個時候就已經這樣講：人在整個地球上，人是佔一個什麼地位，人之來源是什麼。人從哪個時候轉變成爲一種文化的，本來也是跟其他動物一樣，人是怎麼轉變過來，而中國是第一個轉變過來的。馬上中國就開始了一個高級的文化，所以中國文化講起來太深遠。我們這個地方，大家上幾堂課絕對不夠。所以我喜歡講，一遍再講一遍都沒有關係。這是錢穆的話。
錢穆教授，在他那矮小的身軀裡，蘊藏着的是中國歷史的巨大力量與智慧。錢穆更大影響的行爲發生在臺灣。以他爲首所倡導的“國學運動”，和魏建功倡導的“國語運動”，對於剛剛從日據時代走出來的臺灣人民，如同是一道重新邁回祖國母親懷抱的門檻。
羅膺中講杜詩
詩歌的魅力是永恆的，而青年時代對此尤其難忘。在臺北，易君博學長回憶聯大時期聽詩歌課的情景：
其中就有一位，他叫羅膺中。他講授杜詩，很多人都去聽。旁聽的人比選課的人還多，那一個小教室是不大的。教室坐滿了，還是不夠坐。羅先生講杜詩，他每講一段，就念一段，解釋這首詩的背景，什麼樣的環境之下寫成的，什麼樣的心情之下寫成的，然後他講他的思想。有一首詩，“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他就講，他說這個是中國人的宇宙觀。這個我印象很深。
易學長的這段回顧，我思索了很久。爲什麼這樣兩句閒淡的詩句會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呢？難道中國人的宇宙就這麼微觀嗎？花鳥魚蟲在中國文化中都是有靈性的，都有着與人一般的風格，甚至人從它們那裡得到一種風格。觀察自然，歷來是中國文化人的一個靈感的源泉。
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這是中國古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法自然”是中國人的最高準則。
馬約翰教女生體育
李佩學長很有藝術氣息，家中的擺設也別有格局。李佩說：
後來女生搬家，搬到師範學院，就在那條街口上。我記得我們住的是比較大的房間，進了一個大院，這個大院有的時候還用做操場。那時候上體育就在那個大院裡面跑步的。女生體育，馬約翰是抓得比較緊的。女生體育常常都是他在教，他要我們都得跟着做。他教我們怎麼打壘球。後來各種的球類，我們都要學一學。另外就是跳遠、跳高。他還弄了一個樁子，我們得要走這個木頭樁子，就是你得要平衡，很窄，我們都得走過去。你必須得訓練走過去。他說，這樣你走路就可以姿勢好。他說，女生走路一定要像女生走路的樣子，老是用這個樁子訓練，就一定姿勢很優美。
馬約翰要求女生走的這個樁，其實是他自制的平衡木。
他經常中文和英文夾雜，一定要怎麼邁這個步。還有一個五尺臺，我們得要跳下來。他要上體操鍛鍊，他非常重視健美。當時我們上體育，都覺得是一個享受。我記得我自己跳高不行，後來我在那兒拼命地練了很長時間，要不就不及格。
馬約翰在聯大發揚了清華的傳統，同時還爲女生的風度着想。
聯大人的“校花”郝詒純，當年是球場上的健將：
我籃球、排球當時都在校隊，我是打後衛的。聯大有球場，但是是很簡陋的，底下都是沙子。
聯大培養的是通才，德才體全面培養，這個我覺得學校做得還是不錯的。最主要的一個就是體力，第二個就是意志，還有就是機智勇敢。打球你就要贏人家，你不能退縮，你要拼搏。
我從小學、中學就愛好運動。我的小學是北平的師範大學附小，就是現在的師大附小，中學是附中。差不多的體育活動我都喜歡，像田徑什麼的我也參加。
轟炸的時候沒辦法打球，跑警報也是鍛鍊，因爲你一跑就要跑十幾裡地。
體育鍛煉，給這位後來的地質學家準備了堅韌意志、體力和機智勇敢精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