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陳述了一遍，前前後後，沒有任何隱瞞，最後我還是說到了紫城，我認爲這個事件跟他們擺脫不了關係，但是公安機關並沒有把矛頭針對他們的負責人，後來我是知道的，這是保護，是不想輿論把紫城搞死，所以只要把我搞死就好了，本來就是我直接責任，當然拿我出來做替罪羊是再好不過的。
他們一再問我是不是從中做手腳，偷換了廉價的建築材料，把好的建築材料賣掉了，而從建築施工的檢測來看，最上面那層的確是僞劣建築材料，他們說是我偷工減料造成的。
我感覺我從來都沒被這樣冤枉，就算我再混蛋，我也不會用劣質材料去建設的，我是知道那危害的，別說這個，就是有人給我錢，讓我去做，或者刀子架在我脖子上讓我去做，我都是不會去做的，這種事情根本不是我能幹出來的。
我是如何都不會承認的，不管他們怎麼問。
第二天的提審就這樣結束，我要求見紫城的領導，我要見顧總，顧老頭，他們沒允許，認爲我沒有這個權利，要審問也是他們的事情，我沒有見成顧總，我是有很多話要問他的，我只有見到他，我才能問。
到底是誰幹的，我想站在他的位置應該是比我要清楚的。
第三天，事情調查有了新的進展，我得到的消息讓我無比驚訝，他們說是我手下的人在進料的過程中，進的不是紫城提供的，而是從另一箇中間商那裡購買的，而具體是從哪購買的，他們也沒查清楚，但是總之我們是從非法渠道進的，這就無比奇怪了，除非小亮出賣了我，他私底下從別處進了材料，不然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這樣一說，就是把紫城的責任徹底地拋到了一邊，這招好啊，很好。
第四天，我又得到了消息，小亮也被抓了進來，這讓我無比痛心，我感覺我害了這孩子，但是我同時更想見到他，我想親自問他到底是不是他乾的，結果他沒有跟我被關在一起，但是從公安機關得到的消息是，小亮承認那天是有點奇怪，他去進貨，有個人說是新換的負責人，那邊材料沒了，要讓他從另一個地方運，當然也是同一家的，就是在這兒出了問題。
而公安機關再去查那人到底是誰，是在什麼地方運輸的時候，結果就查不到了任何結果，我相信小亮說的是實話，他不敢這樣幹，對於建築材料，我是一再地囑咐他，我就怕出這個事情，他小子還沒有這個膽量。
而如果是這樣，那麼最關鍵的就是，那天打電話讓小亮去別處進貨的人是誰，可是那個電話號碼也是未知歸屬地的黑號，而那個進貨的地方就是一個廢棄的建築空地。
這樣，是的，抓不到那個人，我們是講不通的，因爲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我們的清白，那麼責任就應當由我們來負責，但是同時警方也無法認定就是我爲了私利從中操作，因爲也無法對我進行這個定刑，但是有一點肯定的是，責任肯定是由我們來負責的。
第五天，警方跟我提出了賠償的事情，關於如何賠償這起事故的苦幹意見，當然這些都是初步的，最終還是要由檢察院提起公訴，然後移交法院來審理的，前期公安機關對案件調查了大概有半個月，前前後後，無數次的提審，我慢慢地從那種傷心之中回過神來，只是對死者及其家屬，以及老叔還有另一個工人以及家屬感到愧疚，我當時想的是，就算我把我的錢都拿出來賠償了，只要能安撫他們，我都會願意，因爲任何罪過都難以彌補他們對親人的夫去所帶來的痛苦。
接下來的日子裡，警方調查的最重要一點就是我們提供的證據，線索，以及對我個人的行蹤，通話記錄，來往人員都逐步做了調查，我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沒幹違法的事情，不管他們怎麼查不可能查出我有問題，而如果查出我有問題了，那一定是冤假錯案，我是相信不會有那樣的事情發生的，不可能。
案件一直沒有什麼進展，而對於舉報的人，警方也不知道是誰，警方不知道是誰，而對我的懷疑，我提出是顧天龍，是紫城置業有人加害與我，而他們更是找不到證據，我相信他們是找不到證據的，而不是其他。
一個星期後有人開始來看我，第一個來看我的人是顧總，那天當我一見到他後，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是誰幹的？”，當我問出這句話後，顧總扶了扶眼鏡說：“小天啊，我也一直在查這個事情，我前前後後都想光了，就是沒想到是誰，你說我兒子，那個混蛋他現在人都不在杭州了，都去了澳大利亞了，不可能是他的，我也知道你懷疑他，可是他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啊！”
這個時候，我再也沒有好生氣，我冷冷地說：“是不是他，我心裡清楚，你也不用再爲你兒子這麼袒護，只要我不死，我有一天出去了，我查到這個事情是誰幹的，我不會放過他的，我會讓他付出比我十倍還可怕的代價的，那是一條人命，兩個工人重傷，就算我不爲我討回個說法，我一定會讓那個混蛋付出代價的！”
顧總苦着臉，不停地扶着有眼鏡說：“小天，我理解，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知道你現在心情很糟糕，可是請你諒解叔叔啊，如果是我那混蛋兒子乾的，我會讓他付出代價的，會讓公安機關懲罰他的，可是現在一直在查，也把我查了，我是和積極地配合工作的，我的壓力也大啊！”
我冷冷地一說：“不要說這個，我只想跟你說句，這個事件如果不是你兒子乾的，那就是紫城或者跟紫城有關係的其他人，我想你應該比我清楚，我現在身在這裡，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我希望，此刻還是希望如果你知道，你可以把這些告訴公安機關！”
“我如果知道，我哪敢不說啊，我跟你說，這個事故太轟動了，也給我們紫城造成了無比巨大的影響，特別嚴重的損失啊，簡直可以說是血淚代價，可以說從此後，紫城的聲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我的苦又有誰能知道呢？哎，完了，從此紫城不會再有任何希望了，現在輿論壓力那麼大，很快就傳開了，到處都在說紫城的房子不能住，倒塌了，我們是快要完了，哎！”，說着，說着，顧總就哭了，是的，我想這個事情至少不是他乾的，這個事故對我的影響也許更多是良心上的，但是對他們來說，就算他們是承包出去的，那也是他們的工程。
可是後來的事情也並非如此嚴重，當我配合的那麼好，把死者家屬都安撫的很好後，這個事故反而就那樣被壓了下來，沒有太誇張，可以說是死與無聲無息中，我當時在看守所聽到警察說那些其實都是在嚇叱我，當然也沒錯，如果中國的地方政府沒有壓倒輿論的能力，那是不現實的，至少不是現在，早幾年，05年的時候跟現在的網絡輿論比起來還是有些欠缺的。
顧總那天的確是在我面前哭的一塌糊塗，哭的我都不想再聽他哭了，我再也不會相信這些，我自己都那樣了，我還會相信誰的眼淚呢？誰的都不會相信了。儘管他表現的一臉無辜，萬般痛苦，可是我認爲他在這個事故上做事對我很不利。
當時我還跟他說了，我不是不害怕，我請求過他的幫助，我在看守所裡說：“顧總，如果可以，我希望你可以幫我一把，至少可以幫我出面做證，可以攬一點責任在自己身上，比如他們是定期都會有人前來監察施工的，雖然這些不是必須的，但是如果他們能提到這點，那至少對我的責任會少一點，可以分擔一點，我當時只希望是這樣。
但是在他走後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紫城推辭了一切責任，它們沒有爲我負責一切的責任。而且還說他們負責監察只是‘可以有也可以沒有’的，合同裡沒說一定需要他們監督，它們只是出於對承包者的友情提供。也更沒有提到如果突發事故，他們會承擔一些責任。
那這樣自然，他們洗脫了所有罪名，而且最厲害的是，他們對社會輿論說那兩棟樓不是他們承建的，是交給我的，是屬於私人的，是不屬於他們公司的項目，這實在可笑，我一個個人怎麼能有土地建設開發權，這些都是他們的，當然對輿論，他們怎麼忽悠都是他們的事情了。就算我跟他有合同，明確我是承包，可是輿論，社會誰去看你這些東西呢？
當我知道這些的時候，我對顧老頭恨之入骨，我也看透，這個社會，這年頭好人是不能做的，是做不得的，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打擊，那些日子，我遭受那麼多打擊，整個人都是有點扛不住的，幾乎瘦的沒有了人樣，鬍子滿臉，精神憔悴。
公安機關在半個多月後把案子移交了檢察院，檢察院在對案件進行分析後，決定對法院就此案提起了公訴。
我只有接受那最後審判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