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作爲這次驛路的巡閱使，下來朱常浩自然要給其暗授機宜。這件事情一完，那麼接下來，朱常浩就要給天下士紳進行“毒計”的訂製了。
說道計謀，朱常浩覺得，陰謀永遠比不上堂堂正正的陽謀，畢竟陽謀施展出來，那就是一種碾壓一切感覺，比起陰謀，那簡直不在同一個層面上。
在軍器監的時候，孫元化說過，要用他們的手段對付他們，那纔是對症下藥。
因此，朱常浩也就提到，“想必諸位也明白，現在大明從朝堂，到地方，掌握財富，並且左右大明的社稷，諸位，你們都像本王的手足一樣，接下來說出來的話，估計大家心裡也明白，只是內心接受不了。”
朱常浩說道這裡，口氣故意沉頓一會，以便讓在座的衆人有個思考和緩衝的時間。
看在座的幾位臉色，慢慢地緩和了，朱常浩才滿面嚴肅地說道，“在坐的幾位，想必也明白，都是讀得起人的人，有些還獲得了進士第，那就說明你們的家景還不錯，本王想問問，你們家景是因爲什麼不錯的?
這個問題就讓盧建鬥來說吧！”
“回王爺，末將是南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天啓年間進士。在末將的家裡，爺爺任過知縣，老爹是個秀才。爺爺致仕之後，就回到鄉間，和老爹侍弄那幾百畝地去了，末將少年時愛讀兵書，喜習騎射。雖然是江南的文人，但天賦異稟，百八十斤的大鐵刀，在末將手裡虎虎生風。”
“練功會不會食量大增”，朱常浩問道。
“回王爺，這練功最大的本事是熬打身體，那食量不但增大，而且，每餐必須要有肉食。末將自己十六七歲，每餐三四斤牛肉，還是輕鬆下肚的。有時候，外出遊獵，一隻兔子都是全歸我的。”
“那你吃的，用的都是咋來的？”
“回王爺，我們盧家在宜興縣，是當地的大戶，除了家裡上千畝的土地之外，在縣城，我們數十間店鋪，吃喝拉撒，家裡從小都沒有虧待過我。據末將所知，我家近年來海鷗買土地，這就意味着還有許多佃戶要進我家了。”
“本王明白了，也就是說，你所有的用度都是這些店鋪和佃戶提供的。”
“是的，王爺。”
“那你家的店鋪和土地，一年交多少賦稅？”
“王爺，末將不太清楚，但爹爹說過，我家基本上就沒交過稅，因爲家裡有讀書人，土地都劃撥到永業田的份額上。店鋪的稅賦，就是九牛一毛，何談交稅。”
朱常浩和盧象升的對話就到這裡，只是衆人也聽懂了，那就是“士紳”階層，只有從國家社稷身上拿錢，卻不會給錢。
用朱常浩的理解來說，明朝現在的財政危機，導致國家財政困難，導致發生饑荒，沒有錢去賑濟；發生戰爭，沒有錢支付軍餉。
沒有錢賑濟災民，饑民作亂;沒有錢發軍餉，致飢兵作亂。飢兵與飢兵結合就會導致大規模的國內叛亂。
政府軍隊缺乏戰鬥力，導致國家既無法消除外部侵略，也無法肅清內部叛亂。財政危機導致軍事危機，軍事危機導致更大的財政危機，如此惡性循環，明朝最終走向滅亡。
朱常浩不會講自己所看到和所想到的這番話，說給在座的衆人，畢竟他們不是穿越客。但利害關係的話話還是要說的。
“衆位，這說明我大明現在是國貧民富。這裡的的“民
富”其實是一種倒退，大明建國到現在都有多二百六十年了，在洪武爺時代，就規定稅收定額。
洪武九年，老祖宗就分譴各部官員、國子監生和宦官巡視1一百七十八個稅課司局，固定他們的稅收額度。
洪武十七年，老祖宗命令將各省和各府稅糧課程一歲收用之數刊刻於石板上，並樹立在戶部廳堂內。
洪武二十六年年，田賦收入達到三千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九百石，洪武皇帝對此很滿意，宣佈北方各省新墾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額稅收作爲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來，後來也偶爾進行過小的調整，但基本定額從來沒有被擯棄。
本王這裡有一份戶部收入的資料，劉正，你給大家發一發。”
“是，王爺。”
劉正從旁邊的桌案上拿來一疊文書，然後發給衆人。
只見文書上面有這樣的例子，“洪武二十六年，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絹二十八萬八千餘匹；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餘石，錢鈔五千餘錠。
永樂中，……，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
萬曆時，夏稅，米麥總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
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萬三千餘石……”
每人手裡也就是三張紙，是用小楷抄錄成的，上面都是這樣的例子。
朱常浩看到大家都看完了，說道，“你們都看了，那本王就說說，這份從戶部謄抄而來的年份收入，告訴在座的諸位。
農業稅收，從永樂達到高峰，以後就是不斷遞減，在嘉靖時期，和洪武年間相比，已經是麥減少了九萬石，米減少了二百五十餘萬石；而到了萬曆年間，麥子減少了十一萬石，而米減少了二百六十九萬石。
表面上看，這些減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慮到萬曆時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間的兩倍多甚至是三倍，而農業稅收不但沒有顯著增長反而絕對數量減少了，那麼這就是相當驚人的減少了。
以上是農業稅長時間內沒有增加甚至減少的情形，
至於工商業稅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實在年份中已經順帶說明。
本王在這裡說一點，在歷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視的商業稅，在我們大明朝卻並沒那麼受到重視。
關於這一問題，本王認爲這是因爲洪武、永樂爺爲恢復流通經濟的結果，爲了恢復流通經濟，當時採用寶鈔作爲商業稅繳納，然而隨着寶鈔的貶值，商稅也不斷降低”
簡單地說，我大明商業稅是用寶鈔來計算，而寶鈔不斷貶值，商稅自然也就不斷降低。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總之商稅不斷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實是肯定的。但關於商稅降低這一點也沒有必要多說，因爲在洪武永樂年間，商稅很大程度也沒有認真徵收。
商稅到現在都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降低不降低都已經是沒有什麼實質意義。”
朱常浩說到這裡，這七人明顯的意識到，原來自己的主人，也就是瑞王，一點也不糊塗，他現在已經一針見血地明白了大明社稷裡面，的這個弊端，只是不知道接下來，自己的這位主子，該怎樣破局。
想到這裡，作爲裡面的老臣，孫承宗說道，“王爺，那朝廷的賦稅該怎樣收啊？老朽每次看到遼東的戰報，就恨得直癢癢，只是朝廷沒錢，無法出兵啊！”
“老帥，你坐下，這事情，本王已經有想法了，那就是從商人手裡拿錢。也許你們會問，王爺，這定商稅的事情，是皇帝下旨的，你也不好操作啊，怎麼拿錢？”
朱常浩說道這裡，七人誰都不說話，不過，面上的表情，已經告訴他，大家心裡都是這麼想的。
“這樣，本王再給你們說件事，我大明有七大鈔關，除了九江外，其餘六個河西務、臨清、滸墅、北新、揚州、淮安都在運河沿線；
門稅、崇文門稅的徵稅對象是出入北京的貨物；通過稅中有五十萬兩左右都集中在運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
其時關內的商路的開闢已經有相當規模，而徵稅設卡相對滯後，連江湖要津的設榷都難以充分”
還有就是各地區商稅徵收之間的不平衡，發達繁榮的地區，商業稅反而更少“分省區營業稅額與各省區商業水平之間存在着嚴重脫節，具體表現有二：對多數省區而言，商業水平和營業稅額與其在全國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區商業水平與營業稅額之間不相稱，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尤爲明顯。
再說另一點，再比如鹽茶業。
以前唐宋，朝廷收入中的大頭，鹽茶專賣，到了明朝，政府卻獲利極少。關於關於鹽的專賣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戶部尚書估計實際上朝廷僅僅徵收了兩淮產鹽總量的四成，其餘六成的食鹽則落入了販賣私鹽的商人手中。
……
正鹽根本無望截斷私鹽市場，因爲正鹽的價格毫無競爭力。到萬曆朝後期，私鹽販賣在一些地區已經有固定的市場，分配給巡卒私鹽定額實際上更象是對變化了的餘鹽銀的隨意管理。
簡而言之，鹽的專賣，由於朝廷投資不足和接連的管理失誤而受到妨礙，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獲得的全部資源。儘管這些資源十分豐富，可以想象其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但是專賣制度無力去開發這些資源。”
《野議.鹽政論》中的記載也足夠說明問題：“萬曆盛時，（鹽商）資本在廣凌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
至於茶葉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憐，本王就說了。
所以，這些商賈們的稅收朝廷收不上來，那本王就要想辦法圈走他們的應該給朝廷的稅收。當然，這種圈錢不是搶劫，也不是掠奪，而是通過白紙黑字的契約精神來搞定。
簡而言之，那就是本王要開辦大明最大的錢莊，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大明皇家銀行。
這個錢莊，不，應該是銀行，不但可以鑄幣，還可以匯通天下，將士紳的銀錢，通過契約，也就是“單據”，收歸到朝廷，但他們對自己錢財的使用和掌握，不會受到任何阻礙，相反，他們存在銀行裡的銀錢還有一定的利息。
“那王爺，您的這個錢莊，也就是銀行，怎麼才能掌握我大明士紳的財富呢？”宋應星有些緊張地問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