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綏，是安撫、平定的意思。靖，也是安定、平定的意思。綏靖，就是安撫，使其平靜、安定的意思。在我國舊社會，統治者常以“綏靖”爲名，鎮壓老百姓的反抗、起義。國民黨統治時期，將全國劃分爲若干區域，派軍隊去駐防，鎮壓革命活動，防止老百姓鬧事，或者剿滅土匪滋事。這樣的區域叫“綏靖區”，設置“綏靖公署”，其軍事長官稱“綏靖區司令”。蔣介石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重點進攻”全都失敗，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特別是1947年底，聶榮臻率領華北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石家莊，把晉冀魯豫和晉冀兩個解放區連成了一片，使華北局面爲之一新；譚震林等指揮華東解放軍山東兵團粉碎了敵人對膠東的進攻，改變了整個山東的局面；**、羅榮桓指揮東北解放軍解放了四平等三十多座城市和地區，使東北敵人的巢穴長春、瀋陽、錦州等完全陷於孤立；彭德懷、賀龍指揮西北解放軍取得了宜川大捷……爲了擋住解放大軍的進攻，蔣介石與“小諸葛”白崇禧合謀，在日本侵華首要戰犯岡村寧次（1884年5月15日出生於東京四名阪町的一個沒落的武士家庭，，1890年3月入阪町小學，8年後畢業。1897年，考進了東京早稻田大學附設中學部。1898年轉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後升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1899年，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04年作爲第16期學生畢業，同期畢業的還有日後的三位大將：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和安藤利吉。同期的岡村寧次、永田鐵山和小畑敏四郎被教官們公認爲第16期最優異的“三羽鳥”（即“三傑”）。1905年4月岡村寧次在步兵第四十九聯隊，作爲新編第十三師團的一個小隊長參加日俄戰爭樺太島（即庫頁島）戰役。其後駐紮在日本侵佔的朝鮮。1907年至1910年的3年間，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清國留學生隊中尉區隊長，帶過3期156名中國留學生，其中不少人日後成爲中國著名的軍事人物，如閻錫山、孫傳芳、李烈鈞、何應欽。1910年12月，岡村寧次被推薦進入日本陸軍大學。1913年11月，以第25期第8名的成績畢業。1914年8月，調任參謀本部外國戰史處。1915年2月，被日軍參謀本部派到青島蒐集日德作戰史資料（日本1914年佔領德國在山東殖民勢力範圍）。1921年6月，被陸軍省選派與土肥原賢二等人赴歐美考察，在英國、法國、瑞士、德國停留，會見當年的學友東條英機、山下奉文等少壯派法西斯軍官，暢談“改造”日本軍隊使之法西斯化的“宏大偉業”，圖謀推翻文官政體等問題，締結了“巴登巴登盟約”，結成了日後在軍界政壇的盟友集團，到了昭和時代，這些人正式成立了“二葉會”，後改名爲“一夕會”。1920年代在受孫傳芳聘請任孫軍事顧問的時候竊取到了江浙一帶1∶20000的軍用地圖、華中中部地區1∶50000軍用地圖等。日後，日軍在武漢作戰所用地圖大部分就是岡村寧次此次竊取的。1927年任日本陸軍步兵第6團團長時，在山東濟南製造了濟南慘案。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與制造一二八事變。之後調任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駐僞滿洲國武官等職。1933年春，關東軍侵犯熱河、長城，“華北危急，平津危急。”他代表日方迫使中國政府與之簽訂了《塘沽協定》。1934年起，歷任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部長、第2師師長、第11集團軍司令、軍事參議官等職。
1938年下半年，指揮了武漢會戰。1941年晉升爲上將，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1944年，先後任日軍第6方面軍司令和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他在職期間，推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1945年9月9日，於舉行受降典禮時，代表日本政府在南京簽署降書。由於他過去的戰績與剿共成績不錯，戰後蔣介石爲了國共內戰而讓岡村逃過自己身爲中國戰區最高負責人的戰爭責任，並參與國共內戰，幫助蔣介石國民政府參謀**。）幫助下，決定實施“總體戰”和“分區防禦”的新戰略，在江淮河漢流域劃分若干個“綏靖區”，綏靖區司令官兼任轄區行政長官，實行“一元化”指揮，黨、政、軍、特、財、文大權一把抓。對“小敵”分區應付，遇“大敵”互相援救，力求肅清區內的人民武裝力量，在大部隊追擊入境時提供情報和補給。第一綏靖區司令官：湯恩伯，1946年李默庵，1948年8月周嵒，12月丁治盤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第三綏靖區司令官：馮治安第四綏靖區司令官：劉汝明第五綏靖區司令官：孫震第五綏靖區司令官：張軫第六綏靖區司令官：周嵒，張光瑋（1948年10月）第七綏靖區司令官王陵基，1947年4月潘文華，12月張雪中，1948年12月張世希第八綏靖區司令官：夏威第九綏靖區司令官：李良榮，1948年8月李延年第十綏靖區司令官：李玉堂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官：丁治盤，1948年12月劉安祺第十二綏靖區司令官：孫震，1948年2月陳鼎勳，10月李振清第十三綏靖區司令官：王凌雲第十四綏靖區司令官：李覺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第十六綏靖區司令官：霍揆彰第十七綏靖區司令官：李默庵第十八綏靖區司令官：董釗第十九綏靖區司令官：高桂滋，8月謝輔三在各綏靖區中，第十五綏靖區是比較晚的一個，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其駐地襄樊位置的重要性。襄樊如今是湖北省省轄市，鄂西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它位於湖北省西北部，漢水流域的中段，秦巴山系和大別山之間，是鄂、豫、陝、四川省水陸交通要道，進退東南或西北的咽喉，南北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俗有“南船北馬”、“七省通衢”之稱，它北通關（中）洛（陽），南接沙（市）宜（昌），東連隨（州）棗（陽）走廊，直通武漢三鎮，西扼川陝大道，奪取此地，則直接威逼武漢重鎮，並進而可南渡長江，西進四川，地理位置都十分重要，歷代都將它們作爲軍事重鎮，是羣雄角逐的戰場。宋代的陳亮說得很好：襄樊“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明清之際的顧祖禹也說過：“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顧祖禹曾經說：「襄陽跨連荊豫，控扼南，北，三國以來，常爲天下重地」由此可見襄樊在控扼南北的位置上有其重要性，它也是南船北馬的分界城，進之可圖中原，退之可固東南。襄樊可由漢水西制漢中，又可從武關北出關中，東又可出許昌以爭中原西南進向秭歸可封鎖長江三峽。
襄樊，其實是襄陽和樊城的合稱，長江的最長支流漢水從兩城之間流過，南是襄陽，北爲樊城，兩城隔水相對。襄陽三面環水，一面靠山，南有羊祐山、真武山、琵琶山、虎頭山、鳳凰山等，羣山連綿，山勢險峻，向北可瞰制襄樊全城。向西、向南又可控制公路交通，爲襄樊南側的天然屏障。易守難攻。古代許多軍事名將的故事都發生在裡。三國時，孫權的父親孫堅，就被射死在峴山腳下。劉備躍馬檀溪得以脫身，檀溪，就在真武山前。關羽水淹七軍，活捉龐德，也在襄陽城外。宋朝時，岳飛擊敗金兵於襄陽，至今，城西諸葛武侯祠內，還留有岳飛手書的《出師表》。明末，李闖王率起義軍攻克襄陽，在此建立政權，稱新順王……正因爲襄陽曆來是爭戰之地，古人重視它的戰略位置。所以城池的建築，也是從軍事上着眼，選在漢水由西向南轉彎河套處，使城北、城東緊臨漢水，利用河流構成天然防禦；城南背倚叢山，高處五百餘公尺，羣峰聳立，向西逶迤二十餘里；西面則爲一狹長走廊，也在南面大山扼控之下；北面與樊城隔江相望，當時雖然沒有架通橋樑，但渡船往來也起到呼應支援作用。四周還築有高三丈寬兩丈的石頭城牆。除北有漢水外，東、西、南三面尚有寬兩丈餘、深一丈多的護城壕維護。如此堅城，傍山依水，形勢險要，易守難攻，古稱“鐵打的襄陽”，實不爲過。樊城北面比較平坦，實際上是南陽盆地的組成部分，進取較爲容易。爲此，就有“紙糊的樊城”之說。襄陽與樊城隔水相望，襄陽是政治中心，樊城則是商業中心，兩者可謂是脣齒相依。但兩城在歷史上卻往往屬於不同的州府。襄陽在春秋戰國時屬楚國所有，秦屬南郡，漢置襄陽縣，後漢末分置襄陽郡，郡治襄陽。三國時屬魏，東晉襄陽仍爲郡治，並於此僑置雍州和梁州，不久梁州省，而雍州至南北朝時竟成實土。西魏有襄陽後，改雍州爲襄州，後周又於此置總管府。隋初廢襄陽郡，大業初又廢襄州，復改爲襄陽郡。唐初仍改稱襄州，並置山南道行臺於此。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爲襄陽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復爲襄州。宋屬襄州襄陽郡，宣和元年（1119年）升爲襄陽府。元爲襄陽路治，明清均爲襄陽府治。1911年廢府稱縣。
樊城在西周是仲山甫的封地（一說仲山甫封地在今河南濟源之陽樊），春秋時爲鄧國所有，後屬楚。秦置鄧縣，屬南陽郡。兩漢與秦時相同。三國時屬魏，晉初鄧縣改屬義陽郡。南北朝劉宋時以鄧縣屬京兆郡，西魏據有其地後，別置安養縣爲河南郡治，又置樊城縣。後周廢樊城縣和鄧縣。隋初廢郡，安養縣改屬襄州。大業初廢襄州，安養縣屬襄陽郡，唐初屬襄州，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安養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移臨漢縣治於古鄧城（今樊城西北），改爲鄧城縣，而樊誠降爲鎮。北宋時，鄧城縣屬襄陽府，至南宋紹興七年（1137年）廢鄧城縣爲鎮，地屬襄陽縣。此後，樊城均爲鎮。1950年襄陽與樊城合二爲一稱襄樊市。襄樊在國民黨中原防禦體系內本來就處於重要地位。它是蔣介石“漢水防線”樞紐的，而漢水防線又是連接“長江防線”和“大巴山防線”的樞紐；守住這個地方，可以防止解放軍南渡長江或西出漢水進入川陝。自人民解放軍於南線實施戰略進攻以後，襄樊更是引起敵我雙方的高度重視。奪佔襄樊後，對於解放軍來說不僅能斬斷華中國民黨軍與其西北軍隊的聯繫，有力地配合華東野戰軍在豫東戰場的行動，而且可以直接威脅武漢三鎮，進而南渡長江，西入四川。因此，對襄樊的防守，蔣介石十分重視。在我劉鄧大軍挺進中原，先後開闢大別山、桐柏、江漢解放區後，他的腦海突然出現一個人物形象，這個人一對巨眼，兩道劍眉，本來應該生出一派豪氣，可是一配到康澤的圓形的臉盤上，等他擡起頭來，便令人想起餓狼下山覓食的樣子——他就是康澤。
康澤，字代賓，號兆民，1904年7月1日出生於四川省安嶽縣雙龍鋪（現來鳳鄉），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1927年10月黃甫軍校畢業後投靠蔣介石。歷任蔣介石侍從室參謀、陸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復興社中央幹事兼宣傳處處長、《中國日報》社社長、軍委會別動總隊總隊長、中央軍校特訓班班主任、禁菸總監部武漢輯私室主任、軍政會政治部二廳廳長、復興社總書記、三青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抗戰時期，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
康澤曾蘇聯中山大學留學，1928年畢業，但不認同馬列主義，認爲**不適合中國國情，回國後不久建議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採用俄國保衛局制度（格別烏），保護政權。初在南京**總部任侍從副官，中原大戰結束後，1931年經蔣批准成立南昌行營別動總隊，康澤任少將總隊長，在江西剿共時期爲蔣所重用。在共軍曾建立過的根據地，康澤的別動總隊特別活躍，督促地方進行清剿，恢復政權行使。在共軍長征之際，蔣派薛嶽率中央軍追剿共軍進入川、康、貴、滇地區，每個縣都有康澤的別動總隊，以之監視地方共黨與左派份子，作用極大。
康澤所帶領的別動總隊，其隊員的成分，乃是收容黃埔軍校的失業學生而組成。按期別有校尉之別，人數初爲數百人，後來發展至數以萬計，當年的劉伯龍、公秉藩等將軍都是康澤系要系。1932年，蔣介石授意其心腹、黃埔畢業生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等人仿照法西斯特務組織意大利黑衫黨、德國褐衫黨，又稱“藍衣社”成立特務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由蔣介石覈定幹事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劉健羣、潘佑強、鄭介民、葛武綮、樑乾喬、肖贊育、滕傑、杜心如、胡宗南13人爲該組織骨幹，被稱爲“十三太保”。康澤擔任過中華復興社中央幹事與書記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深受蔣的器重。
蔣介石還要在藍衣社內人爲製造一個在陳誠之外可以和賀衷寒、“湖南派”、政訓勢力相抗衡的小組織。這就是康澤、“西南派”、別動隊。1933年，蔣中正在廬山成立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任用康澤當主任，招收各省高中畢業生，每期數百人，成爲康澤集團的政治骨幹。
在短短兩週的廬山集訓後，康澤對別動隊進行了組織設計。這首先是一個全盤效仿黨衛隊的組織。康澤設立了一個龐大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總隊部”。總隊以下，以“三三制”的黨衛隊編組爲模式。即總隊轄三大隊、各大隊轄三支隊、各支隊轄三中隊、各中隊轄三區隊，區隊下設分隊。分隊配輕機槍一挺，各成員****各一支，自成一個行動單位。別動隊的服裝也效仿黨衛隊，一律灰色軍裝、灰布綁腿、白襯衫、黑鞋、黑襪，腰扎橫皮帶。此外，各中隊的第一區隊“規定爲便衣區隊，持有特務證”，以方便秘密活動。組織上採用“軍裝掩護便衣，便衣領導軍裝”的原則，從而形成三層結構，即總隊——便衣——普通隊員。康澤對別動隊頒佈了極其嚴格、具有藍衣社和黨衛隊雙重風格的紀律：別動隊成員不許辭職，每個人都要做到“生的進來、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報告，得到批准後方可進行；在江西工作期間不許結婚，不許離開營房，每晚組長都必須組織查鋪；等等。違背這些紀律中的任何一條，康澤都有直接處以死刑的權力。思想控制則更爲嚴格。康澤規定：除《領袖言行》、《力行哲學》、《我的奮鬥》等書外，禁絕成員閱讀任何別的書籍。至於成員**，康澤更宣佈“即使進民宅只取一隻雞、吃一頓飯而不付錢，指導組也可處死”。爲杜絕**，他首先以身作則。許多原別動隊成員幾十年後都談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時間裡，康澤一直“着士兵服裝，穿草鞋”，腰上彆着一支匣子槍，這結合他的醜陋長相，一段時間裡，許多不認識他的人都以爲他只是一個伙伕。
這就是早期別動隊的組織狀況。1933年10月初，編組完成後，這羣大部分裝扮奇異、兵不兵民不民的人，這個帶着槍管理着一半江西的“馬上政府”，就開赴到以撫州爲中心的前線和最近的收復區去了。它的總隊部駐紮撫州，各大隊沿南城、南豐、崇仁、宜黃、永豐等地散開。最後，各支隊、中隊及區、分隊，佈置滿了各要線、要點。別動隊首先開始的，是對前線周邊10餘縣原和平居民的編保編甲工作。編保編甲從社會調查、戶籍調查開始。此時，蓋有康澤私章的勒令以佈告方式，出現在村村鎮鎮：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爲“及時自新”，別動隊不咎既往。違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康澤目光冷峻，指揮着別動隊員和臨時徵集的士兵，將數以百萬計村民驅趕出他們村莊，像牲口那樣圈入標準“戰略村”，管束在“保甲制”之中。這個“保甲制”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制度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蘇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槍斃滅門。一家犯事，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效果卓著。一個多月時間，別動隊就控制了近20個縣的數百萬居民。“戰略村”、編保編甲完成後，在別動隊員、保甲長帶頭下，數十萬居民被髮動起來。他們手執“刀片、長矛、鋤頭”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佈置了數以萬計的“民衆盤查哨”，以盤問、檢查過往路人。康澤命令，各盤查隊伍一旦發現蘇區交通員、二道販子、走私的馬幫馱隊，不論有無“私通敵區”嫌疑，一律就地槍斃。其次，對稽查部隊則一手軟一手硬：凡勾結私運者一律槍斃；凡查獲物質或舉報受賄者，一律予以重賞。重賞是獎勵給有功人員“全部抄沒”，並連升“兩級薪餉”。在數以萬計的保甲長的協助下，幾萬民工被髮動起來。一條一條的簡易公路被修建，連接不斷地通往蘇區，通往瑞金。在公路逐漸形成環狀包圍時，依照德國顧問建議而構築的“堡壘”接連出現了。無數的鋼筋、水泥、磚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綿數百里，被調集往前線。四個月之內，江西共修築了2900餘個鋼筋水泥堡壘。1934年初，事實上，瑞金已在望。瑞金在望前後，康澤已接管了江西六十餘縣中的大約一半。別動隊已迅速擴充到五個大隊一萬餘人。另外，在蔣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隊的兩個師也劃歸康澤指揮。
“新江西模式”是一個富有歷史意味的社會實驗。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這個舉措有雙重目的：爭取青年；斷絕蘇區兵源。前者比後者更重要。爲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面、嚴格的管制。康澤的別動隊反**的成就，是民國無可比擬的。比起鄧文儀的武漢“清流風暴”和15年後蔣經國的“打老虎”，它聲勢更浩大。它並且把反腐重點直接指向官員的貪污、索賄、受賄。舉報箱懸掛在村村鎮鎮，使別動隊成功地發動起江西的千萬民衆，短短一年多時間，它共查處了1200件“**大案”和無數小案，幾乎根絕了半個江西的基層**。在這一系列使社會“軍事化”、“黨化”的措施下，整個江西社會變成了一個大兵營。“國民黨自己”承認的數字說：“在對江西蘇區發動的戰爭中，大約有100萬人死於饑荒和戰火。”在大約3年時間裡，康澤的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復區和“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爲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短短几年就變成了沒有男人的縣份，至於寡婦村、寡婦鎮更比比皆是。最鮮明地折射着別動隊本質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別山。在蔣伏生，這個賀衷寒的中學同窗、藍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統治的漫漫長夜開始籠罩在這片自古貧瘠的土地上。它的兇殘、徹底、乾淨利索，足以使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征服者都自愧不如。“匪共爲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燬；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燬。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佈置。”這是集體屠殺大別山近百萬青壯，並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爲難民和饑民、最後像野狗一樣死去的一個計劃。它的下達者，是那個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頗像個慈善長者的人。它的執行者，則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志“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和康澤。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就“槍殺與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衝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殺了一百多人……”這是編錄進鄧文儀主編的《剿匪戰史》的記錄。是藍衣社、別動隊無可抵賴的法西斯罪行。區區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僅一個月時間就被別動隊及蔣伏生的83師殺了上萬人。此外還有上萬人被關進了“臨時集中營”。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下，各地愛國青年廣泛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建立起許多團體。蔣介石爲把全國的青年組織起來﹐使人人信仰三民主義，並且給已經衰老**的國民黨增添“復興力量”，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設立三青團。蔣介石派遣“復興社”和“CC系”的骨幹分子在武漢等地組建三青團，大量吸收公職人員﹑軍警﹑政工人員入團，並且將“復興社”完全併入三青團充作骨幹力量。同年7月9日，三青團在武昌正式成立。蔣介石任團長。由陳誠﹑陳立夫﹑康澤等三十一人組成中央幹事會。1937年7月，全國規模的抗日戰爭爆發。抗戰頭兩年，康澤一身兼有別動隊總隊長、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與中央政治學校兩個特訓班主任、禁菸緝私處主任等職務，顯赫一時。在武漢期間，康澤、陳誠常常跟隨蔣介石出席各類集會或“紀念週”（國民黨軍政官員每週星期一上午集會），被人視作“蔣委員長”的左右二臂。康澤與蔣介石早無歷史淵源，也無鄉親關係，學問、才幹也有限，只因他尊奉蔣如君如父，在蔣眼中成爲“忠實可靠”的門生。蔣介石的中央軍中流行着一首據說是由康澤作詞的頌歌：“在哉中華，代出賢能，歷經變亂均能復興。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我們跟他前進，前進，復興，復興！”對蔣介石的吹捧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康澤不論在什麼場合，只要一聽見“蔣委員長”的名字，就立即起身，兩腳一併，帶頭“立正”。早在江西特訓班時，蔣介石每次到班視察，康澤總是緊貼蔣的身後，亦步亦趨，其他跟隨蔣的要員也不得不讓他。1938年秋季，武漢失守，康澤遷重慶浮圖關，蔣介石住在李家花園，相距不太遠，汽車往來經常碰頭。康澤在與蔣的小轎車相遇時，總是在幾十米外就叫停車，禮恭畢敬地站在路旁立正舉手敬禮，目送蔣車離去幾十米後才上車。抗戰初期，康澤、戴笠這兩個曾在四川相互鬥法的特務頭目，在國民黨內博得了“康戴二公”的稱呼，康、戴謁見蔣介石可以不必先到侍從室登記，隨時可獲蔣接見。享此特殊待遇者只有戴季陶、張羣等幾個人。即使是何應欽、徐永昌，要會見蔣介石也要先通報，蔣不一定每次都願接見，比不上康、戴兩個寵兒。
人們對國民黨特務的恐懼，也許是從康澤的神態開始的。也許，蔣介石考慮到康澤在十年內戰後期第五次“圍剿”時有過帶領別動隊搞“綏靖”的歷練和經驗，才任命他當新成立的綏靖區司令官。
事不宜遲，立即召康澤。
“襄陽地處要衝，向來是兵家必爭之戰略要點，是保衛武漢、四川的重鎮，所以派你去。”
“我知道此去責任重大。”
“你同**鬥爭多年，**有經驗。綏靖一方，軍事、政治鬥爭一併進行，發揚你之長處。”
康澤明白，這是要他加強特務統治：“校長放心，地方治安我會注意的。只是……那裡靠近豫西，劉鄧、陳賡的部隊都在向那裡靠，不知襄樊地區的兵力夠不夠？”
“這個……這個，那裡有三個川軍旅……我準備把65師、85師、203師，還可考慮20師，也交給你指揮。這些兵力足夠對付那一帶的共軍了。”
四個整編師加三個川軍旅，相當於五個軍的兵力。康澤心裡踏實了。
蔣介石又道：“那個地方四省交界，不要弄成個幾不管。”
“現有的區域是湖北西北的三個專區，別的地方要管也管不了。”
“你這個綏靖區，可以劃大一點嘛。現在你管的是襄陽、隨棗、鄖陽三個專區。去了以後，先管起來。搞好了，把河南宛西一隻角、四川城口、萬源地區、陝西安康地區、漢中地區也劃給你。條件成熟後，可以成立一個省嘛。這對綏靖西南門戶，是很有好處的。”
蔣介石如此信任，康澤激動不已，眼裡閃着淚，倏地起立：“校長，學生蒙知遇之恩，一定竭盡全力，報孝黨國！”
“坐下、坐下。”蔣介石很高興。
康澤剛坐下，又站起：“校長，此去襄陽，我要把那裡搞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政治模範區，挺進豫西，解決劉鄧、陳賡！”
自黃埔軍校畢業以來，康澤一直在帶領“不打仗的軍隊”，搞特工，搞政治，搞“青訓”，沒有做過中下級軍官，也不懂參謀業務。他既沒有直接指揮部隊打仗的經驗，也未受過高層次的軍事教育，全靠蔣介石一手提攜，飛黃騰達，成了“黨國要員”。康澤看到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蔣介石最需要的是能夠帶兵打仗、替他保江山的人。康澤在南京受到黃埔系同學們的強烈影響，更加體會到";有兵纔有權";的道理。因此，他爽快地接受了蔣介石的任命，擔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有人得知此事後，認爲康澤不是作政治家的材料，他只佩當政治家的工具，何不如棄政從軍，走軍事家的路也許還好些，較多的人則認爲康澤搞軍事更不適宜，困難多得很，前景難以預料。第十五次綏靖區設在鄂西北，抗戰時期這裡是第五戰區的中心基地，扼守襄陽、樊城、老河口wWw.等戰略要點，地當川鄂陝豫四省通道，又是川東門戶，康澤覺得駐守襄樊可以靠近四川，以四川家鄉爲依託，第十五綏靖區北面毗鄰第十三綏靖區（司令部設在南陽），那是王凌雲率領的河南地方部隊，康澤動他不了，但是，南面靠着以宜昌爲中心的川黔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潘文華）的轄區，潘文華部整編第163旅、164旅（原爲師的編制）已調到鄂西北，歸康澤指揮，川黔湘鄂綏署只留有一點小部隊，康澤打算在十五綏靖區站穩以後進而奪取川黔湘鄂綏署的地盤和兵權，移駐宜昌，稱霸於華中、西南之間。第十五綏靖區除川軍兩個整編旅之外，又把駐河南的吳紹周部一個旅臨時調來，由康澤指揮。接到任命後，康澤找沈重宇商量，要物色一位副司令官。沈便向他推薦川軍老軍官郭勳祺，郭資歷較老，富有帶兵作戰經驗，抗戰期間曾任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五十軍軍長，與潘文華有歷史關係，康澤同意這個人選，報給蔣介石和國防部，很快就獲得批准。
郭勳祺，字翼之，四川雙流人氏，生於1895年。1912年參加入藏新兵，隨軍西征。入藏征戰數年，於1915年返回成都，在潘文華部歷任排、連、營、團長。1921年隨潘投劉湘部，遂成爲劉的得力戰將，因功升任旅長兼重慶城防司令。1925年8月，參加蓮花池國民黨（左派）省黨部的活動，思想逐漸傾向進步。1926年9月，又參加了由楊闇公主持召開的軍事會議，引起劉湘猜疑，被撤職。1927年重慶“三三一”慘案發生後，曾掩護一些革命人士和學生脫險。1931年復任旅長，派往湖北參加“圍剿”革命根據地。1935年5月，升任模範師師長，赴天全等地阻擊紅軍。抗戰爆發，率軍出川抗戰。1938年春升任五十軍軍長，駐防皖南，與新四軍配合作戰屢立戰功，受到嘉獎，晉升爲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五十軍軍長。其間與新四軍往來和相互支援，被告密。1939年冬蔣介石借貴池戰役“作戰不力”撤去郭軍職並送回重慶，入陸軍大學特五班學習。郭勳祺有幾件事是進過軍史、黨史的，印象較深的有幾點1.四川“3?31”慘案發生後，28軍3師代理師長王學姜捕殺陳毅。郭勳祺是陳毅的同學，私自放過必死的陳毅，陳毅離開殺機四伏的重慶去了武漢。2.土城一戰是**的“華容道”，郭勳祺就是放了曹操的關公。那一次，走在前面的正是川軍的王牌——裝備精良的川軍郭勳祺旅，轄3個步兵團和特務營、機炮營，相當於四個團的兵力；後面的是潘佐的3個團，距離郭勳祺旅只有十多里路，這是郭勳祺想出的行軍方案，目的是能夠互相照應。當時，說起郭勳祺，別人不知道，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卻是認識的，因爲他以前就是劉伯承在四川時手下的一員虎將，也可以說是徒弟，現在則是劉湘手下的得力干將，帶兵很有心得，否則他的部隊就不會被稱爲川軍的“模範師”了。不過這些事，離川已經很長時間的劉伯承卻無從得曉，就連郭勳祺有多少人馬都不太清楚，雖然是情報部門的責任，但身爲總參謀長的他，也脫不了干係。這次師徒對決，也算是造化弄人吧。土城一戰郭勳祺名聲鶴起，差點把在廟裡開會的**中央政治局連鍋端掉，改變中國歷史。因爲顧惜紅軍北上抗日，纔沒有開炮。剛在遵義會議上擡起頭來的**一出山就是一個敗仗，氣的要命。總司令朱德最後親自上前線指揮，陳賡把骨幹幹部團都拚上了。最後多虧**回援，殺開條血路，周恩來親自護駕撤退，纔有了一渡赤水的故事。
康澤又點名要了軍統通訊處少將副處長董益三，做他的情報處長。
董益三。一九二七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在武昌荊門同鄉會參加中國**。一九三一年被國民黨逮捕，兩年後被保釋出獄。後來，他與**失去聯繫。此後曾到浙江省警官學校任政治指導員、在軍統杭州無線電訓練班任主任。至此，他走向反革命道路。
3月初，康澤登上一架運輸機，從武漢機場起飛，到襄陽就任。
飛機向西北方向飛去。江漢大地清晰地展現在機翼下，康澤的心情漸漸開朗起來。當飛至襄樊上空的時候，康澤傳令飛機繞空一週。
飛機降低了高度，康澤把目光投向舷窗下。很快，他就人神了。襄陽的地理位置在中國的版圖上實屬少見。它從東到北再到西北，緊緊被浩瀚的漢水包圍着，樊城在北岸與其隔江相望，成了理想的橋頭堡。它的南面和西南與城緊密相接的是羊祜山、鳳凰山、虎頭山等幾乎成等邊三角形的幾個高地，地形險要，可瞰制全城，控制城南和城西的道路。虎頭山沿城西向北梯次而下，又有琵琶山、真武山幾個綿亙的山頭，像一隻粗壯的胳膊從南到西把襄陽抱了個結結實實。襄陽城就坐落在這一條水帶和一隻胳膊的當中。漢水自不易渡，幾座山頭又彼此呼應，實在是天賜一處易守難攻的險地。
如今，這塊爭奪拼殺了三朝五代的襄樊成了他康澤的屬地。想到此，康澤濃眉舒展了。在南京當官兒到底是虛位，現在有兵有權有地有錢，據守襄陽，獨霸一方，雖不能稱王，又與古之王侯何異？多少天來，這位無兵司令第一次開懷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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