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裡有了槍，白東方開始考慮怎樣去報復一下新疆人，甚至於怎麼把新疆人徹底趕出廣州火車站，重振東北幫的雄風。不過劉涌在把玩那兩支槍的時候，卻無意中想出了一條栽贓嫁禍、借刀殺人的絕頂毒計，因爲他看到了槍身上用鋼印砸着的槍支編號。
大家都知道，警用槍支屬於制式武器（不知道啥叫制式武器的可以去Google上搜索一下），每一支槍都是編了號的，一查槍號，就能知道配發槍支的單位，甚至是保管槍支的責任人。劉涌的辦法就是，把從廣州市公安局裡偷出來的這兩支槍，故意送給新疆人，然後再去公安局舉報，點了新疆人的炮。光是這也就罷了，劉涌還親自捉刀，在輕工業局的處方紙上起草了一份宣傳疆#￥獨的傳單草稿，然後讓宋建飛的手下拿着這份草稿，連夜去外地印刷了幾千份。
當時在廣州的新疆人，大都在三元里附近租賃了民房暫住，以至於形成了一個相當規模的新疆村。宋建飛把那兩支槍和幾千份傳單裝在了一個編織袋中，然後讓手下半夜去三元里找了個新疆人租住的大院，隔着牆把編織袋扔了進去。
第二天一早，劉涌去郵電局給廣州公安局掛了個電話，多了他也沒說，只是說他看見租住在三元里某個地址的新疆人手裡有兩把槍，一把手槍，一把微型衝鋒槍。公安局當然不敢怠慢，立即派出刑警隊協同轄區的派出所搜查了劉涌提供的這個地址。
大大出乎廣州警方意料的是，搜查中不但找到了丟失的槍支和彈藥，還發現了大量宣傳疆@#￥%獨思想的傳單。現場帶隊的是市局的一個姓楊的副政委，這位楊同志經驗豐富，覺悟極高，立即意識到這件事已遠遠不是普通的槍案所能比，他當即讓手下控制住現場的新疆人，他自己立即趕回了市局，親自向上級領導做了彙報。
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應該是屬於國家機密了，不是我這個升斗小民所能得知，何況即便是我知道，也不敢寫出來啊，我可不想被請去喝茶。我只記得，劉涌給公安局打完電話一週之後的某天，廣州市突然全城戒嚴，上萬駐穗官兵、以及數千名警察同時出動，具體幹了什麼，我就不清楚了，雖然我也號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經常被稱作是主人翁。
戒嚴持續了整整一天，等戒嚴解除時，三元里的新疆村奇蹟般的消失了，盤踞於此的所有新疆人，無論男女老幼，無論是做正經生意的還是混江湖的，全部消失的乾乾淨淨。
多年以後，某次乘坐火車的時候，偶然遇到一個新疆人商人，此人漢語說的很流利，我們相談甚歡。交談中，我無意間提起了當年廣州這次莫名其妙的大戒嚴，結果新疆人突然變的很激動，他眼裡閃爍出淚光，告訴我說，當年他就在廣州靠賣羊肉串謀生，儘管很苦很累，儘管被廣州人看不起，但他還是很高興，因爲在廣州至少能吃飽肚子，至少在生病的時候能買到藥。可是不知爲什麼，戒嚴那天，所有在廣州的新疆人都被強制押送上了返鄉的火車。沒有理由，沒有原因，沒有爲什麼，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所有人都得到了一張免費的車票。
他們被遣返回了新疆原籍。
當時我安慰這個新疆商人說，咱們要理解政府的難處不是？誰讓你們有些老鄉專幹違法的事兒呢？要怨你就怨他們。
新疆商人沉默很久後突然又問我說：“請問，當年我在廣州可沒幹過任何違法的事情，政府動用軍隊把我抓起來趕回新疆老家，依照的又是哪一部法律？”
面對這個問題，當時的我無言以對。我想，這是因爲我法制觀念淡薄、政治覺悟不高造成的吧？不知道你怎麼看。
新疆人被政府從廣州市清場後，火車站出現了一段短暫的權力真空，扒手們，野雞們，還有黃牛們，突然處在了一種無政府狀態，再也沒有人去約束他們，沒有人去“收稅”，沒有人去劃定業務範圍、平衡利益關係。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秩序的混亂。扒手可能會爲了同一個目標而大打出手，黃牛會爲了爭奪客戶而競相壓價，野雞們失去保護，可能會面臨被嫖客賴賬的窘境。
一個事物既然能夠長久的存在，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黑社會就是這樣，黑幫制定着地下規則，維護着地下的秩序，在某些特定時刻和特殊的方面，彌補着主體社會的不足。也許這個世界真的少不了黑社會，真的需要黑幫的存在。也許，我們一直都是被黑社會統治着，只是時間久了，我們已經習慣了、忘記了。就像老話說的，勝者王侯敗者寇。王和寇之間，是勝敗的關係，並非正義與邪惡的關係。
廣州火車站的權力真空沒有持續幾天，很快，宋建飛率領着他的弟兄們又一次全面接管了廣州火車站，這是一次和平的權力過渡，沒有流血，沒有暴力。來自黑土地的二人轉旗幟終於又一次在羊城上空高高飄揚，東北幫的黃金時代終於來臨了。
自從1988年三月份之後，開始有大批的東北流氓去往廣州這個橋頭堡、中轉站，繼而走向全國各地，甚至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當然，這話可能有點誇大了，但是無論如何，東北的流氓們，還是爲新中國的黑社會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今天，在神州大地隨處可見的暴力拆遷中，最最活躍的那些身影，必定是東北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