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學行合一
張伯苓(1876—1951),原名壽春,字伯苓,天津人,著名教育家、西方戲劇以及奧運會在東方的最早倡導者,被譽爲“中國奧運第一人”。他一生致力於教育救國,創辦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接辦了四川自貢蜀光中學,先後培養了大批人才,被譽尊爲“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
我以爲最低限度,即使“行”不比“學”更重要,也應當“學”“行”並重,不可偏廢。
上期週刊登了陶行知先生爲本校教職員演講的一篇稿子,題目是《教學合一》,大家想都看過了。陶先生的意思,說教學應當合一。他的理由是:一、先生的責任在教學,在教學生學;二、教的法子必須根據於學的法子;三、先生不只是教學生學,並且同時自己也要學。我對於他第一個理由,還有些意見,陳先生已約略地寫了幾句登在週刊上。現在,用這幾十分鐘,我再和大家講講。
我的意思,以爲以前的“教書”、“教學生”,固然是不對;但是“教學生學”就能說是已經盡了教之能事了嗎?這個,據我看,還是不夠,應該再進一步,“教學生行”。中國古代的教育的特點,“教學生行”也可算是一個。我現在可以舉幾個例,來證明孔子的“教學生行”。
《論語·學而》章有幾句話: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裡所謂的“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不都是關於“行”的方面的嗎。你看他底下接一句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他對於“行”,是何等的重視!反觀現在的知識階級裡的人,多半是學有餘力,則
以求行;只顧求學求文,反把“行”一方面視爲次要,甚且毫不注意。這是什麼道理呢?難道說古人須講“行”,而今人可以不顧嗎?
再看《中庸》上的一段話: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這幾句話將我們求學的步驟指點得清清楚楚。我們要博學,但是僅僅聽受得很多,而不加以討慮,他人怎樣說,我們怎樣聽,沒有絲毫懷疑、思索和辨明的功夫,那又有什麼益處?所以那“審問”、“慎思”、“明辨”三步是必需的了。這幾步功夫都有了之後,可以說聲“知道了”就算完事嗎?僅僅“知道了”有多大好處?所以“明辨之”之後,接着就是“篤行之”。着重還是在一個“行”字。
再舉一個例來說吧,《論語·雍也》篇說: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哀公問的是誰好學,孔子答了顏回好學,似乎就可接說“不幸短命死矣”。可是他卻插入“不遷怒,不貳過”兩句,這是論他的“行”的。由此可見孔子心目中的好學,乃學行並重,而不是死捧書本的。
有些人以爲“教學生行”很困難,在現在這個時代,無從着手。譬如你教代數,教他行x呢?還是行Y呢?並且,現在學科這麼繁多,顧功課還來不及呢。誠然,現在的社會,比從前的複雜得多。一個人的知識,也應當比前人的多,才能處在社會裡頭。所以“知”的方面的科學等等,應當多多教授。但是,僅僅得了許多的知識就能滿足了嗎?“學”的一方面即使十全十備,而“行”的一方面絲毫不注意,這樣能算是個完人嗎?這當然不對。所以,我以爲最低限度,即使“行”不比“學”更重要,也應當“學”“行”並重,
不可偏廢。
“學行”並重,我們知道是應該的了。但是,怎麼“行”呢?是否教工程學的除了課本上的知識而外,還教學生實地練習就叫做“行”?這個,並不是我所謂的“行”,也不是古人所謂的“行”。我所謂的“行”,是行爲道德。提起道德,我又有些意見。近來一般人以爲人類是動物的一種,他能夠生存,他當然不免有慾望;可是一人能力有限,要合多少人,才能使生活的慾望滿足;在這共同的努力的關係上,發生出公共的道德信條。這種說法,是從利害上着眼的,而不是從是非上着眼的。現在的人,可以說他們是智者,因爲“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他們都是從利害方面去觀察的。這個,固然也是一時的潮流所趨,不易避免。但是我們既然覺出他的錯誤,就應該力自拯救像《論語》裡曾子所說:“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那麼自己監督着自己。對於學的一方面,也同樣的重視努力,使學行兩方,平均發展。世界上的人全能如此,那麼,現在的那些奇形怪狀的事情,早就不致發現,而我們的生活也早就安寧而美滿了。
時間匆促,不能多說。現在,讓我把我的意思總結起來說吧:現在社會上的變遷很大,而多流於偏廢,只重物質,不重道德。儘管“學富五車”,而行爲可以私毫不顧。這種錯誤,我們既已覺察出來,就應極力矯正,學行並重,纔可免畸形發展的弊病。所以,現在的教育者,不但是不能以“教書”、“教學生”爲滿足,即使他能“教學生學”,還沒有盡他的教之能事。他應該更進一步,“教學生行”。“行”些什麼?簡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這樣,才能算是好的教育。
(《南開週刊》第1卷第16號,1925年12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