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楊]
我叫宋天楊，出生在一九七九年一個五月的傍晚。那是槐花盛開的季節，一屋子的甜香。奶奶聽着我元氣十足的哭聲，愉快地想：女孩子屬羊，怕是不大好吧。
生產過程是順利的。那疼痛足夠讓我媽媽這個蒼白而敏感的女人記住生育的艱辛，又沒留下恐懼的印象。夕陽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很安詳地進來，我想那個場景沒準就和《亂世佳人》裡媚蘭生產的鏡頭差不多。婦產科主任——我的奶奶，在夕陽下眯着眼睛看我像條紅色小昆蟲一樣蠕動，直到她聽見那個剛畢業沒多久的小護士的驚呼，還有手術器械慌亂地掉在盤裡的聲音。血從我媽媽那個蒼白而敏感的女人的身體裡噴涌而出，像日出一樣生機勃勃。這場景於是由《亂世佳人》變成了《急診室的故事》。於是，我媽媽死了。
後來父親就離開家，參加了援非醫療隊。經年累月地遊蕩在那塊遙遠又苦難的大陸上。什麼病都看，甚至給女人接生，還給一箇中非還是西非的很著名的游擊隊首領取出了肚子裡的彈片。這些都是爺爺跟我說的。我從小跟爺爺奶奶一起住，爺爺每年會從新華書店抱回新版的非洲地圖，告訴我爸爸現在在哪個國家。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地名：馬裡、索馬里（我總是把它們倆搞混）、剛果、布基納法索、坦桑尼亞……當然還有剛果河、東非大裂谷、撒哈拉沙漠。奶奶有時候會在爺爺抱着我看地圖的時候嘆一口氣，“他這是怨我呢，怨我把我兒媳婦的命給弄丟了。”還好奶奶不是一個像祥林嫂一樣沒完沒了的女人，奶奶永遠端莊而安靜，白髮梳得整整齊齊，每到換季的時候都買回來一塊新衣料。
我就是在兒童醫院裡長大的。我家的樓離住院部只有一牆之隔。我喜歡看人家曬中藥，藥草鋪在石板地上，散發着一種香味。我也喜歡病房裡消毒水的氣味，很清澈很凜冽。於是我就站在住院部的大門口，面朝着曬中藥的空地，這樣我就可以聞到喜歡的兩種味了。直到爺爺從裡面走出來，帶我回家。我們家的人都是醫生，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死的時候是醫學院的研究生，一個單調的家庭。所以我小時候最討厭人家問我：“天楊長大以後想幹什麼呀？也當醫生吧。”我惡狠狠地說我纔不。我倒是沒說錯，我沒當醫生，我當了護士。而且就在這間兒童醫院，成了爺爺的同事。現實令人沮喪，不過我們都該知足。
沒錯，知足。這是我每天走在那條熟悉到爛熟的路上去上班時告訴自己的話。下三層樓梯，推開單元門，右轉，再走四百米就到了。小時候我曾經無數次地在這條四百米的路上想方設法地拖延時間，以便在進家前吃完手裡的雪糕——那是被奶奶禁止的“髒東西”。初二時我在這條路上的一個相對僻靜的拐角裡第一次接吻，現在我睡眼惺忪地走在這條路上，往事撲面而來。實在不是我濫情，而是我二十五年的生命裡，有二十一年天天都要經過它。要不是因爲我在另一個地方念過大學，恐怕這條路就會像我的一條胳膊或腿一樣理所當然，這絕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因爲我很容易就會失去對另一種生活的想象力，甚至忘記了還有其他的生活。
我大學是在上海唸的。那時我像所有十八歲的、虛榮且天真的女孩一樣愛上了那裡的繁華。是醫學院，護理系。實習時第一次穿上護士服就引來一片驚呼，那是互聯網開始蓬勃的時候，因此我擁有了一個網名：“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要畢業了，天使也得蓬頭垢面地準備絕無勝算的考研，一臉諂笑地準備註定碰壁的求職，目光悽楚地準備理所當然的失戀。我很幸運地把這三種滋味一一品嚐。身心疲憊的時候，奶奶打來電話說：“回家吧。”於是我知道，除了家，沒有多少地方能心甘情願地接納我——不管我自認爲自己有多了不起。
要知足。我告訴自己。白衣天使不是誰都能做的。在這個糟糕的城市裡——空氣永遠污濁，天空永遠沉悶，冬季永遠荒涼，春季永遠漫天黃沙，一個生病的人在這樣一個地方遇上你，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笑容燦爛（我是說如果我心情好的話），你極有可能成爲他或她記憶中的奇蹟——如果他或她心裡還殘存一點夢想。所以，我對自己說，你過得不錯。想想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山人海，想想因爲自己和愛人都下崗了纔來我們家做鐘點工的劉阿姨，尤其是，想想你每天面對的那些孩子們。
終於說到我的工作了。我照料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們。一些浪漫或自以爲浪漫的人會說：“見證那麼多的生離死別——這工作有些類似神父牧師什麼的——不過好像不適合神經纖細的人吧。”我告訴你，這揣測善意得有點僞善。我也曾經這樣揣測過，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我對着鏡子左照右照，自認爲比《珍珠港》的女主角還要正點。“從現在起，”我對自己說，“你就是命運送給那些受盡苦難的孩子們的，唯一的善意。”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矯情。當你一天已經工作了十五小時，你聽見危重病房裡爆發出一陣呼天搶地的號啕，憑你神經再纖細也會重重地皺一下眉，心裡想：“靠。”——因爲這意味着你的下班時間又有可能推遲。沒錯，又一個還沒綻放就凋落的小傢伙。可是你累了，你的身體和大腦都在卑微地要求一個熱水澡和一場睡眠。我們，這羣被稱爲“白衣天使”的人們，對生命的敏感和尊重——因爲見得太多所以麻木——比一般人要低上起碼五個百分點。
病房裡的空氣二十年來都是一樣的味道和質感。剛纔在二樓的時候我碰上早已退休的老院長。很多年前他是爺爺奶奶的大學同學。他驚喜地說：“哎呀你已經長成大姑娘了，你就在這兒上班？好好好。”我懷疑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是誰——他三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癡呆症。果然他說：“你媽的身體現在還好吧？告訴她要鍛鍊。”我笑容可掬地說我一定轉告。然後看見楊佩站在樓梯口衝我擠眉弄眼。
“你大小姐還真有愛心，”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取笑我，“跟那麼個老糊塗聊得津津有味，夠閒的。我可快累死了。你知道嗎？昨天晚上那個皮皮發病危通知了，折騰了一夜。我骨頭架子都散了。”“病危？”我說，“昨天我看着還好好的。怎麼樣了？”“沒死。”她把化妝盒放進坤包裡，“救過來了，人都醒了，不過我看他媽是快瘋了。”她拍拍我的肩膀，“寶貝兒我走了，回頭小鄭來了你讓她把堡獅龍的優惠卡還我。”
她走了以後的這間休息室還真是安靜。我從櫃子裡拿出我的白衣。它曾經是雪白的，現在已經變成了象牙白。不知不覺間，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該給的藥送到每一牀。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樣衝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牀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歲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種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輸液，閉着眼睛。他媽媽，那個說是三十歲看上去足有五十的農村女人拘謹地跟我打招呼。“皮皮，”她說，“叫阿姨呀。”“別，”我打斷了她，“讓孩子睡吧。”“他不睡，”她有些緊張地笑笑，“剛纔他還說他不瞌睡呢。”這時候皮皮睜開了眼睛，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阿姨好。”他說。“皮皮，”我俯下身子，“今天天氣特別好，阿姨幫你拉開窗簾吧。”——我跟孩子們說話的語氣一向被楊佩批判爲“矯揉造作”。他輕輕地笑了笑，“不用。太陽晃眼呢。”然後又閉上了眼睛。
我走出去，現在我要到樓梯對面的另一間病房。皮皮他們那間是給十歲以下的孩子的，我現在要去的這間住着十到十四歲的孩子們。我比較喜歡來這一間，因爲這兒住了兩個活寶：龍威和袁亮亮，都是十三歲，一對相逢恨晚的難兄難弟。常常交流黃色笑話，也常常互相嘲諷對方做骨髓穿刺的時候表現得像個娘們兒。
“美女你好。”他們每天都這樣跟我打招呼。
“美女，”龍威指指袁亮亮，“他剛纔居然說你長得像舒淇，我十分氣憤，怎麼能拿你跟拍三級片的相提並論呢。打他！”
“小點聲。”我笑着，“省得陳大夫聽見了又罵你們。”
“已經罵過了。”龍威說，“你來之前就罵了。也不知道今天怎麼了，大清早的。”
“準是昨天晚上跟他老婆不和諧。”袁亮亮壞笑。陳大夫就在這時無聲無息地出現在病房門口，非常戲劇性。“小宋，”他說，“葉主任叫你。”
我出來的時候他跟我說：“我真不明白這兩個孩子，哪點兒像得癌症的？”
這有什麼奇怪的。我在心裡說，日子再艱難，人也找得到快樂。這跟勇敢和樂觀什麼的不搭界，這是本能。我倒是真希望他們倆能在這住久一點，這樣工作就沒那麼辛苦——每一天都是千篇一律的，一樣的步驟，一樣的程序，一樣地從早忙到晚，說不定再過兩年，連說話用的詞都懶得換了。日子倒是好打發，很快，已是晚上十點。
這個星期是楊佩的夜班，不過她大小姐遲到是家常便飯。我先去看了看皮皮，他睡得很好，不止他，整整一病房的孩子都已經睡着了，他們睡着的臉龐沒有白天那麼早熟。我再轉到隔壁的加護病房，去給那個叫方圓的小姑娘量體溫。她是個敏感的孩子。當然，這裡的孩子都很敏感，但她更甚。漆黑的眼睛，懂事地看着你，才八歲就有了種嫵媚的表情。陳醫生斷定她最多還剩三個月，我信。她眼睛閉着，睫毛卻一扇一扇的，她媽媽，那個清秀瘦弱的小學老師站起來。“您坐下。”我說，“不累吧？”“不累。”她笑笑。“要是累您就在這張牀上躺會兒。”我指指另外那張暫時沒病人的空牀。“我知道。”她又笑笑。我離開帶上門的時候她攤開膝蓋上的童話書，幾乎是小心翼翼地問她的女兒：“還聽嗎？”
現在我終於要去龍威和袁亮亮他們那兒了，這令人輕鬆愉快。果然，偌大一個病房，一些陪牀的父母都在打盹了，就剩他倆還醒着。龍威居然把他的語文練習冊擺在膝頭，一本正經地用功。“從良了？”我壓低了聲音逗他。他沒理我，倒是袁亮亮一如既往地接茬兒，“這叫故作‘與病魔鬥爭’狀。”“《滕王閣序》，”龍威自言自語，“誰寫的？”“王勃。”我說。“哪個‘勃’？”他問。“勃起的勃。”袁亮亮說。
“睡吧。”我說，“別太累了。”“就是，”袁亮亮接口，“人都快死了還管什麼《滕王閣序》。”
“操，你他媽的給老子閉嘴。”龍威瞪起眼睛。“小點聲，”我說，“趕緊睡。等會兒楊佩來了可就沒我這麼客氣了。”“真是的，”龍威嬉皮笑臉，“要是每天都是你值夜班該多好。”“每天，”我把他的書放到牀頭櫃上，“那還不得折騰死了。”“說，”袁亮亮換了一個嚴肅的表情，“誰‘折騰’你了？是不是陳大夫？我早就看出來他對你圖謀不軌。”“你——”我本來想說“你去死吧”——那是我的口頭禪，不過嚥了回去。
楊佩的高跟鞋終於清脆而空曠地敲擊着走廊。我走出去，看見她神采飛揚地把外套扔到休息室的桌上，“你信嗎？”她說，“我從早上一直睡到剛纔，真過癮。不過這樣一來就沒時間跟我們小杜瘋狂一把了。”她做了個鬼臉，這時候有人按鈴。“真煩。”她這樣說。
我呆呆地坐在桌前，覺得大腦已經滿得沒有一絲縫隙。桌上那堆凌亂的郵件裡有封航空信，不用說是父親寫給我的。不過我現在懶得拆開。其實我對父親的印象實在說不上深刻。他一年只回來一兩次，皮膚曬得黑黑的，明亮的眼睛裡全是異鄉人的神情。小時候他總是把我高高地舉起來，說：“讓爸爸看看天楊又變漂亮了沒有。”吊燈就懸在我的頭頂上，我在他漆黑的瞳仁裡看見了有點膽怯的自己。父親在非洲一待就是十年。我十二歲那年，他因爲多年來在非洲的出色工作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什麼獎學金赴法國深造，幾年後就留在那裡，不過每年仍然會把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耗在非洲。這之間他結過婚，又離了，我有一個從未謀面，今年才五歲的小弟弟，不大會講中文的混血寶寶——就是這場婚姻的紀念。我把那封信放到包裡，站起來。把白衣扔進櫃子。腿腳痠疼，真恨不得把鞋脫下來丟進垃圾筒。走廊上的日光燈永遠給我一種超現實的感覺。我喜歡這寂靜。慢慢地走，踩着自己的腳步聲。從童年起，夜晚醫院裡安靜的走廊就讓我心生敬畏。不止走廊，醫院裡的很多場所都讓人覺得不像是人間。比方說爺爺的辦公室，那是我小時候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爺爺是放射科的主任，給人的身體內部拍照片。他站在一個碩大無比的鏡頭後面，對病人說“不要動”或者“深呼吸”之類的話，只是從不說“笑一笑”。他把Ｘ光片抖一抖，夾到燈板上。Ｘ光片抖動的聲音很好聽，脆脆的，很凜冽，可是不猙獰。“這是心臟。”他指指一團白得發藍的東西，戳戳我的小胸口。“是藍的？”我問。“是紅的。”爺爺說。
我經常在下班的路上胡思亂想，這是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刻。其妙處相當於學生時代星期五的傍晚。感覺好日子剛剛開始，有大把的清閒可以揮霍。
我看見了周雷。那一瞬間就像夢一樣。但的確是他。儘管我還不清楚他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兒。他站在走廊的盡頭，有點羞澀地衝我一笑。還是和上次見面時一樣：笨笨的登山鞋，碩大的雙肩包。
“嗨——”我將信將疑，“怎麼是你。”
“我剛下火車，”他答非所問，“就到你家去，可是沒人，所以我來這等你。”
“我爺爺奶奶到廈門旅遊去了。可是你——怎麼說回來就回來了？也不打個電話。”
“太突然，”他笑笑，“我被老闆炒了。也巧，身上的錢剛好夠買一張火車票。”
“那你爸媽——”
“就是不想見我爸媽才直接來找你的。要是老頭子知道我又丟了工作，不揍我纔怪。怎麼樣？收留你虎落平陽的老同學兩天行嗎？你知道剛纔我敲不開你家門的時候有多絕望呀……”
我終於有了真實感。“餓了吧？”我問他，“火車上的東西又貴，你肯定吃不飽。”
“真瞭解我。”他作感動狀。
我不僅知道他沒吃飽，我還知道他不打電話的原因：躲不過是手機因爲欠費被停了。認識他二十年，這點默契總是有的。
走廊裡空蕩蕩的夢幻感因着他的出現而蕩然無存。我回到了現實中，腿依然痠疼，但很高興，三年沒見這個傢伙了。生活總算有一點點新意，暫時不用想明天還要上班這回事。
那時我還不知道，他的這次從天而降，給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用“翻天覆地”來形容，不算過分。
[周雷]
我站在這個空無一人的地方，一眼就看見了你，天楊。
你慢吞吞地走着，看上去無精打采。你的頭髮是燙過離子燙的，我看得出來。可是因爲時間長了，新長出來的那一截不太聽話，打着彎散在你的肩頭。你綠色連衣裙的下襬有一點皺，你的黑色呢大衣上第二個釦子不見了。可是這些都沒有關係，天楊，你還是那麼漂亮。
我得從頭想，我究竟是怎麼站到這裡來的。三天前的這個時候，我還和同事坐在酒吧裡很裝蛋地點德國黑啤，聽他們小聲地用四川話划拳。我每個月的薪水就是這麼花光的。成都是個享樂的城市，本來很適合我。那我爲什麼把好好的差事弄丟了？就是因爲衛經理說我是飯桶嗎？那個老女人對誰都這樣，若是平時我還能說上兩句俏皮話把她逗笑，我相信她在罵我的同時也在等着我這麼做。可是我沒有表情地把那個傻“千媚”護膚露的文案摔到她桌子上。她嚇了一跳，我也是。“老子不幹了。”我一字一字地告訴她。
一分鐘後我就問自己：逞什麼英雄呀，這個月房租都還沒交呢。我平時不是個衝動的人。那麼——是因爲那張請柬嗎？大紅的喜帖，我當時都蒙了。打開纔看見馮湘蘭的名字，她要結婚。操，她也嫁得出去，這世道。
她在請柬裡夾了一張紙：“周雷，我希望你能來。”也真難爲她，畢業以後我去過北京、廣州、大連、長沙、昆明，最後纔來成都，她一定費了很大的勁才找到我的地址。那天晚上我徹夜無眠。所有的神經末梢都因爲跟“清醒”摩擦了一夜而升溫。導致我第二天心煩意亂口乾舌燥。我想這纔是促使我丟了工作的直接原因。
天楊，我們高中畢業以後，我和很多女人睡過覺，大江南北的都有，馮湘蘭是其中之一。不，我想她應該算是我的女朋友，不過她從來不肯承認這個。
然後我開始回憶，在那個無眠之夜。這得從我的大學說起。
我是蘭州大學畢業的。我的故鄉的孩子都在爲外面的世界努力着。就拿我和天楊的母校來說，在那所全省最牛的重點中學，沒有幾個人認爲自己生下來是爲了在這個鬼城市過一輩子——這城市潦倒也罷了，閉塞也罷了，最不可原諒的是連荒涼都荒涼得不徹底——滿大街粗製濫造的繁華讓人反胃。高考的時候大家一窩蜂地在志願表上把中國略有姿色的城市全體意淫了一遍。那些在第一志願欄裡填上故鄉的大學的，肯定成績不好。至於我，爲什麼是蘭州呢，因爲岑參高適們的邊塞詩讓我深深地心動，因爲我老早就想看看敦煌壁畫，我還喜歡武俠小說——總之一句話，一個人也許只有在十八歲的時候纔會用這種方式決定自己的人生。不僅如此，我還將裝蛋進行到底地在第一欄填上了“中文”系。我爸媽倒沒說什麼，因爲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我能考上第一批錄取的學校。我走了狗屎運。可我一直都覺得，上天給我這個機會是爲了讓我清醒清醒——什麼叫白日夢和現實的距離。
簡單點說，岑參高適欺騙了我，那些諸如“張掖”“酒泉”“涼州”等古意盎然的地方都墮落得只剩下一個好聽的名字。我還發現，其實莫高窟假期的時候來參觀也就夠了，犯不着這麼激動地以身相許。最讓我傷心的是這裡的姑娘，跟我們那兒的姑娘一樣因爲氣候的關係皮膚缺少水分，跟全中國的姑娘一樣只認得錢，那種柔情刻骨慧眼識英雄的——我沒見着。除了以曠課和泡妞度日之外，我沒有其他辦法來表示我的憤怒。我上鋪的哥們兒用一句話總結了四年的大學生活：“從對大一的清純少女心存顧忌，到非大一的清純少女不上，這是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但我不行。我不喜歡清純少女。那些捧着銅版紙時尚雜誌，聽着王菲劉若英的專輯，使用或渴望使用ＣＤ香水，自詡小資或者追隨小資的“少女”們，是層次稍高些的傻。她們居然相信那些讓她們感動得亂七八糟的諸如網站ＣＥＯ和廣告公司行政總監之間的婚外戀故事。如果她們是一所名校的學生，那更糟，她們會堅信那就是她們日後的人生。她們懷着一種可怕的共鳴爲男女主人公在寶馬車裡吻別的場景陶醉，用“宿命”、“疼痛”、“淡然”這類原本美麗的漢語詞彙包裝精緻些的男盜女娼。多麼好，香車寶馬，錦衣玉食，有的是時間追悼一場“無能爲力的愛情”。最基本的事實就這樣被忽略：一個人是怎麼爬到ＣＥＯ或者什麼總監的位置的？他需不需要努力奮鬥，需不需要察言觀色，需不需要在必要時不擇手段？如果需要，那麼經歷過這一切之後，究竟有多少人心裡還剩得下決絕的激情？也許有，但不多。我不能想象自己跟一個連這個道理都不懂的女孩上牀。這樣的女人沒有質感，她做出來的愛當然也一樣。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遇上馮湘蘭的。她比我晚一年進學校的話劇社。但我早就聽說過她，她是個出了名的婊子，跟誰睡都行。和那些名正言順做三陪小姐的女大學生不同，她只跟學校裡的男生睡，而且不收錢。單說我們宿舍吧，六個人，就有兩個是因爲她第一次買傑士邦。據說她偏愛學文科的。
我大三那年，正逢全人類歡天喜地地迎接二○○○年，我們話劇社的那幾個肉麻女生提議：全體社員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奔赴敦煌，與可憐巴巴的石像石窟共慶千禧年。我說了句“一千年對敦煌來說算什麼”，就即刻遭到呵斥。於是，我就認識了馮湘蘭。怎麼說呢？我早就認識她，可真正和她“相識”，應該從那天算起。
我們一羣人浩浩蕩蕩地殺到敦煌某間差強人意的賓館。服務檯小姐聽見我們這麼多人要開一間房，可憐的孩子眼睛都直了——準是以爲碰上了傳說中的“羣居”。那間裝修惡俗佈置粗糙的房間被我們這羣人搞得一片狼藉。十二點，煙花升上了天空，半醉的女社長宣佈：“聽好了，都許個願。咱們不許那些跟自己有關係的願望，境界太低。咱們許——希望一千年後的人類會怎麼樣……”“那關我什麼事？”社長自己的男友首先抗議。“別他媽廢話。”這女人杏眼圓睜。她男友也不是個省油的燈，眼看一場惡戰在所難免，我於是打圓場，“行了行了，我先許一個。我希望一千年以後，世界和平。”“不行。”馬上有人反對，“說了跟沒說一樣，不可能的事。得許個現實點，能實現的。”於是，大家都進入角色了，有說希望一千年以後美國完蛋的，有說希望一千年以後電腦的價錢比雞蛋還便宜的。還有說希望自己被寫進一千年後的歷史課本的。大家抗議：“要說‘人類’，不是說你。”“對呀，”這個哥們兒振振有詞，“一千年以後的人類都知道我，怎麼不是好事。”然後社長男友發言，說希望一千年以後全體人類恢復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社長微笑一下，說她希望一千年後的人類也接受一妻多夫。到最後，輪到馮湘蘭，她有些害羞地笑了，煙花在她背後的落地窗裡飛翔，她說：“我希望，一千年以後，男人和女人，能真正平等。”
片刻的寂靜。其實換了在座的任何一個女孩說這話，局面也不會這樣。社長笑道：“真沒看出來。”藉着酒勁連鄙夷都懶得掩飾了。她男友一直對馮湘蘭蠢蠢欲動，只是苦於家有悍婦。馮湘蘭把易拉罐裡的啤酒一飲而盡，又笑笑，“我是亂說的。”那笑容牽得我心裡一疼。於是三天後的晚上，當大家回到蘭州後，我們倆就順理成章地去旅館開房。
凌晨的時候，我問她：“你是哪兒的人？”想想她的名字，又問：“湖南？”她說：“湖南是祖籍，我在泉州長大的。”我又問：“泉州是哪兒？南方？”她笑了，“你怎麼考上大學的？高中歷史課本里說過：元代最重要的港口就是泉州。”“那不是元代嗎？”我也笑。她說：“我拿到通知書的時候我奶奶問我：阿蘭，那個蘭州和咱們泉州不都是‘州’嗎？怎麼隔那麼遠呀。”“你奶奶真酷。”
她把頭枕到我胸口，“你學什麼的？”“中文。”“中文？”她重複，“很有意思吧？”“可能。”我答。我是真的不確定，我很少去上課。“你呢，你學什麼？”我問她。“會計。”我同情地看着她，“無聊嗎？”“嗯，不過，”她停頓了片刻，“學這個，你能明白一點咱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流程，像學中文就未必……不對，我是說，會計這東西，能讓你感覺到自己在維持這個‘社會’運轉。反正……你是中文系的，一定比我會形容。”我看着她，“我懂。”
我還以爲接下來我們又要開始瘋狂，但是沒有。我們倆就這麼聊了一夜。我長這麼大從沒說過這麼多的話。天亮時她心滿意足地嘆着氣，“我要是個男人，現在就跟你義結金蘭。”
後來我就天天去找她，和上牀無關。這世上有比做愛更重要的東西。可惜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明白這個。我相信，現在要是有人跟我的一些大學同學提起“周雷”這個人，他們保證會說：“就是那個對一個婊子認真的可憐蟲。”
二○○○年的九月，一個夜晚，天上下着煩人的小雨。我們這兒不是江南，這天氣並不常見。我依舊窩在宿舍裡看碟。上鋪的兩個哥們兒聊天的聲音有一句沒一句地鑽進我的耳朵。“靠，這女人打起來，也真夠瞧的。”“可惜咱見不着。”“不過，小惠形容得也夠生動的了。馮湘蘭的頭髮被拽下來一大把……”我“騰”地坐起來，頭當然撞到了牀架上。“你們說什麼呢？！”我大聲問。
我只穿着拖鞋，三步並作兩步地往樓下衝。身後傳來那個北京人幸災樂禍的聲音：“瞧他丫的操性。”
其實事情很簡單。無非是女生宿舍誰的東西放錯地方了。關鍵是，那些女生早就看馮湘蘭不順眼，馮湘蘭只是跟其中一個動了手。其他幾個原本是拉架的，最後卻變成了幾隻母狗羣毆馮湘蘭，而且還把她的東西扔到門外叫她滾。真他媽——我看見她了。
她就在我們樓下。她坐在一塊雨水淋不到的地方，靜靜地看着我。她頭上凝着一層雨霧，脖子上和臉上都是讓指甲抓傷的痕跡，灰色的絲襪從大腿破到腳踝。她站起來，眼睛定定地望住我，她說：“周雷，除了你，我想不出來該找誰。”
我抱住了她。
那情景一定很滑稽，一個穿着拖鞋汗衫頭髮蓬亂的男人和一個傷痕累累狼狽不堪的女人在大庭廣衆之下忘形地抱着。他們不是俊男美女，他們的姿勢很笨拙——過路的人都在看這個笑話。可是，這些閒人，關心過什麼呢？全是看客，現在的小事如此，大事，亦然。
“聽我說，”我告訴她，“咱們不住那個鳥蛋宿舍了。咱們去外邊租房子，咱們倆，只有我和你。別跟那些女人一般見識，她們是一羣母狗。因爲沒男人要所以沒地方發情……”我知道我又在說蠢話。
可是她擡起頭，帶着一臉的淚笑了，“你說得對。”
天楊，那個時候我想起了你。爲什麼呢？大概是我還以爲，我要和她過一輩子了。於是你的臉就閃現了出來。於是我心裡又是一緊。可是，那個時候，我除了抱緊她，又能怎麼辦呢？
我和馮湘蘭同居以後，她再沒和別的男人睡過覺。不過這幸福生活沒有維持多久，因爲我們畢業了。什麼都不用多說，我們都不是不懂事的人。有一天我一覺醒來，發現她的東西都不見了。這正好，我們都不喜歡慘兮兮的告別。她付清了我倆拖欠了幾個月的房租，她知道我沒錢。她還留下了她泉州家鄉的地址和電話。她的便條上說只要我有困難，打這個電話就聯繫得到她。
然後我開始了我的漫遊，幾年來，我在北京租過地下室，在廣州的一個四星級酒店裡一邊端盤子一邊留意報上的招聘廣告，在長沙我的第一個月的薪水被人偷走，好不容易，我有了成都的這份工作。雖說是個袖珍廣告公司，可我大小是個“創意總監”。因爲馮湘蘭的喜帖，一切又得從頭開始。我反覆研究着這張紅色請柬，真詭異，她人居然在重慶，嫁得夠遠的。
天楊，我於是又坐上了火車，目的地是我們的故鄉。真奇怪，我考上大學的時候發誓不再回去的，我實在厭倦了那座城市污濁的空氣，像所有工業城市一樣沒有想象力的佈局，難聽的方言，滿大街不會穿衣服的女人，當然還有永不缺席的沙塵暴。可是我發現，當我賺到了幾年來最多的錢，我卻早已失去了落魄時對這個世界的希望和夢想。
上一次見到你是在廣州吧？純粹是一場巧合。是大學剛畢業那年的夏天，我在一間小冰店看見你。你說你是來你姑姑家玩，你九月就要上班，這是最後一個假期。那時我真驚訝你選擇了回去，我還以爲你和我一樣，打死要在外面漂着呢。
在火車上我夢見了你。你停頓在一片夕陽的光輝之中，是我們學校的籃球館，木地板散發着清香。你一個人坐在看臺上一排又一排橙色的椅子之間。兩條麻花辮垂在胸前，藏藍色的夏季校服裙拂着你壯壯的小腿。籃球一下一下地砸着地板，空曠的聲音，你漫不經心地掃了一眼孤獨的籃球架。天楊，你不知道你自己很美。
然後，我醒了。火車寂靜地前進着。我總算明白了一件事。我以爲我自己不該屬於我們的故鄉，我以爲我就應該背井離鄉去過更好的日子，卻不知道是咱們紅色花崗岩的母校把這種驕傲植入我的體內。而我，我曾經恨這個學校，把它當成故鄉的一部分來恨的。
天楊，那個時候我真想你。想看看你，看看你還是不是那個兩條麻花辮，小腿壯壯的傻丫頭。於是我來到了這裡，長長的，寂靜的走廊。你出現在另一端。無精打采，步履蹣跚，就像幾年前不知道自己很漂亮一樣，不知道自己已經風情萬種。你說：“餓了吧？火車上的東西又貴，你肯定吃不飽。”你這句話險些催出我的眼淚，天楊。
[天楊]
我把他帶進了家裡，打開客廳裡的燈。他說：“一點沒變。”
爺爺奶奶出去玩以後，我也給劉阿姨放了假。我每天的晚飯都是打電話叫樓下一間新開的小館子的外賣。今天我多要了幾個菜，當然還有啤酒。他假惺惺地說不用這麼破費，還是把七八個一次性飯盒一掃而光。
“我可以抽菸吧？”我問他。
他愣了一下。“你什麼時候開始抽菸的？”
我點上一支，問他：“你要不要？”他搖頭，又作痛惜狀地嘆氣，“白衣天使也這麼頹廢——真後現代。”
“我又從來沒當着病人面抽。”我說。
“你和你男朋友，怎麼樣了？”他喝了一大口啤酒，使用着一種滿足的腔調。
“你指哪個？”我問。
“最近的那個。”
“上個月剛散。不然還能讓你見見。”
“饒了我吧，你的品位。”他笑。
“你還記得林薇吧？就是初中時候咱們班的。”我說。
“記得，怎麼，結婚了？”他嚼了一嘴的宮保雞丁，口齒不清。
“你怎麼知道的？”
“這不難，”他看着我，“聽你的語氣我就知道你要說什麼。”
“跟你說話真沒勁。”
“說吧，林薇結婚了，然後呢？”
“沒什麼。我那天在現代購物中心碰上她和她老公，正買ＤＶＤ機呢。那個男人，醜得我都不忍心多看。”
“你呢，不管怎麼說人家是嫁出去了，你不急？二十五了。”
“二十四。三個月以後才二十五。年輕得很呢。”
“等你急了的時候就考慮考慮我吧。”他說，“反正你早晚都要嫁人，不如嫁個熟人。你說呢？”
“吃你的。”我拿筷子敲敲他的頭。他繼續狼吞虎嚥，一時間滿屋子的寂靜。我拆開了父親的信。
“你爸他老人家還好？”
“好。”我簡短地說。
父親的信上說，兩個月後他又要去非洲，這一次不能把小弟弟放到他媽媽家，因爲她那個時候要結婚。所以，兩個月後，我就會見到這個小傢伙。他有個奇怪的名字，洛易克宋，小名不不。
“怎麼了？”他問我。
“沒有，”我說，“你吃好了嗎？”
“好得都感動了。”
“那早點睡吧，你就住我爸爸的那間房，想洗澡的話，用那條墨綠色的浴巾，明兒我還得上班。”我把煙按滅了，重重地嘆口氣。
“我不困，想去肖強那兒租點碟。”
“你不知道？他把那間店關了。我也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他沒動，看着我。
“怎麼了？”
“天楊，”他慢慢地說，“這幾年，你過得好嗎？”
“怎麼突然這麼煽情？”我笑笑，“我爺爺奶奶兩個星期以後纔回來呢，你放心住在這兒。我可以先借你點錢，正好我剛剛發薪水，不過你一找到工作就馬上還我。”
他說：“成交。”
就這樣過了兩個星期，我去上班，他留在家裡上網，還順便幫我打掃打掃家，做做早餐什麼的。表現不錯——第一天早上就把我積壓了一池子的碗碟都洗了。他並不急着找工作，也不急着跟他父母聯繫。很奇怪的，剛剛三天我就習慣了他的存在，好像他本來就是個家庭的成員一樣。有天黃昏我們一起去超市採購，又碰到了老年癡呆的前任院長。他熱情地衝我們走過來，跟周雷握手，“哎呀，好久沒見你了。你都結婚了？回去幫我問你媽好，告訴她要多鍛鍊……”周雷居然和我一樣笑容可掬地說他一定轉告。
方圓的情況這個禮拜出人意料地穩定。而且，白血球的數量還有所上升。她媽媽的臉上終於有了點血色和笑容。龍威和袁亮亮還是一如既往地“不像癌症患者”，皮皮還是一如既往地酷，病房裡又住進來一個四歲的小姑娘。準確地說，下個月才四歲。一對鼓鼓的小金魚眼。她興奮地用她父親的手機跟她奶奶講話：“奶奶，我是白血病，我不用去幼兒園了！”也許是春天的關係，病房裡傳遞着一種難得的輕鬆和愉快。晚飯後，那些陪牀的父母也開始在陽臺上打打撲克什麼的。總之，日子呈現出一種充滿希望的表情。或許是假象，但終究令人心曠神怡。只有一次意外：某天中午周雷突然衝進病房，惹得楊佩一干人側目，他滿臉驚慌，“怎麼辦天楊？你爺爺奶奶回來了。”
“‘天楊’，”楊佩竊竊私語，“叫得還真親切。”
結果到了下午，我去給袁亮亮輸液的時候，在走廊上就聽見這對活寶拖長了聲音喊：“天——楊——，天——楊——”。
該死的楊佩。
[周雷]
天楊，你瘦了。你原來是個肥肥的小丫頭。十三歲那年，還沒發育，像個小水蘿蔔，戳在教室的第一排。可是自從你遇到江東，你就瘦了。等大家注意到你的消瘦時，你已經十六歲，愛情讓你一夜間亭亭玉立。現在你二十五歲了，這消瘦就跟江東一樣，印在你的皮膚裡，變成組合你生命的ＤＮＡ密碼，無聲無息。
咱們不說江東那個狗雜種，我知道你已經忘了他了。沒有人在二十五歲的時候還忘不了十五歲那年的情人——除非他十年來沒進化過。可是恐怕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很多表情，很多小動作，都是跟江東在一起的時候形成的。比如你歪着頭，有點嫵媚地笑笑；比如你垂下眼睛，凝視自己的指尖的樣子；還有你的口頭禪“你去死吧”，諸如此類的細節是江東刻在你靈魂中的簽名。這讓我無比惱火，可又無法迴避。
你去上班的時候，我想要整理你的房間。書架上的書幾乎都換過了，只有《加繆全集》和《海子的詩》還在。我把那本《海子的詩》抽出來，那裡面有你十二年來畫下的深淺不同、粗細不同的紅線。
“五月的麥地上天鵝的村莊，沉默孤獨的村莊，一個在前一個在後，這就是普希金和我誕生的地方。”
“看見了嗎？那兩隻白鴿子，它們是屈原遺落在沙灘上的白鞋子，讓我們，我們和河水一起，穿上它們吧。”
“珍惜黃昏的村莊，珍惜雨水的村莊，萬里無雲如同我永恆的悲傷。”
操。這孽障，寫得真好。
我還記得那個下午，天楊，你就坐在這間小屋裡給我讀這本書。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你當年最喜歡的句子。
“目擊衆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我把這遠方的遠歸還草原。”
然後你突然靠近我，你說：“周雷，要是海子還活着，我長大以後要嫁給他。”
我本來想說不會吧他長這麼醜，可是天楊的拳頭不輸後來聞名亞洲的野蠻女友，於是我說：“就算他還活着，可要是他有老婆呢？”
“我不管。”
“要是他不想娶你呢？”
“我不管。”
天楊，那時我們才十四歲，你很快就會遇上江東。
好吧，既然江東是繞不過去的，那麼我晚些再提到他總可以了吧。
日子安寧地流逝着。我在家——是天楊家每天上網聊天，喝罐裝啤酒，也看碟。晚上和天楊一起吃外賣。吃完了，自然是我洗碗。生活過到了另一種境界：不再看手錶，也不再看日曆。
某個午夜，我聽見她房裡傳出來一陣夢魘的囈語。我走進去，打開燈，推醒了她，“天楊，天楊你做夢了吧，天楊——”她睜開眼睛，愣了一秒鐘，笑了，“我做了個夢，怪嚇人的。”她的臉頰貼着我的手背，臉紅了，“周雷你能陪我待會兒嗎？我睡着了你再走。”
“當然。”我坐在她的牀沿上。她穿了件乖女孩的睡衣，印着櫻桃小丸子的頭像，頭髮上的香波味鑽進了我的鼻子裡，癢癢的。我嘲笑自己，“裝他媽什麼純情啊，一把年紀了又不是個雛兒。”
“周雷，”她的身體往裡錯了錯，“你要是困你就躺上來。”
“不好吧。”我裝正直。
“咱們小時候不就是這樣睡覺嗎？幼兒園裡，你忘了，你的牀緊挨着我的。”
“記得。我經常做鬼臉逗你笑，看見老師過來了就閉上眼睛，結果每次捱罵的都是你。”我於是也躺了上去，我的臉緊緊貼着她的後腦勺。
我忘了聲明，這是張單人牀，所以我緊緊地貼着她並不是爲了佔她的便宜。她轉過了身子，我還從來沒在這麼近的距離下注視她。她說：“周雷，再過兩個月，我爸爸要把不不送來。我心裡有點亂。”
“睡吧。”我關上了燈。
我輕輕地擁着你，天楊。你的呼吸很快變得平緩而沒有知覺，那是睡着了的人的氣息。睡是死的兄弟你明天早上纔會活過來，小笨蛋，你就不怕我偷襲你。現在你就在我跟前，你的臉貼在我的胸口，你身上有股牛奶的氣味。我想你做夢了，因爲你突然間緊緊抓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你睡覺居然有磨牙的習慣，丟人。
看着你熟睡的樣子，我ＴＭＤ沒有一絲慾望。
又是一夜沒睡。這滋味並不好受。想想看，八個小時，躺着什麼都不做是件傷神的事兒。除了“回憶”你還能做什麼？你總得找點事情乾乾。於是我就開始回憶。直到天一點一點地亮起來，直到外邊的街道上傳來人羣的聲音，直到你睜開眼睛，怔怔地問我：“幾點了？”
我是在你出門之後才迷迷糊糊地打了個盹兒，臨近中午時走出房間，看見客廳裡有一對面目慈祥的老爺爺老奶奶疑惑地看着我……當然，這是後話。
還是回到上一個夜晚吧，我用了八個小時來“回憶”——這在現代社會簡直是犯罪行爲。我用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回憶十三四歲的我們，兩個小時來回憶我的大學時代，剩下的四個小時——是黑夜裡最微妙的時段，看着黎明像個蒼白的怨婦一樣來臨，這四個小時留給江東——我是說那場以江東爲起因，把我們每個人都捲進去的磨難。比如天楊，比如我，比如肖強，比如方可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