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已整整歷經30年。這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的潮流，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毫不誇張地說，這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深刻影響着當今世界格局和人類歷史進程，譜寫了中國乃至世界近代史上最輝煌的詩篇。
科教興國
百年大計，教育爲本。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基石，是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根本途徑。強國必先強教，優先發展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對實現全國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傢俱有決定性意義。
以1904年癸卯學制頒佈，1905年廢除科舉制爲起點，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已逾百年。以1977年結束“**”、重新恢復全國統一高考制度爲起點，使中國當代教育的發展、改革已經30年。30年來的發展和改革，中國教育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教育正在成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強勁動力和豐沛資源。
30年的中國教育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爲四個階段：1977年～1985年，撥亂反正，恢復整頓的階段；1985～1989年，全面開展教育體制改革的時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2003年，教育發展的經濟主義時期；2003年至今，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教育公平，探索麪向未來的新的教育的時期。
1977年，鄧小平的復出使人們預感到，中國將發生一場巨大的變化。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鄧小平首先選擇了教育作爲撥亂反正的突破口。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對前來看望他的王震和鄧力羣說：
“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科學技術這麼落後怎麼行？要承認落後。承認落後就有希望了。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從小學抓起，一直到中學、大學。我希望從現在開始做起，五年小見成效，十年中見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見成效。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辦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重點大學。”
對於中國的科技隊伍現狀，鄧小平很清楚。如果說當時美國的科技人員有120萬，那中國只有20萬，而且“還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多”。在鄧小平看來，抓教育和科技不僅關係國家發展的長遠大計，也是撥亂反正的突破口。因爲，10年的“文革”打斷了正常的教育秩序，已經使中國面臨嚴重的科技和人才斷層。這一年，距高考被廢除已經過了11年。
1977年11月，在鄧小平的親自關懷和推動下，中斷了十年的高等學校統一考試招生制恢復了。不久，《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正式否定了“四人幫”炮製的否定知識分子和十七年教育路線的“兩個估計”，在全社會重新樹立了尊重知識、重視教育的風氣。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日益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1980年5月，鄧小平爲《中國少年報》和《輔導員》雜誌題詞，第一次提出了“四有”的培養目標，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體力”。這一表述後來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1983年的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中，改爲“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守紀律”。到1985年，正式改爲“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紀律”。鄧小平特別強調“這四條裡面，理想和紀律特別重要。”培養“四有人才”成爲20世紀80年代重要的教育口號。
鄧小平制定的另一個著名的教育指導方針是“三個面向”。1983年國慶節，他爲北京景山學校成立20週年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正式提出了教育現代化的任務。
“四有”和“三個面向”構成了改革開放時期教育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當重視對青年學生的政治教育和控制時，強調“四有”；重視改革教育、造就優秀人才時，強調“三個面向”。“四有”和“三個面向”集中體現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對教育的客觀要求，成爲中國教育事業改革和發展的根本指導方針。
1985年5月15日至5月20日，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新時期教育的真正起點。當時，中央相繼頒佈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3個決定，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體制改革爲主的強勁旋律，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
《決定》提出了與“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政治路線相一致的新的教育方針：“教育必須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顯然，它是對1958年提出的“教育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的否定和替代。強調教育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功能，教育從爲政治服務轉而爲經濟建設服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決定》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雖然教育事業得到了恢復，開始走上蓬勃發展的道路，但是，輕視教育、輕視知識、輕視人才的錯誤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響還沒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扭轉。”《決定》認爲，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教育體制入手，有系統地進行改革。改革管理體制，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相應地改革勞動人事制度。還有改革同社會主義現代化不相適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
《決定》確定的比較重要的教育改革內容包括：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將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和管理權限下放給地方。1986年通過《義務教育法》，從貫徹實施的情況看，將基礎教育的管理權下放給地方，建立起省、縣、鄉分級管理，財政以鄉爲主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對促進基礎教育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管理權下放的重心過低，中央和省級財政承擔的責任太少，在實施的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一些嚴重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調整中等教育結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目標得到了較好地實現。到1990年，全國高中階段普通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大致達到了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改革高校招生和畢業分配製度，學校逐步實行校長負責制。1988年4月，國家教委下發了《關於高等學校逐步實行校長負責制意見》，並積極推進這一制度的實施。至1989年初，已有100多所高等學校實行了校長負責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撤消教育部，成立國家教育委員會。根據《決定》，1985年教育部改爲國家教育委員會，成爲國務院的一個綜合部門，工作範圍和行政權力有所擴大，在學校教育以外，統籌職業技術教育、成人教育等，真正面向全國教育領域，統管全局。但1995年，國家教育委員會重新改爲教育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教育經費上做出“兩個增長”的決定，即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撥款的增長要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並使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並決定地方政府可徵收教育費附加，爲義務教育增加了一項資金來源。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教育發展，有兩個主要的特徵，一是“發展大於改革”，追求教育發展的規模、數量、速度，呈現“跨越式發展”。二是90年代中期之後，教育逐漸走上了一條被輿論稱爲“教育產業化”的特殊發展路徑。在發展主義、經濟主義的發展背景下，教育以擴大規模、總量增長和提高宏觀效率爲主要追求。
1992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發的《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明確將教育定義爲第三產業，教育由“上層建築”被重新定義爲“社會生產力”的一部分，納入了國民經濟的分析框架，教育產業和產業化的話語浮出水面。1999年頒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將民辦學校由此前的“補充”地位提高爲“和公辦學校共同發展”；擴大高中和高等教育規模，以教育消費拉動經濟內需並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思想進入了政策層面。
2003年底，《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出臺，進一步確定了發展民辦教育和教育產業的合法性。可見，“教育產業化”合理化、制度化的過程，是通過確立民辦教育的合法性，繼而確立公辦學校轉爲民辦經營的合法性，從而賦予學校獲取教育經營利潤的制度合法性。
這一時期主要的教育政策包括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多渠道集資辦學、“人民教育人民辦”；高等學校進行合併和院校調整、高等學校大規模擴招和實行收費制度；實施“985工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中小學改革學校產權制度，實行“民營機制”、“名校辦民校”和高收費，學校後勤社會化改革，大學大規模借貸建設“大學城”，等等。在舉國經商的氣氛中，20世紀90年代高校掀起大辦校辦企業的熱潮，以1994年北京大學推倒南牆、破牆開店爲標誌。
2003年下半年開始，隨着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的任務的提出，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思路開始受到質疑。教育部開始高調批評“產業化”思路，圍繞解決農村義務教育問題，對農村教育、義務教育、教育公平的關注逐漸取代了此前以數量、規模、速度爲主的追求，促進教育公平逐漸成爲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
2005年5月，教育部發出《關於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正視和着手解決擇校熱、“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要求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有效遏制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校際之間教育差距擴大的勢頭，要採取有效措施遏制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之風。堅持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免試就近入學，不得舉辦或變相舉辦重點學校。具有優質教育資源的公辦學校不得改爲民辦或以改製爲名實行高收費，等等。
2006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新修改的《義務教育法》，確立了各級政府分擔義務教育經費的機制，以及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方針。對“應試教育”和“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清理進入了法制軌道。
2007年5月，國務院發佈文件，建立健全普通高校、高等職業院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貧困學生資助政策體系。這是繼免除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之後，促進教育公平的又一重大舉措。
隨着國家一系列措施的實施，中國的“優先發展和投資教育”正在成爲現實。據統計，自2000年國家宣佈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開始至2006年底，全國實現“兩基”驗收的縣（市、區）累計達到2973個，佔全國總縣數的96%，“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98%。小學學齡兒童淨入學率達到99.27%，初中階段毛入學率97%，初中畢業生升學率爲75.7%。高中階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職業高中、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專業學校）在校學生4341.86萬人，高中階段毛入學率爲59.8%。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校學生規模超過 2500萬人，毛入學率達22%。至此形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
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的綱要中提出的戰略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教育改革發展的戰略主體是堅持以人爲本、全面實施的素質教育。
這份綱要是中國進入21世紀後的第一個教育規劃，是今後一個時期指導全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曾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並且說：“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
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鄧小平的這一論斷，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理論和科學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既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特點，也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科技事業蓬勃發展，科技實力持續增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得到加強，創新型國家建設進展良好，自主創新能
力穩步提高，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科研成果，有力地推進了高技術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2008年11月，爲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了一系列《改革開放30週年報告》，其中列舉了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指導下，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爲確保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和各項科技發展計劃的順利實施，中國對科技事業的投入力度不斷增強，科技經費投入大幅增長，科技隊伍不斷髮展壯大，爲各項科技活動的蓬勃開展和大批科技成果的涌現創造了良好條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科技人力資源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截至2007年底，國有企事業單位擁有工程技術人員、農業技術人員、科學研究人員、衛生技術人員和教學人員等五類專業技術人員2255萬人，是1978年的5.2倍。同時，中國科技人力投入不斷增加，科技研發人員的水平與素質不斷提高，逐步形成了一支具有較大規模和較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隊伍。到2007年，全國從事科技活動人員達454.4萬人，是1991年的2倍。目前，中國的研發人員總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在推進和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方面進展順利，尤其是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越來越穩固，對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愈發明顯。
以建立企業技術中心爲主要形式的企業技術創新體系建設不斷加強，國家重點企業中的工業企業基本都建立了企業技術中心。至2007年，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已有499家，省級企業技術中心達4023家。國家認定企業技術中心2007年投入研發經費超過800億元，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超過2萬億元，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
爲跟蹤世界高科技發展前沿，中國自1986年開始實施的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簡稱863計劃），使中國在高性能計算機研製、微電子裝備、能源技術、生物和現代農業、新材料等領域取得了一批標誌性成果。
30年來，中國的科技實力大爲增強，在一些重點領域和尖端領域涌現出了一系列有着深遠影響的重大成果。
在航天科學領域，中國不僅掌握了衛星迴收和一箭多星等技術，還迎來了兩座新的里程碑：由中國自主研發的“神舟”系列航天飛船的成功發射，特別是“神舟”五號、“神舟”六號和“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的圓滿成功，實現了載人航天工程的重大突破；而“嫦娥”一號成功探月之旅則標誌着中國首次月球探測工程圓滿成功，中國航天技術成功跨入深空探測的新領域。
在信息技術領域，銀河系列巨型計算機研製成功；量子信息領域避錯碼被國際公認爲量子信息領域最令人激動的成果；納米電子學超高密度信息存儲研究獲突破性進展；6000米自制水下機器人完成洋底調查任務，每秒峰值運算速度10萬億次的高性能計算機曙光4000A系統正式啓用；首款64位高性能通用CPU芯片問世。
在生物科學領域，解決了億萬人吃飯問題的雜交水稻技術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完成水稻基因圖譜的繪製；完成人類基因組計劃的1%基因繪製圖，首次定位和克隆了神經性高頻耳聾基因、乳光牙本質Ⅱ型、漢孔角化症等遺傳病的致病基因；體細胞克隆羊、轉基因試管牛以及重大疾病的基因測序和診斷治療技術均取得突破性進展。
此外，三峽工程成功完成，水庫蓄水成功、永久船閘通航、首批發電機組全部投產，許多指標都突破了世界水利工程的記錄；青藏鐵路全線通車，成功解決凍土施工的世界性難題；秦山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成功建成並投入使用；材料科學、工程技術科學、地球系統科學、新能源技術、原子能技術、高能物理等各個新老學科均涌現出了一批較有影響、意義深遠的重大成果。
諸多成就的取得，有賴於國家對科學技術的重視和投入，以及大量科技工作人員的辛苦付出。據統計，從1981年到2007年，中國累計取得省部級以上重大科技成果74.6萬項；累計頒發國家自然科學獎842項，國家技術發明獎2962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10099項；吳文俊、袁隆平、王選、黃昆、金怡濂、劉東生、王永志、吳孟超、葉篤正、李振聲、閔恩澤、吳徵鎰等12位科學家獲得2000年開始評選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科技事業蓬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時也應看到，當今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科技已成爲支撐和引領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動力，誰掌握了先進科技，誰就掌握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動權，這既是機遇，更是挑戰。
國防軍事現代化建設
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國防和軍隊建設作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總體佈局的一個重要方面，理所當然地也要經受改革開放的洗禮。30年來，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在改革開放中走過了輝煌的歷程，實現了歷史性的大發展，爲中國和平發展和中華民族復興提供了堅強的安全保障。
重視國防和軍隊建設，是黨的三代領導核心的一貫思想。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人民軍隊要跟上世界軍事發展的潮流，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切實捍衛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統一。
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和革命化建設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經過長期考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也邁開了建設諸軍兵種構成的合成軍隊的堅實步伐。當時的人民解放軍基本是一支單一的以普通步兵爲主的陸軍，海軍、空軍僅僅剛具雛形，而陸軍中的炮兵、裝甲兵等技術兵種所佔比例非常小。經過50多年的艱苦努力，人民解放軍實現了由單一陸軍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發展。不僅掌握着種類比較齊全的常規武器裝備，而且擁有了具有一定威懾力的原子彈、氫彈等尖端武器裝備。
1978年前，人們用“臃腫”來形容擁有600多萬軍隊員額的軍隊，如今已經成爲了一支規模適度、結構合理、機構精幹、戰鬥力強、軍隊員額僅有230萬的精銳之師。同時，軍隊建設着眼於全球性軍事變革，完成了舊“三打三防訓練”向新“三打三防訓練”的轉變。30年前是“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武器”，現在卻已經是“打隱形飛機、打巡航導彈、打武裝直升機，防精確打擊、防電子干擾、防偵察監視”。
其次，現代化國防工業體系的完善。
國防科技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國防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關懷和領導下，特別是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的建設和發展，中國的國防科技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落後到先進，建立起了包括電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和核能等門類齊全、綜合配套的科研實驗生產體系，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國內或國際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爲軍隊現代化建設和切實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覈工業方面，中國不僅可以生產製造原子彈、氫彈，還掌握了核潛艇技術，形成了中國的核威懾力量。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中國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截止至2010年10月21日，中國已建成秦山、廣東大亞灣、嶺澳、田灣等6個投入運營的核電站，另有12個在建的核電站，25個籌建中的核電站。
在航天科技工業方面，中國已擁有地地、地空、海空和空空導彈武器系統，運載火箭、各種應用衛星的研製和實驗能力以及各種應用衛星的發射能力，在世界高技術領域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目前，中國戰略導彈部隊部署的東風-31A洲際導彈，最遠射程達13000公里，是世界上射程最遠、威力最大的導彈之一。
在航空工業方面，中國已能夠生產殲擊機、殲擊轟炸機、轟炸機、直升機、運輸機、教練機等，基本滿足了海空軍作戰和飛行訓練的需要。2011年1月11日，中國自主研發的第五代殲-20隱形戰鬥機試飛成功。殲-20隱形戰鬥機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戰鬥機，將於2017年以後投入使用。
在船舶工業方面，中國先後自行研製建造了核動力潛艇、常規潛艇、導彈驅逐艦、導彈護衛艦、導彈快艇等作戰艦艇，以及各種輔助船舶和新型魚雷、水雷、反水雷等新裝備。2012年9月25日，中國國防部宣佈，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正式交接入列，從此結束了共和國沒有航空母艦的歷史。
在軍用電子方面，中國已逐步發展成爲具有相當規模，門類齊全的新興工業部門，特別是在指揮自動化、情報偵察、預警探測、電子對抗和通信等方面，爲軍隊提供了各種新式裝備和產品，進一步增強了部隊偵察、通信、指揮和作戰能力。
再次，國防後備力量的建設日益完善。
建國伊始，黨和國家就十分重視國防後備力量建設。中國國防後備力量建設，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和優良作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尤其是從1985年，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明確提出“精幹的常備軍和強大的後備力量相結合，是建設現代化國防的必由之路”這一基本指導方針之後，作爲一支偉大戰略力量的中國國防後備力量，越來越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並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一個各級地方黨政領導關心後備力量建設，各級軍事機關狠抓後備力量建設，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羣衆積極支持後備力量建設的可喜局面。
中國國防後備力量建設，經過一系列的調整改革，各項工作均取得了明顯的成績。在參戰支前、保衛邊疆、發展生產、扶貧幫困、搶險救災、維護社會治安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爲國家的改革、發展和穩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2009年10月1日上午10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60週年閱兵禮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這次閱兵不僅是建國60週年以來中國國防軍事力量的集中展示，更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人民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大規模檢閱。
正如香港《大公報》評論所說：1949年見證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在60年後的今天，再一次見證了中華民族又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國慶60週年大閱兵和慶典巡遊。60年一甲子，中華盛世再現。今天的中國，無論是軍事實力、國際地位還是人民生活，和60年前相比，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實力與正義的勝利：香港迴歸
1997年，當“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一前無古人的創制誕生時，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於此，其中更不乏悲嘆、驚懼與質疑。撒切爾夫人在1982年曾說過，收回香港將“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但中國行使主權之後，極端情況並不曾發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馬照跑、舞照跳”的承諾得到兌現。
時至今日，即使是最有偏見的觀察者，也不得不承認，香港依然繁榮自由、充滿活力，並獲得了全世界的普遍美譽。與此同時，香港依然還有更多的生意要做，還有更多的制度要建，還有更多的問題要想，還有更多的權利要爭。這一切景象的背後，無不依存着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能量。
香港地處華南沿海，由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三個部分組成。它位於中國大陸南端，西隔珠江口與澳門相望，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其歷史最早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香港便一直處於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後，積貧積弱的清政府無力抵抗帝國主義國家的堅船利炮，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香港由此變成了英國的殖民地。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從未放棄過爭奪香港的鬥爭。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曾向英國提出歸還香港的要求，無奈“弱國無外交”，英國政府對蔣介石的要求不屑一顧。
1949年，中國大陸乾坤已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15兵團南壓深圳，此時直取香港可謂探囊取物一般。林彪站在深圳河北岸遙望燈火通明的香港，向毛澤東請示部隊的作戰方針。毛澤東沉思良久，終於電令林彪不要進入香港，並說香港是下金蛋的地方，對即將進行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有特殊的作用。
其實，英國政府以爲來勢洶洶的共產黨軍隊一定會收復香港，甚至提前撤走了大部分駐港軍隊。四野的百萬雄師在深圳河北岸輕描淡寫地駐足、離去，卻嚇得英國政府戰戰兢兢。
因此，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英國政府率先在《華僑日報》上以大標題刊登“毛澤東已保證香港地位安全，英國年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爲沒有立即收回香港，英國政府不顧美國反對，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從而打破了西方陣營對新中國的外交孤立狀態。香港也成爲冷戰時期新中國對外聯繫的一個窗口。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隨之，香港迴歸被提上了日程。對於香港問題，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這個構想。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這次訪問的主要目的就是討論香港問題。面對英國政府仍然想控制香港的“幼稚想法”，鄧小平直截了當地向撒切爾夫人表明了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
“坦率地講，主權問題是不能討論的。現在時機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中國1997年收回香港。這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僅是新界，而且要包括香港島、九龍。
如果中國在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後還不能收回香港，任何一箇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無法向國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國政府還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是仍是李鴻章！”
後來，當撒切爾夫人在回憶起與鄧小平的這次會談時說，中方把主權問題看得很重，必須歸還中國。會談之後撒切爾就意識到，“這個談判不是，也不可能是英國方面的勝利”，因爲和幾年前尚未實行改革開放相比，中國已經強大太多了。
由此，按照中國政府定下的基調，中英雙方開始了漫長的談判。談判中，英方步步爲營，中方寸步不讓，演變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但是隨着改革開放的進行，中國的發展速度簡直不能以常理推斷。在這種情況下，在此後進行的17個月的22輪談判中，基本上是中國代表提出什麼，英國人在經過一番較量後找不到空子，就只好接受什麼。除了正義在中國人一邊外，在中國代表團的背後，是一個擁有足夠實力的國家。
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時30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與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字。
香港問題的解決，爲中國和葡萄牙兩國之間解決澳門問題奠定了基礎。1987年4月13日，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
1996年1月28日，一條新華社電訊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部隊，經過精心準備，現已組建完成。駐香港部隊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海軍和空軍部隊組成，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這支部隊將於1997年7月1日零時正式進駐香港。”
時間走到了19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零秒，在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現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隊準時奏起了國歌，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一起徐徐升起。
零時3分，江澤民在4000多名嘉賓的注目中，走到主席臺一側鑲嵌着中國國徽的講臺上，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宣告：
“此時此刻，世界各國人民都把目光投向香港。根據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兩國政府如期舉行了香港交接儀式，宣告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這是中華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事業的勝利。”
在當時，很多港人對前途充滿疑慮甚至恐慌。美國《財富》雜誌甚至發表封面文章預言：香港迴歸之日，便已經預示香港“死亡”之時。
像是在響應《財富》雜誌的預言，很快，來勢洶洶的亞洲金融危機在香港登陸，一輪“大熊市”席捲整個香港股市。
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咄咄逼人的氣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謹慎地表示：香港特區的外匯儲備豐富，經濟正穩步增長，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區背後有強大祖國的支持。所以這一風暴對香港不會形成特別嚴重的影響。
香港輿論則表示了強烈的信心，《星島日報》發表評論指出：“過去，在經歷了經濟危機後，本港會很快復甦，而且更加蓬勃，這次亦應不例外。”
同時，中國政府外交部發言人強調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金融自由，並且依法進行管理和監督，是屬於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情。中央人民政府一貫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爲維護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和聯繫匯率制所做的努力。
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港元保衛戰最終取得了勝利。這場金融風暴是1997年香港迴歸後，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但是，由於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區政府採取正確的應對政策，不僅成功擊退了金融危機，而且成功地將香港經濟帶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經濟學家評論說：“香港是大棋局的前沿，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大棋局的戰略腹地和重心在廣闊的中國內地……香港只要扮演好自己的戰略角色，未來必定會商機無限，繼續風光。”
美國《時代》週刊也在最近一期封面文章中，糾正了其姊妹刊《財富》雜誌當年的誤判，《時代》週刊的文章說：“現在的香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具活力。”
盛世奧運——北京歡迎你
百年來，奧林匹克運動會一直是風靡全世界的頂級運動盛會，再也沒有哪種活動能像奧林匹克那樣，讓無數人爲之癡迷，爲之奮鬥！這就是體育精神的力量，是奧林匹克精神的力量！
然而，曾經在歷史上創造過無以倫比的體育文明的中國，卻在近代陷入了窘境。1894年，當顧拜旦代表國際奧委會邀請中國政府派運動員參加在1896年希臘雅典舉行的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夏季運動會時，大清王朝卻因沒有一個人能搞清楚“體育”是什麼而放棄。就這樣，東方的大國在第一屆現代奧運會的史冊上，留下了第一個“零的記錄”。
自此之後，連年的戰亂和貧窮幾乎使中國的體育發展陷入停滯，即使勉強站在了奧運會的賽場上，也不過是接連續寫那一個個“零的記錄”。
新中國成立後，陷入絕境的體育事業獲得了新生。1952年，第十五屆奧運會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由於國際奧委會個別負責人對新中國抱有敵視態度，直到開幕式的前一天，中國代表團才接到奧委會的邀請函。正當所有人猶豫不決時，周恩來當即拍板：“只要你們將五星紅旗帶到赫爾辛基運動場上，新中國運動員去了奧運會，就是勝利！”
1956年，第十六屆奧運會在澳大利亞墨爾本舉行。由於國際奧委會當時的負責人一方面承認中國大陸運動員以中國的身份出席，另一方面卻同意臺灣以中華民國的身份參賽，造成了“兩個中國”的事實。爲了維護中國主權，中國政府被迫與國際奧委會斷絕聯繫，離開了奧林匹克的大家庭。這一走，就是20多年。
1971年，毛主席和周總理親自領導的“兵乓外交”，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大門。隨後，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1973年，亞洲體育聯合會以壓倒性的優勢通過決議，恢復中國同亞運會的聯繫。1974年，在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勳爵的倡議下，亞洲體聯同意中國奧委會作爲中國唯一合法組織參加在德黑蘭舉行的第七屆亞運會。這一決定，在國際體育界引起了震動。
1979年10月25日，國際奧委會在日本名古屋通過決議：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爲全國性奧委會；設在臺北的奧委會作爲中國的一個地方機構，使用“中國臺北”的名稱。至此，中國大陸終於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
1984年，第二十三屆奧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在闊別了32年之後，中國的體育健兒再次出現在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賽場上。7月29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難忘的一天，是永載於中國體育史冊的一天。從射擊賽場上傳來的清脆槍聲，帶來了本屆奧運會的第一枚金牌，這也是中國自1932年參加奧運會以來奪得的第一枚金牌，改寫了中國奧運史上“零的記錄”。爲中國贏得這一殊榮的人，叫許海峰。
從不知“體育”爲何物，到一舉奪得奧運金牌，中國的體育事業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80年代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綜合國力更是蒸蒸日上，具備了承辦國際大型體育盛會的條件和能力。1991年2月2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中國奧委會正式提出舉辦2000年第27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申請。
曾任中國奧委會名譽主席、前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的何振樑，是新中國體育歷史的見證者。作爲申辦第27屆奧運會的親歷者，他回憶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體育事業發展獲得長足進步，具備了爲國際體育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的條件。1983年我們與日本共同發起、創辦了亞洲冬季運動會。1990年在北京舉辦了亞洲運動會。爲適應亞洲的特點，我們還創辦了東亞運動會。先後兩次申辦2000年和2008年奧運會的工作，是我們這一時期的工作重點。
……
1991年2月底，中央正式批准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2000年是世紀之交，又是千禧龍年，所以我們很想舉辦這屆奧運會，它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當時有8個城市提出申辦要求，除了北京以外，還有悉尼、柏林、曼徹斯特、伊斯坦布爾、巴西利亞、米蘭、塔什干，競爭相當激烈。……最後，北京以兩票之差與成功擦肩而過。
蒙特卡洛的失敗並沒有讓中國退縮，失敗本來就是成功的必經之路。經過一番準備之後，2000年6月，北京奧申委再次向國際奧委會提交申請，希望能成爲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城市。
從1993年蒙特卡洛失意，到2000年再次提出申請，中國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進步更加明顯。北京市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更是日新月異。正如2001年1月16日，法國巴黎《世界報》刊發的專題文章《北京展開申奧總動員》所說：“北京申奧已經形成全國動員的規模，中國人民已經樹立起全民熱衷奧運的形象。北京爲申奧所做的巨大努力爲世界矚目。”
功夫不負有心人。2001年7月13日北京時間22時08分，薩馬蘭奇鄭重宣佈：“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城市——北京！”時間彷彿定格在薩馬蘭奇宣告“Beijing”的那一刻。中國北京憑藉其過人的優勢，完美的陳述報告，在五個2008年奧運會申辦城市中脫穎而出，奪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
該輪到北京辦奧運會了！這不僅是中國人的自信，也是投票結束後國際體育界人士得到的普遍回答。來自韓國的國際奧委會副主席金雲龍說：“北京本來就有辦奧運會的能力，此次獲勝絲毫也不讓人覺得意外。”瑞士奧委會主席卡基·瓦特說：“現在是奧運會到中國去舉辦的時候了。我相信北京一定能舉辦一次成功的奧運會。”
2008年8月8日，這是13億中國人民永難忘懷的時刻，這是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又一輝煌的瞬間。歡歌勁舞慶盛事，火樹銀花不夜天。歷經7年的精心籌備，中國向世界奉獻了一個共敘友情、同享和平的盛大慶典。
一場美輪美奐的開幕式過後，來自全世界204個國家和地區的6萬多名運動員在北京展開友好的競技，共同爭奪302塊金牌的最終歸屬。
截至2008年8月24日閉幕，北京奧運會302枚金牌全部決出最後歸屬，共有87個國家在賽事中取得獎牌。北京奧運會共創造了43項新的世界紀錄及132項新的奧運紀錄。最終，中國以51面金牌居金牌榜首位，成爲奧運史上首個登上奧運榜首的亞洲國家。
2008年8月24日，鳥巢上空升起了絢麗的煙火，在一場氣勢宏大的表演中，北京奧運會落下了帷幕。閉幕式上，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的一句“這是一屆真正的無與倫比的奧運會”，表達了無數人的心聲。
《中國青年報》這樣評論：“從夢幻般的開幕式到到創紀錄的志願者，北京奧運的完美表現征服了世界，據說許多西方媒體正爲尋找讚美北京奧運的形容詞而‘搜腸刮肚’，國際奧委會官員也在爲如何讚揚北京而發愁，絞盡腦汁想‘絕妙好詞’。中國人自己不會說這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奧運會’，我們是東道主，成功不成功要由客人去評價，要由世界去評價。”
是的，北京奧運會詮釋了“完美”。從建國初期“只要將紅旗帶到賽場，就是勝利”到成功舉辦奧運會，名列金牌榜第一名，中國奇蹟般的崛起征服了全世界。這一切榮譽都應歸功於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時任北京奧申委體育主任、北京兩次申辦的主要陳述人樓大鵬感嘆的那樣，不論是申奧還是舉辦奧運會，“最終還是靠實力說話，北京能成功的關鍵因素還是改革開放讓北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