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下午，重點批次的錄取工作開始，而也就是在那時候我接到了冷書記的電話，“小馮，事情解決了。”
我大喜，“真的？太好了！”不過我隨即就很是好奇，“冷書記，您可以告訴我是怎麼做到的嗎？”
其實我這也不完全是因爲好奇才去問他的，或許更多的是我覺得這也是自己學習的一種機會。
是啊，那位北大的副校長是怎麼做到的呢？這對我今後考慮問題的思路或許有不小的作用也很難說。
可是，讓我想不到的是他卻只告訴了我一句話，“他是北大的副校長，他說誰是他的直系親屬誰就是。”
我頓時就怔住了。
隨即卻聽電話裡面傳來了他冷冷的聲音，“你是不是覺得這件事情過於簡單了？”
我急忙地道：“不。冷主任，如果不是您的話，其他人是辦不了這件事情的。您說得對，作爲北大的副校長，這樣的事情確實很簡單，但是要讓他答應去做這件事情可不是人人都可以的。”
他這纔在電話裡面笑了起來，“我就知道你是聰明人嘛。說到底就是這樣。還有就是，人家可是拿事情來和我交換的，他的事情可就不那麼簡單容易了。”
原來是這樣。我心裡想道，急忙地問他道：“冷書記，需要我做什麼嗎？”
他說：“不用。這件事情我還辦得了。就這樣吧，你可以向領導回話了。別在領導面前提到我。”
隨即他就掛斷了電話。我頓時明白了，他的意思是：這件事情是他替我做的。也就是說，我和他之間兩清了。
不過我還是不大放心，因爲那位考生並沒有最後錄取。事情要等那位考生的檔案出現在北大招生錄取的登記冊上並且由我最後簽字纔算。
我去到了北大的錄取工作間，我對那位處長說道：“我那天和你商量的事情，北大方面已經同意了，你們接到通知沒有？”
他搖頭，“目前還沒有。要不這樣，我打電話問問？因爲這樣的指標要作爲特殊單獨給纔可以。”
我點頭說：“行。麻煩你打個電話問問。拜託了。”
於是他開始打電話，一會兒後他對我說道：“馮主任，我們市招辦已經接到北大的這份申請了，不過我們的主任還沒有簽字。在一般情況下是應該沒問題的，你放心好了。”
我在心裡苦笑：事情沒有最後落實，這如何讓我能夠放下心來呢？不過我想到像這樣的特殊情況總是會在這一批次的最後處理，所以現在着急也沒有用。於是我說道：“那麻煩你隨時記住這件事情。拜託了。”
他笑道：“好的。你放心好了，我會隨時提醒我們那邊的，我這裡一有消息就馬上通知你。馮主任，你把你的電話號碼留給我吧。好嗎？”
我忽然想到與鍾逢約好了要去那座山上的事情，於是就在寫下了我的電話號碼後又把樑主任的號碼給寫了上去。
重點批次的錄取工作開始後我主要的時間和精力都在那些熟人的條子上面。這搞得我很是心煩但是卻又只能如此。如今的人們對自己孩子上大學的事情非常看重，有時候甚至於看得比自己的事業還重要。既然人家把事情託付給我了，如果我辦好了的話也許他們不會對我有太多的感激，因爲我是省招辦主任，我辦好了會被認爲是一種必然，但是如果沒有辦好的話就得罪人了，會被人認爲是我不願意幫忙，或許因此結下仇怨也很難說。
這樣的事情就是如此，簡直就是一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說實話，現在我還真的不想在這裡繼續幹下去了，因爲這樣的工作實在是太沒意思。這不？我這個省招辦主任簡直就是爲了給那些人辦私事的嘛。
電腦裡面存下的熟人名單一長串，解決了的就打個勾，然後就這樣一一落實下去。我看了一下，樑主任那裡的名單更長，下面的工作人員也每人都有一份這樣的名單。很顯然，這些名單加起來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不過我的主要心思還是在北大那裡，羅秘書交辦的那個人沒有落實下來始終會讓我心裡不大穩當。
還好的是，就在重點批次錄取工作的第二天下午接近晚上的時候，消息來了：事情完全解決了。而且我在北大的錄取名單上看到了這位考生的名字。我覈查了一下這位考生的報名號好准考證號，發現準確無誤後才完全地的放下心來。
每位考生有兩個號碼，一個是准考證號，另一個是報名號。這兩個號碼是不大一樣的，准考證號有可能兩個人重複，因爲那個號碼是以某個縣市的考生情況來編排的，而報名號就不同了，那個號碼就如同一個人的身份證一樣是獨一無二的。
樑主任就曾經告訴過我一件事情：他剛剛參加工作的時候經驗不足，結果一個熟人託給了他一位考生，後來的結果是那位熟人託付給他的那位考生落榜了，可是他卻明明記得自己是錄取了的，結果他去查看後卻發現原來是遇到了一種特別巧合的情況：那一年的考生中有兩個人的名字和准考證號是一模一樣的，因爲當時他經驗不足，所以就沒有去看兩個人的報名號，結果就出現了那樣的事情。
雖然像這樣湊巧的事情並不會多見，但是卻也很說明招生錄取中考生報名號的重要性。
我是第一次參加招生錄取工作，不過我卻從中感受到了特權的無處不在。我自己也沒辦法，如今也成了特權的掌握者和實施者。
因此，我認爲特權的存在纔是腐敗存在的根源。試想，假如沒有特權的話何來的腐敗？
對此我唯一在心裡嘆息。如今的社會腐敗無處不在，人們沒有了最基本的信仰。有時候我心裡就在想：當初自己入黨的動機究竟是什麼？
說實話，當初的我固然有投機的一面，但是卻對自己的那個行爲絕對是有一種聖神感的。
記得有次我和林育探討過關於信仰的問題，她當時問我道：“曾經的黨員信仰堅定，可以爲了自己的信仰拋頭顱、灑熱血。但是現在的人不一樣了。你知道這是爲什麼嗎？”
當時我搖頭道：“不知道。那究竟是爲什麼呢？”
她說：“一位歐洲的哲學家說過，生存逼出來的信仰，是層次很低卻很牢固的，考驗也是最簡單的。但生活造就的信仰雖然層次很崇高但是卻不牢固，而考驗也是最殘酷的。這句話就完全說明了這個問題了。以前我們的政黨是爲了生存而奮鬥，如今我們取得了政權，於是就懈怠了，沒有了生存的威脅和壓力，所以信仰也就慢慢缺失了。這說到底還是沒有執政的危機感啊。”
我覺得她的話很深刻，但是也帶着一種無奈：危機感可不是那麼容易建立的，如今歌舞昇平一片，誰會真正產生什麼危機感？最多也就是在嘴裡說說罷了。
我即刻給羅秘書打電話，“羅秘，我終於不負使命，把你交辦的事情辦好了。你放心吧，這位考生已經被北大錄取了。”
他笑道：“我就說嘛，馮主任一定有辦法的。”
我苦笑着說道：“羅秘，這件事情的難度也太大了。最後還是北大的校長親自出面才解決的。羅秘，拜託了，今後你還是給我出點簡單的題目吧。”
他大笑，“我聽很多人在講馮主任年輕能幹，這次我算是見識了。”
俗話說花花轎子大家擡，他這樣一講後，我心裡頓時就舒服多了，不過我還是在不住說着謙虛的話。
他隨即問了我一句：“馮主任，你怎麼不問我這件事情究竟是我私人的事情呢還是領導的事情？”
我想不到他竟然會主動來問我這樣一個問題，一怔之後隨即回答道：“羅秘，這有區別嗎？反正我就一個原則，你的話對我來講就是聖旨。”
他再次大笑，“馮主任，你太會說話了。實話告訴你吧，這件事情是我那在高樓市當市長的大哥委託我辦的，他不好來找你。這下好了，你們之間的不愉快總算揭過去了。”
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是這樣。不過我心裡頓時就對他感激起來，畢竟這官場上的事情有一個原則：冤家宜解不宜結。
不過我也在心裡苦笑：得，我忙活了半天，到頭來還得反過去感激人家。我急忙地道：“太感謝羅秘了。羅秘，這樣吧，等我忙過這一段時間後請你吃飯。我得好好敬你幾杯纔是。”
他笑道：“什麼等你忙過了後再說啊？就今天晚上。我馬上給陳市長打電話。”
一會兒後他就回話了，“陳市長馬上趕過來。他很高興。這樣吧，晚上就在我們省政府長期接待的這家五星級酒店就餐，我這邊安排起來也方便些。”
我還能說什麼？
不過我心裡暗暗有些覺得奇怪：據說那位陳市長是汪省長以前的秘書，是汪省長從外地帶過來的，他怎麼會有我們江南這樣一位考生親戚？而且從這件事情來看，這位考生和他的關係似乎還很不一般。
不過，我心裡卻又在想，這樣的事情最好別問，除非是他本人講出來。在一般情況下他本人是應該講出來的。假如是我自己的話，在請別人幫了這樣的忙之後肯定會順帶說明要幫的這個人和自己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也是一種對對方起碼的尊重。
在去往酒店的路上，我心裡不住在想：羅秘書這次還算是替我做了一件好事情。如今的官場確實是這樣，山不轉路轉，萬一哪天我和這些人碰在一起工作了就麻煩和尷尬了，至少這次是一次盡釋前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