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折之城樹豐碑
選自《中共歷史轉折關頭——關鍵會議親歷實錄（上冊）》
1949年11月，遵義解放。1997年6月，遵義地區經國務院批准，改建爲遵義市。遵義，經歷了歲月的變遷，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轉折，傳承了中國共產黨的紅色精神。遵義會議——歷史轉折，見證了歷史的關鍵一刻，見證了毛澤東的崛起。
“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堅定信念，民主團結，務求必勝”的遵義會議精神始終激勵着世人。
紅色精神——遵義會議精神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座不朽豐碑，是中國共產黨扭轉乾坤的光輝範例。在極端危機的情況下，遵義會議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遵義會議的召開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同時也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和軍事上將不斷趨向成熟。正如1945年4月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鍊了黨和紅軍的骨幹，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並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正確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爆發。”
時光荏苒，遵義會議早已停留在歷史的瞬間，但遵義會議精神——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堅定信念，民主團結，務求必勝，始終被弘揚並傳承。
實事求是的精神
實事求是是遵義會議精神的精髓所在。毛澤東曾表示，因爲遵義會議“黨才徹底地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線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從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的經驗總結到對曾經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的任用，再到改變紅軍的戰略部署，遵義會議都將馬克思主義精髓——實事求是運用到了極致。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從實際出發，依據中國當時的國情，不斷探索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革命道路，最先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然而，由於“左”傾教條主義當時正在黨內發揮着領導作用，以至於正確的觀點遭到排斥，最終得到的卻是血的教訓。湘江血戰之後，究竟是按照最初的想法，不顧大局，堅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還是以實事求是爲原則，改爲打擊敵人的薄弱點，進軍貴州？遵義會議的最後決議是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計劃。遵義會議正是準確地把握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精髓，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必須基於正確的思想路線。歷史一再證明，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就能前進，最終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背離正確的思想路線，必然會遭受挫折，甚至產生更嚴重的後果。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遵義會議，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實事求是的必要性，並將這種精神不斷延續，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巨大成就。
獨立自主的精神
獨立自主是遵義會議精神的鮮明特徵。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解決中國革命鬥爭的一次重大會議。在此之前，黨內的“左”傾教條主義愈演愈烈，不斷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沒有將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導致了錯誤傾向，使中國革命一度陷入危機。毛澤東曾指出：“我們認識中國，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長征伊始，湘江之戰使得紅軍唯一的通訊電臺遭到損壞，此後便失去了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繫。事之偶然，卻也帶給紅軍選擇獨立自主的機會。經過了14年血與火的錘鍊之後，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走自己的路。遵義會議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順利召開，會上批評並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並指正了長征以來中央最高“三人團”在軍事上的錯誤指揮，取消了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撤改了黨內最高負責人博古的職位，真正地做到了獨立自主地解決黨內領導方針和領導組成問題，遏制了唯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行爲。在這種獨立自主的革命精神的指引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得以確立。此後，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中國紅軍贏來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也正是在獨立自主的精神指引下，逐步發展、壯大，走向成熟。
堅定信念的精神
一位老紅軍說：“當年我們靠什麼克敵致勝？靠理想、靠信念，靠的是堅韌不拔、百折不饒的鋼鐵意志，靠的是視死如歸、前赴後繼的高尚情操，一句話，靠的是精神的力量。”從前四次的勝利反“圍剿”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黨和紅軍經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驗。面對紅軍從8.6萬人銳減到不足3萬人的窘境，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革命信念，帶領紅軍輾轉來到貴州遵義，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央領導堅持與“左”傾教條主義者據理力爭，從而糾正了錯誤思想，改變了錯誤路線，堅定不移地選擇了正確思想。“而今邁步從頭越”，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中國共產黨始終不變的是堅定的革命信念。憑藉堅定的信念，中國共產黨大膽地推翻錯誤的軍事指揮，毅然決然地選擇並確定了能夠帶領中國紅軍走向光明的領導者——毛澤東；憑藉堅定的信念，紅軍戰士在戰場上不畏強敵，克服了極端惡劣的環境，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軍事奇蹟。
民主團結的精神
遵義會議是民主集中制的具體體現。遵義會議以事實爲依據，團結一致，準確地指出了黨內的軍事指揮錯誤。在血的教訓面前，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最需要解決的就是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在“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下，紅軍遭受了重創，如果再一意孤行，後果將不堪設想。落腳遵義後，黨內的重要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彭德懷、聶榮臻、李富春等同志紛紛達成一致，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以及中央紅軍進一步的戰略部署。能夠令黨內最高領導換人改組，是一件極富挑戰的事件，在黨的歷史上甚是罕見，但是能夠順利地完成，正是憑藉民主團結的精神。周恩來在《黨的歷史教訓》中寫道：
在長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即張聞天）的支持——那時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員。經過不斷鬥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於毛主席撥轉了航向，使中國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危爲安，轉敗爲勝。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偉大轉折點。
通過遵義會議，毛澤東確立了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他並沒有把功勞攬於一身，而是一再強調與會者的支持，特別是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關鍵的一票”。毛澤東於1945年6月10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關於選舉問題的講話中提到：
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會。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當然，遵義會議參加者還有別的好多同志，醞釀也很久，沒有那些同志參加贊成，光他們兩個人也不行；但是，他們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
遵義會議是一次真正民主的、團結的、爲中國共產黨謀求發展的重要會議。1942年，毛澤東曾經把遵義會議的民主團結精神提煉爲“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運用到延安整風運動中，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此可見，黨內團結是黨的事業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證；黨內民主建設是一個決定現代政黨前途的自身建設課題。黨的十六大指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帶頭作用。黨的十七大指出：黨內民主是增強黨的創新活力、鞏固黨的團結統一的重要保證。顯而易見，進一步弘揚民主團結的遵義會議精神，在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創建中國政治文明的當代，具有深遠且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務求必勝的精神
務求必勝就要敢於堅持真理，中國共產黨人就是這樣做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始終堅持真理的毛澤東獲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張聞天曾說：“真理在誰手裡，跟誰走。”在遵義會議上，他曾針對博古作了反對報告。王稼祥則一語中的，最先提出更換黨內領導人的建議，並推薦毛澤東領導紅軍。讓偉大的遵義會議走向世界的陳雲說過：“要真理，不要面子。”錯誤面前，人人平等。遵義會議上，最高“三人團”中的周恩來，在報告中進行了自我批評，並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觀點。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真理的做法，最終使具有“左”傾教條主義思想的博古、凱豐等人在長征後期幡然悔悟。歷
史證明，敢於堅持真理，糾正錯誤，是使黨的事業免遭挫折的關鍵。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長征以來，黨和紅軍並非一貫正確，正是因爲堅持真理，保持務求必勝的精神，及時修正錯誤，才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偉大的遵義會議，在中國歷史上是濃墨重彩的一筆，更是重要的轉折點、里程碑。它帶給人們的不止是意義深遠的會議精神，還有更多的啓示。正如《學習時報》中的文章寫道：
遵義會議啓示我們，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與時俱進地提出和貫徹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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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啓示我們，必須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充分反映黨員和黨組織意願的黨內民主制度，不斷增強黨的蓬勃活力和團結統一。
遵義會議啓示我們，必須堅持崇高理想不動搖、革命意志不渙散、奮鬥精神不懈怠，始終不渝地爲實現黨的基本綱領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奮鬥。
遵義會議啓示我們，必須建設一支始終聽黨的話、跟黨走，忠實執行黨的政治任務、具有強大戰鬥力的人民軍隊。
遵義會議啓示我們，必須在實踐中形成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必須堅決維護中央的權威，以確保黨的決策正確、有效地實施。
在中國革命聖地遵義，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和革命先烈們憑藉着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堅定信念、務求發展的精神，使中國革命轉危爲安。在新的歷史時期，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更加艱鉅、更加複雜。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多重的困難和考驗，經受政治、經濟和自然的多種風險。20世紀，中國共產黨人憑藉遵義會議的五種精神，創造了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21世紀，我們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的五種精神，以實事求是爲原則、獨立自主爲核心、憑藉務實的態度、求勝的意志，堅持以發展爲綱要，以民生爲基本，以和諧統一爲中心，進一步發揚遵義會議精神，不斷克服、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譜寫出新時期的輝煌畫卷。
不朽的精神家園——遵義紅色遺址遺蹟巡禮
轉折之城——遵義，遍佈革命遺址，堪稱紅色聖地。作爲紅軍長征中停留時間最長的地方，遵義完好地保存下了當年召開遵義會議的原址。高聳入雲的婁山關、介紹紅軍在遵義的紀念館、葬下忠骨的紅軍烈士陵園等成爲了回望紅軍歷史的紅色遺蹟。
婁山關
地處烏江與赤水河之間的婁山關，南距遵義市50公里，北倚巴蜀，南鄰黔桂，歷來是兵家的必爭之地。婁山關上立有一塊石碑，刻着“婁山關”三個大字。此處便是紅軍長征中在婁山關戰鬥的遺址所在。
爲紀念在婁山關戰役中犧牲的烈士們，中共貴州省委特建紅軍烈士紀念碑。碑寬25米，高13.55米，碑面由396塊雲南大理石鑲嵌而成，並篆刻毛澤東《憶秦娥·婁山關》手跡全文。碑下有石砌平臺、石階，碑南北側建護牆，青松翠柏環繞。
1935年2月，紅軍第一方面軍二渡赤水後，回師黔北，於24日佔領桐梓縣城。次日佛曉，彭德懷率領紅一軍團十三團在婁山關與國民黨王家烈的黔軍第六團發生遭遇戰。敵人連連退卻至婁山關口，企圖憑藉地勢挽回殘局。然而，在紅軍的猛攻之下，敵人已是強弩之末，盡顯疲態。彭德懷藉機率隊佔領婁山關的制高點——點燈山（又稱點金山，海拔1422米），後令第十團從東側迂迴作戰，殲滅敵軍3個團，而後再克遵義，最終取得了長征中第一次勝利，即遵義戰役（又稱婁山關大捷）。戰鬥結束後，毛澤東來到婁山關，情懷激越，寄情於景，吟誦出描寫婁山關激戰場面的《憶秦娥·婁山關》，慶祝婁山關大捷，又紀念犧牲的紅軍烈士。
1966年，於婁山關建造婁山關紅軍戰士紀念碑。碑高11米，碑座寬6米，南側爲大理石貼面，橫刻張愛萍將軍手書“遵義戰役犧牲的紅軍烈士永垂不朽”15個大字，碑座北側嵌5.4米長的漢白玉浮雕，刻有婁山關戰鬥中紅軍將領、戰士、游擊隊羣雄激戰、奮勇殺敵的形象；碑座東側刻有“婁山關戰鬥簡介”。碑體爲兩根並立的文化石巨柱，頂端呈傾斜切面，宛若兩把紅軍戰士手中的刺刀，象徵婁山關羣峰林立，形勢險峻；碑體兩柱所介紹的內容包含紅軍“二渡赤水”、再克婁山、重佔遵義的軍事行動。碑體兩柱的上方分別嵌有黑色大理石，南側雕刻着一面紅軍戰旗，標誌紅軍攻克婁山關；北側鏤刻着張愛萍將軍於1955年2月爲婁山關大捷而作的詞《西江月》：奪得婁山天險，直下遵義月明。鏖戰竟日老鴉嶺，援敵兩師喪盡。長征首獲大勝，轉戰歷數艱辛。歡聲動地如雷鳴，遠望萬山縱橫。
此外，景區還設有歷史陳列館，面積160平方米。通過文物、照片、戰鬥沙盤及多媒體等展陳方式，全方位向參觀者展示1935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在婁山關戰鬥的恢弘場面。
1982年，婁山關紅軍戰鬥遺址被列爲貴州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婁山關紅軍戰鬥遺址被列爲全民國防教育基地、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遵義會議會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地區召開了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會址坐落在遵義老城區子尹路96號，曾經是黔軍第二十五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居所。這座修建於三十年代的兩層洋樓，以灰色磚瓦爲主體顏色，邊緣由白色勾勒，顯得棱角分明。
整個樓體由主樓和跨院組成。主樓融合了中西式建築風格，磚木混合而成，總面積爲528平方米。其屋頂覆蓋青灰色的瓦片，呈歇山式，中間設有一個“老虎窗”。主樓四周有迴廊圍繞，由木質柵欄圍擋。於迴廊間可眺望遠山，紅花崗、插旗山、玉屏山、鳳凰山等盡收眼底。東西兩邊各有轉角樓梯。主樓一層共有八間房屋，十個拱形支柱，整齊而莊嚴。支柱與建築門窗的顏色一致，均爲深棕色，搭配彩色玻璃。中間位置有一座小牌樓，牌樓上掛着毛澤東親筆題寫的金字牌匾——遵義會議會址。
主樓兩邊的跨院均爲老式四合院，木質結構組成，主體顏色爲深棕色。在主樓與跨院之間，有一座青磚砌成的牌坊，頂端有藍色碎瓷片鑲嵌而成的“慰廬”，背面鑲嵌有“慎篤”二字。
當年，遵義會議在主樓二層召開。順着樓梯來到二層的會議室，長方形格局，面積爲36平方米，屋內頂端掛着一盞荷葉造型的歐式吊燈，東側牆壁有兩個壁櫃、一隻掛鐘和一面穿衣鏡，西側由一排整齊的玻璃窗組成。會議室正中擺放着“遵義會議”所使用的長桌，周圍擺放着一圈藤椅。桌子下方還留有一個會議時取暖用的火盆。會議室的一切佈置均按照遵義會議期間的陳列恢復原樣，讓廣大遊客能夠置身於最真實的場景之中，體會遵義會議的重要時刻。
會議室的正下方，是面積爲56平方米的軍委總司令辦公室，中間由摺疊木門分隔成兩個長方形房間。屋內正中擺放着兩張黑色方桌，桌面上擺有中國分省地圖冊、《陣中日記》、訂書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信箋，以及報紙製成的信封等。東側的窗戶下，放着兩個陳舊的鐵皮公文箱。西側的窗戶下，擺放着兩個三屜桌，上面放着老式電話機。北面的牆壁上掛着巨幅軍用地圖，上面還保留着紅、藍兩色三角形旗幟，呈現出遵義會議期間敵我陣地的發展態勢。
主樓西側第一間，是周恩來的辦公室兼居室。老式的木質牀架，上面鋪着白色粗布單，灰色的棉被整齊地擺放在牀的一側。緊挨着牀的是一張辦公桌，上面放着馬燈、軍委會信箋、信封和瓷質筆筒等。桌子的旁邊有一個鐵製公文箱，靠牆擺放。牆壁上掛着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爲周恩來拍攝的照片。照片中的周恩來面容清瘦，留着“關公長髯”，烏黑的眼眸似乎在遙看中國的未來。
主樓東側第一間，是朱德和康克清的辦公室兼居室。木質牀架，粗布單，薄棉被，外加一條老舊的棕黃色俄式毯子。屋子的一角放着兩個鐵皮公文箱。牀邊有一張辦公桌，桌上放着鐵質馬燈、毛筆、鉛筆、軍委會信箋和信封等。牆上掛着朱德和康克清在陝北窯洞前的合影。旁邊掛有竹製斗笠、望遠鏡和康克清所用的手槍。
當年，彭德懷、劉少奇、楊尚昆和李卓然趕來參加遵義會議。由於沒有多餘的牀鋪，幾個人就用木板搭牀住宿。時隔多年，爲慶祝遵義會議召開50週年，楊尚昆來到遵義。當他再次見到自己曾經睡過的木板時，激動不已，特意坐在木板上拍照留念。
會址的諸多房間中，仍保存着紅軍曾經寫下的標語，如：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工農紅軍萬歲！赤化全貴州！……
遵義會議以後，紅軍轉戰他方。地主老財主要把標語去除，工人們卻不願剷掉這些振奮人心的標語。他們用石灰水把標語掩蓋住，將珍貴的標語保留下來。
遵義解放以後，斑駁的牆面上依稀可見紅軍當年留下的標語。1957年，遵義會議會址正式對外開放，鮮紅的標語再一次呈現在世人面前。
遵義會議見證了紅軍的成長，是紅軍長征以來重要的轉折點。它不但改變了紅軍的前途，扭轉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地位，更加改變了人民的命運以及中國的歷史。
改革開放以來，遵義會議會址共接待國內外遊客上百萬人次，同時，也形成了包括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址，紅軍總政治部舊址、秦邦憲住址、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舊址、紅軍警備司令部舊址在內的大型紀念體系。
1984年，位於遵義會議會址一層的紅軍總政治部按照舊貌復原，並增加了遵義會議輔助陳列室。不僅如此，遵義的紀念體系還在不斷擴大、完善。2004年，遵義新建“遵義會議陳列館”；2007年，遵義首創“紅軍街”。
如今，遵義會議會址不僅是全國十大紅色旅遊經典景區之一、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還是全國優秀社會教育基地、青少年社會教育基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爲宣傳遵義會議精神、瞭解紅軍歷史、發展紅色旅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遵義紅軍烈士陵園
1949年11月21日，貴州省遵義縣解放了。遵義古城的人民歡欣鼓舞地迎接新的開始，同時，人們也沒有忘卻那些爲了新中國解放而犧牲的先烈們。
貴州省人民政府組織專門人員負責烈士們的遺骸，並籌備建立“遵義市紅軍烈士陵園”。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得知此消息後，特意提出要求，希望能夠找到在遵義英勇就義的鄧萍同志的遺骸。
1958年，貴州政府經過多方查找，在“松子坎”發現了鄧萍烈士的墓地，並將其轉移到遵義市小龍山。同年，正當遵義會議召開二十三週年之際，“遵義市紅軍烈士陵園”正式開始修建，並於第二年徹底竣工。
“遵義市紅軍烈士陵園”坐落在鳳凰山麓的小龍山上，朝向南方，毗鄰湘江，與“遵義會議遺址”和“紅軍總政治部遺址”等紅色紀念館隔江相望。它的四周有茂密的植被環繞，總佔地面積爲103畝，其中修建了鄧萍等幾十位烈士的墓碑。每逢清明節將至，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都會在此爲逝去的烈士們舉行紀念活動。
“遵義市紅軍烈士陵園”分別由“紅軍烈士紀念碑”、“鄧萍烈士之墓”、“紅軍墳”、“青松堂”、“翠柏園”等部分組成。
沿着蜿蜒曲折的盤山車道而上，可以看到寬廣的陵園。通往烈士陵園的是將近300級臺階，徑直而上，一座高達35米的“紅軍烈士紀念碑”映入眼簾。石碑的正面刻有鄧小平親手題寫的“紅軍烈士永垂不朽”幾個大字。在石碑的頂部有一個醒目的標誌——金色的鐮刀和錘子。這個高足有五米的標誌，它的特點是表面由氮化鈦合金鍍成，無論風吹日曬都不會使它發生形態變化，也不會生鏽，在驕陽照耀下，總是金光熠熠。
紀念碑的周圍環繞着一個直徑20米的大圓環，站在紀念碑下面向上看，圓環距離地面的高度是2米。圓環周圍是4個紅軍頭像的雕塑，分別代表了紅軍將領、戰士、衛生員和赤衛隊的形象。四個不同的軍人形象，暗含着中國紅軍威震四方的氣概。圓環的外側一共鑲嵌了28顆星，象徵着中國共產黨歷經了28年的艱苦奮鬥，終於獲得了成功。圓環的內側是用漢白玉雕制而成的圖案，分別由“強渡烏江”、“遵義人民歡迎紅軍”、“婁山關大捷”和“四渡赤水”四幅圖案組成。紅軍烈士紀念碑如此精準的設計、巧妙的構思，均出自著名雕塑家葉毓山之手。
中國的解放是英烈們用生命換來的。他們值得歌頌、值得紀念，這一座不變的紀念碑意爲英雄們在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
烈士陵園的正中是鄧萍烈士之墓。它由正墓室和左右兩個側墓室組成，周圍雕刻着花圈。其中，正墓室較兩個側墓室略高一些，整體呈“凸”字形狀。墓室的頂部豎立着一枚紅色五角星。墓室的正面有一座墓碑，上面寫着“鄧萍同志之墓”。墓碑的左右兩側分別寫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個大字。
曾經與鄧萍烈士共戰沙場的張愛萍將軍，於1979年10月，爲鄧萍撰寫了墓誌銘：
鄧萍同志四川富順人，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黃埔軍官學校早期畢業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與黃公略同志一起被派到國民黨第三十五軍第一師第一團作兵運工作，該軍第一團在彭德懷同志領導下於一九二八年平江起義後改編爲工農紅軍，鄧萍同志歷任紅五軍參謀長、紅三軍團隨營學校校長、紅五軍軍長、紅三軍團參謀長等職，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紅軍第二次攻佔遵義城的戰鬥中光榮犧牲，鄧萍同志對革命事業、對黨忠心耿耿，艱苦奮鬥，深謀遠慮，風華正興，任勞任怨，平易近人，英勇善戰，爲黨獻身。鄧萍同志永垂不朽！
墓室的正前方是一座臥碑。它是由53朵向日葵花組成，兩旁系有素色裝飾帶，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花圈，久久放在了墓室旁邊，表達了遵義乃至全國人民對革命先烈的深切緬懷。
在鄧萍烈士之墓的左側，可以看見一座“青松堂”。1991年，時任總理的李鵬同志，專門爲這裡題寫了“青松堂”三個大字。由於當年戰場上傷亡人員很多，大多數人都成了無名英雄。雖然人們不知道犧牲的戰士姓氏名誰，但是心中依然對他們懷有崇高的敬意。
緊鄰“青松堂”的是鄧萍和鍾偉劍兩位英雄的雕塑。
1907年，鍾偉劍出生在湖南省醴陵縣的一戶農民家中。中學時，鍾偉劍接受了黨的教育，認識到了革命思想，並積極加入到進步學生組織中。1925年，鍾偉劍順利地考入黃埔軍校，不久後，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3月，賀龍、周逸羣領導了桑植武裝起義，鍾偉劍積極參加了鬥爭，隨後，留學日本。1932年，鍾偉劍回國，先後擔任了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的戰術教員、訓練部部長兼第二團團長等職。後來，鍾偉劍跟隨紅軍長征，擔任第一野戰隊參謀長。遵義會議後，28歲的鐘偉劍擔任紅三軍團第五師參謀長，並在二度攻克遵義的戰役中犧牲。
紅軍烈士陵園作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都會有社會各界人士前來瞻仰烈士陵墓，學習烈士事蹟。
遵義會議紀念館
遵義會議紀念館坐落於遵義老城子尹路東側，1953年籌建，1955年對外開放。館藏文物500餘件；歷史資料3978份；資料圖書1426冊。1961年，國務院確定遵義會議紀念館爲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4年11月，毛澤東爲遵義會議會址題字；1984年，恢復了紅軍總政治部舊址全貌，利用舊址房屋，開設了遵義會議輔助陳列室。陳列內容有紅軍長征，進軍貴州；遵義會議；四渡赤水之戰3部分。展線長160米，展出革命文物、歷史照片、圖表資料236件。
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中在貴州省遵義市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設在遵義市老城子尹路96號遵義會議舊址。紅軍長征到達遵義後，總司令部即設於此。遵義會議會址範圍還有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住處和紅軍總政治部舊址。
遵義會議紀念館內，除複製品與仿製品外，館藏文物共達500多件。其中，不僅有大物件，打仗用的武器，繳獲的戰利品，還有一些戰士們的日常用品，其中一張紅軍親手寫下的收條也被珍藏了起來。
紅軍“買豬條”的內容是這樣的：
收 條
紅軍部連買趙姓肥豬一隻。國票拾伍元正，每張即付銀幣壹元，我軍走後轉來在（再）用。
此致
連長：×樹容
在這張小小的收條背後，藏着怎樣的軍民故事呢？
1935年初，紅軍來到遵義地區。好心的當地人趙金和把自己的房子貢獻出來，供受傷的紅軍戰士修養身體。趙金和知道紅軍是爲了救中國、救人民，所以他每天都會上山採藥，幫助紅軍戰士們療傷。爲了讓戰士們儘快恢復體力，趙金和還把自家的豬宰了燉肉。紅軍隊伍紀律嚴明，從不拿百姓的一針一線，這樣的禮遇紅軍更是擔待不起，由於當時的經費不足，連長趙樹容親筆爲趙金和寫下了欠條，留下一些蘇維埃紙幣，並承諾將來一定能兌現。
紅軍傷好後，離開了趙金和家。趙金和把那張“買豬條”珍藏了起來。新中國成立後，趙金和再次找出那張“買豬條”，紙張已經泛黃了，當年的情景卻歷歷在目。17年的光景沒有淡漠趙金和對紅軍的深刻印象，他忽然冒出一個想法：這麼多年過去了，這張“買豬條”還有效嗎？紅軍的承諾還能兌現嗎？
於是，趙金和帶着“買豬條”來到人民銀行遵義市桃溪寺支行，向工作人員說明了情況。令趙金和吃驚的是，那張“買豬條”竟然給自己換來了嶄新的第一版人民幣，共計35000元。
1954年，紅軍“買豬條”和15張蘇維埃紙幣作爲國家一級文物，被永久性地珍藏於貴州省博物館中，其複製品於北京軍事博物館和遵義會議紀念館展出。
遵義會議紀念館中保存的史料多達上千冊，包括資料圖書1426冊，歷史資料3978份。
由遵義會議紀念館正式出版圖書多達10餘種，約200多萬字，包括《毛澤東與遵義會議》、《張聞天與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紀實》等。
1993年，國務院公佈，遵義會議紀念館爲“全國第一批十個優秀社會教育基地”；1995年，共青團中央授予遵義會議紀念館“全國青少年社會教育基地”之稱；1996年9月，國家教育委員會、民政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共青團中央、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授予遵義會議紀念館“全國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稱；1997年6月11日，遵義會議紀念館被中宣部授予“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遵義會議紀念館開放以來，共接待國內外觀衆3000餘萬人次。這裡無疑成爲了是全國各族人民學習黨史、學習遵義精神、體會革命真諦的首選之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