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遠比楊銳想象的要積極。
這年頭，就沒有哪個部門不想和國外合作的。沒辦法，人家強你那麼多，你不積極學習，又怎麼跟得上對方？
而且，全國這麼多部門，你不跟着學習，別人跟着學習了，結果自然是不學的落後。全靠自己，這種故事想想是挺熱血沸騰的，血冷了以後，全都是個死。
不論是社會管理，經濟發展還是科學進步，一切新東西的獲取，學習都是最簡單，成本最低的。
美國人是沒地方去學了，只好漫山遍野的灑錢，以期得到好一點的結果，中國如果也閉門造車，能落得前蘇聯的結局就算是祖宗保佑了。
東京大學號稱是亞洲第一的大學，在80年代，亦是強的過分，北大生物系早就眼饞的要命了。
楊銳這邊剛剛收到信，晚飯還沒吃，劉院長就破門而入了。
“楊銳，你可真是咱們的福將啊。”劉院長握着楊銳的手，激動的抖一抖，再問：“加藤教授的信呢？”
楊銳嘆口氣：“咱們怎麼也說是國內數一數二的高校了找合作對象，多少應該挑選一下吧。”
“挑選？那要有的挑才行啊，現在啊，劃到碗裡的都是肉。”
“我上次開會收了不少名片，幫您聯絡一下別的學校不好？”
“你要能聯繫到最好，如果再有一個比得上東京大學的，我找校長給你請功，但這一次，人家加藤教授親自寫信來，你也不能放過了。”
楊銳無奈的笑：“你這是吃着碗裡的，看着鍋裡的。”
“碗裡的肉還不是自己的，鍋裡的更不是自己的，楊銳，能不能喂到咱北大的嘴裡，全看你了。”劉院長珍之重之的道：“你今天是咱們北大人，三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後，還是咱們北大人，你得爲咱們北大，爲咱們生物系多考慮。”
劉院長說的冠冕堂皇，感人肺腑，楊銳只當耳旁風吹過，笑笑道：“日本的大學，實在是封閉的一塌糊塗。再說了，日本大學的教授都很不好打交道的，頤指氣使不說，上下級還非常分明。咱們和他們打交道，誰主誰次？先說好，我不給他幹活。”
楊銳一方面是不願意和日本人打交道，另一方面，也確實是閒日本人麻煩。
劉院長也知道這點，苦笑道：“主次問題，咱們的確可以談談，其他方面的話……其實，日本人還是很有禮貌的……”
“沒有利益衝突，他們確實有禮貌，這點我也挺喜歡，勇於任事，盡忠職守放在大部分日本人身上，都擔得起，這是人家的優勢。但是，有利益衝突的時候，日本人的進攻性也強的很。”楊銳攤開手，道：“總之，我不給日本人打工，劉院長您估計也捨不得我這個北大學子，受這門子委屈吧。當然，這個加藤教授要是願意給我這個北大學生打工，那再另說。”
日本人比中國人還在乎面子，而且，東京大學還是教授治校，堂堂東大教授的社會地位比某些政府部長還要高，怎麼可能給一名不發達國家的大學生打工，事實上，平等交流的機率都不太高。
劉院長頭痛的道：“人家寫了信來，親自提出交流合作，爲此還放棄了即將發表的論文，這是很有誠意了。咱們總應該試一試吧。”
他是真捨不得這個機會。
楊銳卻很捨得的道：“那是因爲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多半以爲我是北大的教授。中國最好的大學的教授，與日本最好的大學的教授平等交流，這個不丟人。學生就不行了吧。”
劉院長嘆口氣：“多好的機會啊。”
“條件不具備，就不是機會。”楊銳淡定的很。日本教育界比普通社會機構還要等級森嚴，同樣是有尊師重道的傳統，被日本人發揚光大以後，普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甚至連質疑導師的資格都沒有。
當然，中國大學裡，教授們也容不下自己的學生質疑。但最起碼，表達了質疑的學生至多遭受自己的教授的打壓，不至於被全社會打壓，這個區別還是極大的。
甚至連東大的教授本人，也不能罔顧社會準則，跑來和楊銳這個北大學生搞什麼合作。東大校方知道以後，肯定會瘋掉的。
敢於突破規則的日本人是日劇主角，但日劇配角纔是日本人的日常。
劉院長沒想到楊銳的自主意識這麼強，急得團團轉，又勸道：“其實沒你想的那麼嚴重，咱們在北京，他們在東京，咱們隔空交流，沒有誰主誰次的說法吧。”
“出現分歧聽誰的，決定誰主誰次。”楊銳看向劉院長：“能保證聽我的嗎？”
“咱們搞科研的，得聽正確的不是？”
“就是因爲不知道才搞科研，知道了又何須科研。沒有做出答案以前，誰知道誰是正確的，尤其是大方向的問題，聽誰的？”楊銳一點都不想讓。
劉院長沒話說了，又不甘心，想來想去，道：“那我先聯絡，具體聯絡成什麼樣子，咱們再說，好不好？”
“我沒意見。”楊銳笑了笑，沒有硬頂。
劉院長又是振奮又是擔心的去了。
聯絡東大的加藤教授是很容易的事，電話打通，對一下暗號就成功了。
然而，就如何合作的問題上，雙方確實是沒辦法談。
尤其是劉院長，他北大生物學院的副院長身份，在國內是很拿得出手，面對外國友人就不夠數了。
加藤教授也不怎麼願意和劉院長浪費時間，只是請他聯絡楊銳以後，就結束了通話。
劉院長又只好通過外聯部側面瞭解加藤教授的情況。
耽擱了兩天的時間，劉院長期期艾艾的找回到實驗室來，對楊銳道：“看來是我着急了。”
楊銳笑呵呵的給他泡茶，道：“跑了一路，休息一下。”
“你是一點都不着急啊。”
“我着什麼急啊，您談好了，我就照做，您談不好，我就省心，都不吃虧。”
“哎，你不想想，你要是和東大的教授談成了項目，這不就等於你自己身上帶着項目？到時候，國家級基金都隨便你申請，咱們校內的獨立實驗室，也不是板上釘釘了？”
“我以爲咱們校內的獨立實驗室本來就是板上釘釘了。”楊銳笑的像是冬眠的黑熊似的。
劉院長苦笑連連：“我說的是你領導的獨立實驗室，你要讓學校批准這個要求，不帶個項目能行？”
“還有這個條件，你們當時也不說。”楊銳裝作完全不懂的樣子，又道：“項目不是說說話就能談成的，我和這個加藤教授都沒有接觸，怎麼談得了項目。”
“你們倆還是一個說法。這樣子，你和東大的加藤教授聯絡一下子，看看情況吧。”
“這個加藤教授，是個什麼人？”
“他是東大畢業的，50年代末的東大畢業生，當年也是非常厲害了。現在主攻細胞膜方面的技術，獲得教授的職稱3年時間……對了，他是日本的****人士，與中國有過多次的學術交流，是反對安保，以及支持日本政府向中國賠償和道歉的民主人士，外事部門對他的評價也比較好，所以，你和他的交流呢，也不會有政治上的危險。”
劉院長特意說了政治傾向，不是閒的無聊，而是現在的國內學術界，確實有這方面的需求。
與政治安全的對象談合作，來自外界的阻力就會少一些，而與政治危險的對象談合作，阻力會像是萬噸海水一般壓過來。
楊銳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影響，想想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乾脆現場草擬一封信，寫了幾個關於細胞膜的問題，寄了出去。
雖然就是一次臨時交流，劉院長已然高興的手舞足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