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居住環境呢？”曼圖洛夫接着問道。
“沃羅佳，”瓦迪克稱呼了朋友的小名，“以前，我們一家五口擠在一間面積只有11平方米的房間裡。現在，我和我的妻子，也就是寓長同志的女兒共享一間12平方米的房間。”
“你和寓長的女兒？是真結婚還是假結婚？”
假結婚？沒錯，蘇聯時代的確有假結婚的存在。
爲什麼要假結婚？因爲夫妻可以分到屬於他們倆的單間。或者住在之前已經被分配到其中一方的單間裡，這樣，就不用和陌生人分享一個房間。
“沃羅佳，你別誤會。”瓦迪克連忙解釋道：“在我結婚之前，我已經被分配到這單間了。至於納迪婭（娜傑日達的愛稱），是我搬進來以後才認識的。”
“對，”寓長也爲自己的女兒和女婿辯護道：“我可以證明他們是真結婚的，至少我每星期都聽見他們的嬌吟聲。”
“爸！”娜傑日達也走了出來，尷尬地說道：“你說我們經常親嘴、經常擁抱就行了，用得着說我們做那個嗎？”
寓長滑稽而粗野地笑道：“哪有夫妻不做那個的？呵呵。”
“娜傑日達·亞歷山德羅夫娜，”卡蒂婭喊了娜傑日達的名字，說：“想不到你住在這裡！”
“是啊，喀秋莎，我們好久沒見面了。剛纔聽說你是莫斯科市委第二書記，還嫁給了曼圖洛夫同志，我真替你高興！你終於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了！”
和曼圖洛夫不同，卡蒂婭的朋友可是遍佈了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各個學系，各個年級。他們畢業以後，也進入了各行各業。誰叫她長得美，還成爲了潮流的指標？一有空就和同學們交流衣着打扮的技巧。
不像曼圖洛夫，只認識一堆工程師，課餘時間不是在窩在宿舍裡就是離開莫斯科，去周圍遊玩。結果唯一的收穫就是在雅羅斯拉夫認識雅可夫的三次方。
“是啊，沃羅佳就是我的另一半，我們一早就相愛了，但一場意外把我們分開，我們無法找到對方。幸好，我們在新西伯利亞重新見面，不久就結婚了。”卡蒂婭這句話說得沒錯，又容易令當代的人接受。
“原來是這樣，你們真有緣分啊。”
“對了，納迪婭，”這次，發問的人換成了卡蒂婭，“這套公寓總共住了多少人？”
“這裡除了我、瓦迪克、爸爸、媽媽以外，還住了庫茲明夫婦、哈內耶夫斯基一家五口，加上兩位保姆，總共13個人。”
“13個人住一套公寓？怎麼這麼擠？”卡蒂婭驚奇地問道。
“沒錯，是13個人。我們這裡已經不算擠了，工人區那邊，住20人以上的共用公寓多得數不清，但面積和這裡差不多大，甚至比這裡小。”
“這怎麼行？”卡蒂婭察覺到了當中的問題，“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都完成了，首都的人居然要和幾個家庭共用一套公寓，而在新西伯利亞那樣偏遠的城市，共用公寓幾乎已經成爲歷史了。
而莫斯科作爲蘇聯的首都，生活和住房條件應該比新西伯利亞好纔對。這幾年來，莫斯科市政府已經在大量地興建新的公寓，但房屋問題怎麼還是沒什麼變化？還沒有多大的改善？是不是我們的方針出了問題？”
“書記同志，人民委員同志，”住在這套公寓裡的哈內耶夫斯基走了出來，說：“最近，莫斯科城裡確實多了不少公寓樓，但莫斯科這麼多人，全城的公寓樓的數量至少還要增加一倍才行。
我們這裡算好的了，才住了13個人。在隔壁的街區，每套公寓都住17人以上，而且面積比我們這裡還要小。”
“這麼說，莫斯科的房屋供應量遠遠低於需求？”卡蒂婭問道。
“沒錯，莫斯科的房屋供應在增加，但人口也在增加。”曼圖洛夫點出問題的根源所在，“現在的供應量只夠在不影響現有居住空間的情況下，應付人口的增長。
新落成的公寓，除了特維爾區的高級住宅區以外，其餘的都被改成了共用公寓，每個單元都搬進三到五個家庭，好點的住兩個家庭。
結果，這幾年來，莫斯科的人均生活空間只提升了0.5平方米。說到底，還是房屋供應量不足，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雖然有國內護照的制度，但現在莫斯科的新移民絕大部分都是合法的，國內護照制度的作用十分有限。”
“人民委員同志說得對，”在莫斯科生活多年的老寓長說道：“現在房屋供應雖然有，但仍然趕不上人口的增加。人均生活空間能增加0.5平方米已經是個不錯的成績了。”
自從斯大林鋼鐵同志掌權以來，莫斯科的人口持續上漲。1923年，莫斯科的人口只有一百五十萬，到了1939年，莫斯科的人口急升到四百二十萬，增加了一點八倍。這其實是斯大林的計劃之一，他要把莫斯科打造成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大城市，大都會。
就看人口的增長，斯大林的計劃已經完成了一半，莫斯科的人口已經拋離了巴黎，達到和柏林看齊的水平。
除了有足夠的人口之外，斯大林還要讓世界上最高，最宏偉，最恢弘大氣的建築物豎立在這座城市裡。於是，便有了蘇維埃宮，還有一系列華而不實，且佔用大量勞動力的斯大林式建築項目。
建成後，蘇維埃宮將會成爲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高度達到495米，比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紐約帝國大廈還要高114米。
除了蘇維埃宮以外，莫斯科還會建造一系列的斯大林式公寓、辦公樓，還有文化宮、圖書館等設施。。
這些設施，雖然對人民，對布爾什維克正面的意義，斯大林式公寓更可以舒緩莫斯科房屋供應緊張的問題。但這些外表華美的建築，建造時間比較長，而且提供的住房數量並不多，一般只供應中上層階級。
例如特維爾大街6號的7層公寓項目，就花了3年的時間才能完成。有些才六七層樓高的公寓樓，甚至還能花上四五年的時間來興建。
華而不實的建築結構固然拖慢了建造的速度，但主要原因，還是勞動力不足。就算有多餘的勞動力，都被調到蘇維埃宮的龐大地基那裡了。
除此之外，由於項目衆多，勞動力無法集中，拖慢了各個項目的建設速度。
更重要的是，蘇維埃政府無意改變目前，人民擠在共用公寓的情況，因爲這個共用公寓政策的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政治目的——就是故意讓黨的積極分子和忠誠的工人，搬進前資產階級的家庭裡，以便監視，也就是傳說中的“滲沙子政策（уплотнение）”。
以卡蒂婭探訪的這套公寓爲例，寓長亞歷山大·瓦連科夫雖然入了黨，也在俄國內戰中爲紅軍效力，但由於他富裕商人家庭出身，自己這套舒適、寬敞的公寓，也成爲了“滲沙子政策（уплотнение）”的目標之一。
後來搬進來的哈內耶夫斯基便是忠於黨的工人階級，庫茲明夫婦是黨的基層幹部，瓦迪克·申尼科夫是黨的工程師，他們的“潛在任務”就是監視瓦連科夫一家。
幸好，瓦連科夫也是黨員，對革命也有貢獻，還給公寓裡各個成員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和其他人的關係很好，所以一直都沒有被舉報。而後來搬進來的瓦迪克·申尼科夫，更愛上了瓦連科夫的女兒，建立了親戚關係。
共用公寓的現象，恐怕卡蒂婭和曼圖洛夫都解決不了。一來沒有足夠的資源在短時間內興建足夠數量的公寓，二來，“滲沙子”的政策也算布爾什維克黨的監視計劃之一，有政治上的必要性，恐怕難以廢除。
雖然“滲沙子”的政策在斯大林下臺之前並不能廢除，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用採取措施，舒緩莫斯科房屋供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