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虎臣的擔憂趙昺同樣考慮過，但是他以爲這是有利有弊的事情。以他前世所知，加上這十餘年間與敵作戰的經驗而言，‘敦促’蒙軍修築城堡體系是一件利大於弊的事情。
關於蒙古人創造的能夠橫掃世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神話，一直爲後人所研究，有人以爲是蒙古馬的吃苦耐勞、高橋馬鞍的應用、弓箭的威力巨大，及不需要後勤補給和擁有多匹副馬等等各種條件的綜合。但是趙昺以爲蒙古大軍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戰績，外在條件和良好的武器及英勇善戰的品性是不可或缺的，可卻不是必須的。
因爲同一時間，蒙古征服的地域國家有着比之更爲先進的武器和優良的戰馬及衆多的人口，卻依然戰敗，所以趙昺以爲蒙古人良好的戰略、戰術纔是其勝利的根本。要知道當時所有蒙古各部落加起來人口不過百萬人，最多能提供十五萬蒙古騎兵，他們是如何能完成征服世界的事業呢？
蒙古人是“馬背上的民族”，是最出色的遊牧民族，蒙古人的騎術要比他們的敵人好得多，及蒙古馬通常在惡劣的條件下放牧，這使得它們的體格不很高大。但是蒙古馬非常能吃苦而且適應性很強也是爲世人公認的事實。趙昺曾做過實驗，此時隨便一匹蒙古戰馬都可以在一天之內連續騎三百餘里而不需要進行長期的休息，要強於現代蒙古馬的指標，這也許是因爲後期的品種退化造成的。
另外初期的蒙古軍只有單一的騎兵，從而使他們得以避免使用機動兵種和步兵相協調的問題，而這一難題至今困擾着各國的軍隊。這些因素的疊加，再加上足夠的備用戰馬，蒙古軍隊具有即使今天看起來都可怕的機動性，使其可以在廣大的地域上進行快速的機動作戰，能夠在極短是時間內集結軍隊集中使用，克服了兵力匱乏的問題。
這種高速的機動性，從而是蒙古人得以實施分進合擊的戰略。他們把自己的軍隊分散成幾個分散的縱隊，同時威脅敵人的多個重要目標。這樣敵人不得不分兵保衛多個目標而分散兵力或者集中兵力保護某些目標而不得不放棄其他目標；如果敵人分散兵力的話，蒙古分散的縱隊會突然集結起來以優勢兵力發動攻勢；如果敵人不分散兵力的話，蒙古人可以輕易的奪取很多戰略要地而使戰局越來越有利於自己。
另外在趙昺看來蒙古人最喜歡使用是被稱爲‘曼古歹’的戰術，這一戰術的核心就是假裝潰逃，誘使敵人追擊，而其精髓就是速度和突然性。而‘曼古歹’是一支經過特殊挑選出來的部隊，他們要單獨向敵人進攻，並迅速衝到敵軍隊伍面前，如同暴風雨一般從四面八方向敵人放箭，然後馬上逃走，自始至終都不和敵人嚴陣以待的步兵發生近戰，與現代的火力騷擾戰術相類似。
‘曼古歹’將馬的快速奔馳和巧妙的控制以及時機的選擇成功的結合到一起，他們先行發動的猛烈進攻給敵人帶來相當損失，然後在敵軍的試圖反擊中詐敗而後撤，假裝驚恐而好象漫無目的地慌亂逃走。而在這個時刻往往只有最精明的將領和有嚴格軍紀約束的對手，才能抑制住追擊的衝動，不去追擊佯裝潰敗的蒙古人。若是沒有成功，他們會反覆實施這一戰術，直到激怒敵軍。
對手一旦尾隨追擊，蒙古軍會首先將敵騎兵誘出後援的保護範圍，在喪失嚴密的陣型保護後往往被伏兵殲滅。這時蒙古弓箭手會突然對進入伏擊圈的對手發起進攻，逐個殲滅分散的敵人並給還能維持陣型的敵人造成巨大的混亂，使得陷入混亂和重大傷亡的敵人面對嚴陣以待的蒙古重騎兵幾乎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這樣看來，有堅固的城堡爲依託，又有來去如風的騎兵作爲機動兵力爲援，看似真的能夠構成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線，將宋軍擋在長江以南。但是趙昺並不過分擔心，他以爲林立的城池恰恰使得蒙古軍最擅長的機動戰術難以得到發揮，反而會給己方可乘之機。
首先蒙古軍經過多年的征戰，爲了適應戰爭形勢的改變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騎兵，而是形成了有水軍、步軍、炮軍和騎軍、工匠軍等合成兵種共存的軍隊，機動能力已經大爲降低；再有蒙軍當下是以戰時爲兵，平日屯田的形式分駐各處，一旦有事就要先行集中編組才能投入作戰，反應時間相應的就要延長。
另外蒙軍是本土作戰，不能像從前那樣走到哪搶到哪來解決後勤供給，這也限制了他們的機動範圍，使得他們難以展開大迂迴作戰，而慣用的戰術也難以發揮，畢竟他們每退一步，都會給他們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因此他們的戰法將形成與宋軍在西北對方西夏時相似，敵軍來襲便退入堡寨自保，然後再向周邊駐軍求援，待衆軍到來後再行反擊。
此外兩淮地區水網密集，機動能力受限仍是蒙軍繞不過的坎，一旦行軍大路被切斷，便難以實施快速機動，什麼戰略、戰術都是零，只能夠憑城據守。運氣好，能堅持到援軍趕到；運氣差，只能等着友軍來給收屍了。所以說敵軍築城也難以改變他們喪失快速機動作戰的優勢喪失的現實，並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被動的局勢。
而其實在戰爭雖然能經常見到一些著名的攻堅戰戰，往往攻城一方往往要付出巨大代價，經過殘酷的攻城戰鬥才能拿下一座堅城，且許多攻堅戰即使犧牲極大也並不能取勝，導致兵敗而歸。但趙昺發現事實上，在戰爭中完全沒有必要按部就班的逐城爭奪，大部分城池並不是非打不可，繞過去也無不可。
兵法講究以正合，以奇勝。趙昺收復江南之役中，雖然也進行了幾場攻城戰，但是激烈程度卻不如外圍的戰鬥激烈，且攻城戰都是爲了攻取臨安、建康和鄂州這類中心城市或是戰略要地。當然這也與蒙軍大肆拆城有關，使他無城可攻，可這也是在蒙軍有生力量被殲滅，江南很快被收復的原因之一。不過趙昺也知不管仗怎麼打，幾類城池都是避不開的：
首先是政治中心型城市。這類城市大多是首都、副都，例如長安、洛陽、建康、開封、北京等等。不管什麼情況下，要奪取戰爭的全面勝利，首都是必須要攻下的。而這類城市面臨攻擊，或是戰爭已經進入尾聲，或是敵軍遠程奔襲採取斬首行動，當然進攻首都的意義也並不是一成不變只爲亡國的。
在靖康年間，女真人首次兵臨汴梁城下就是如此，他們面對堅決抵擋並沒有攻陷城池，但是勒索到了無數財物，且與北宋簽訂了城下之盟，而最大的意義則是摸清了宋軍的戰鬥力，從而使他們下定了滅宋的決心，二次來的時候就攻陷城池，擄走了二帝，滅亡了北宋政權。
據趙昺所知的另一次相似的戰役也是由女真人乾的，在明末皇太極領兵冒險攻打北京。在他看來彼時八旗兵的軍力並未強大到可以直接攻擊北京的程度，反而是越邊牆進攻畿輔山東更爲經濟划算，但皇太極仍然不顧被寧錦一線明軍切斷後路的風險，組織了一次對北京的奇襲。可這次作戰的成果就是使得明崇禎帝殺死了清軍的老對手袁崇煥，使得“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再如南北朝隋唐時的洛陽雖然並非一直是首都，但由於其傳統政治地位非常重要，故而也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西魏北周曾經組織過五次對洛陽的慘烈進攻，只有一次得手；隋楊玄感之亂、瓦崗軍李密攻王世充、唐太宗圍攻王世充、安史之亂叛軍南下，均是進攻洛陽。
雖然洛陽只是副都，但一則洛陽佔了就近控制中原的地利，二則隨着經濟中心的東移，洛陽的政治地位逐漸與長安平分秋色。所以洛陽的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中原局面的好壞，故而戰爭一起，洛陽都迅速成爲進攻的焦點。
再就是戰役指揮中心型城市。受限於古代通信和交通條件的低下，中央對廣大的疆域的控制，主要依靠各地的行政中心。如果戰爭爆發，這些行政中心也立即轉化爲區域性的作戰指揮中心。這類城市以太原、河間、中山、濟南、壽陽、荊州等爲代表，而趙昺對壽州一直垂涎不已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類城市雖然大多處在地勢平坦、交通發達的平原之地，可以很方便地繞過去不打，但發動攻擊的一方出於摧毀敵軍指揮中樞的目的，絕不會輕易放過，即使城防設施極其堅固，也要不惜代價地拿下來。北朝時，北魏苦攻後燕之中山，西魏滅樑先打荊州江陵，北周楊忠千里奇襲北齊晉陽，金軍圍攻太原、河間、中山三鎮，明朱棣靖難之役圍攻德州、濟南一線，都是出於此理。
但用兵形勢並非一成不變，當出現更高價值的攻擊目標時，這類城市也會迅速被棄諸不顧。靖難之役，鐵鉉堅守濟南，朱棣屢次進攻不克。後來經人提醒，發現一城一地的進攻方法不能取勝，便轉換了戰略，棄德州、濟南等大城市於不顧，沿運河南下直取南京，以擒賊擒王的策略擊敗建文帝，而後反過頭來解決濟南問題。這是戰略戰役形勢轉換所必須採取的策略，但濟南本身的地域性指揮中心的價值是不變的。
另外就是交通孔道型城市。所謂交通孔道，大致分爲兩類，一類是陸地上的交通孔道，一類是水路上的交通要津，這類城池要麼憑高據險，要麼逼水爲城，是貨真價實的易守難攻的城池。就如一座襄陽城就讓蒙元數次鎩羽而歸，使大宋得以殘喘幾十年。
但一座城能控制的交通道路非常有限，頂多幾十裡。就算周邊路難走，繞遠一些，徹底躲開它不行嗎？以趙昺來看有時候真的不行。
在這個缺乏運載工具的時代軍隊進行征戰，尤其是以步軍爲主力的中原軍隊主要靠士兵徒步行進，而長途跋涉對士兵的體力影響非常大。更可怕的是，長途轉進會極大消耗後勤物資。而一支部隊的戰鬥力，往往繫於後勤保障和士兵的體力。要避開孔道上的堅城，就意味着繞遠道，這必然會大大毀傷部隊的戰鬥力。
同時，守城方佔據地利，既可以尾隨追擊，亦可以守險斷後，對客軍都會造成極大的殺傷。所以，對待這種堅城的策略就是，如果不想打，就在戰爭發動之前選擇別的進攻方向。而一旦接上仗，要麼死命攻下來，要麼原路退回。
所以要長久地解決交通孔道問題，就必須徹底拿下這類城池據爲己有，就如趙昺不惜親征鄂州，將這個控制長江和漢江入口這個要點拿下，及與當下在沿江主要渡口都部署重兵把守同理，因爲從長遠來看，他們付出的代價與後來的戰略利益相比，是完全微不足道的。
此外必須攻打的則是‘門戶’型城市。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來，由於大山大川的阻隔與分割，中國大致分爲中原、關中、河北、河東、漢中、蜀中、兩淮、江東、荊襄、遼東、隴右等戰略性區塊。一些戰略區塊便因此據有一兩個遮障型的城池。
這類城池，或位於大山之口，或位於大川之要津，左右皆是險路，以一城左右控遏，就像一面盾牌一樣，爲後方的大片區域提供強大的屏護作用。而我們經常說的所謂“門戶”，也就是這個意思。而當下趙昺意圖通過散佈謠言攪亂蒙元，其實也就與他要發起的攻取川蜀門戶重慶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