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潛意識中總是有着‘喜新厭舊’的心理，李廣畢竟是死了千年的人了，不知道被翻來覆去炒作了多少遍，卻依然是些陳詞濫調，尤其是那種充滿悲慼色彩的‘負能量’文章很容易讓人厭煩。可現實的英雄就在身邊，也許其就曾是同村的鄉親，隔壁的鄰居，看得見摸得着，有血有肉的，尚大有文章可作。
從前其可能就是鄉間潑皮，可從軍後卻變成了英雄，那麼就可以來個浪子回頭金不換，軍隊就是大熔爐，不僅能將壞人教育成好人，還能將其培養成英雄；至於其過去就是好人，現在成了英雄，那文章更好做了，起碼可以表明軍隊沒有把人教壞，告訴大家儘可放心交給軍隊，不必擔心學壞。
說蹭熱度也好，跟風炒作也好，反正沒用幾天便將那股影射皇帝的‘歪風邪氣’打壓下去，在城鄉大地上樹立起了‘學英雄、做英雄’的良好風氣，掀起從軍報國、無限光榮的熱潮。而趙昺也成功利用掌握在自己手裡的輿論工具，再次挫敗了某些人的陰謀，將一場可能發生的‘公車上書’惡性事件消滅於萌芽狀態。在熱鬧了幾天後，人們的視線又轉向帝國最大的一場賽事——殿試。
殿試在放榜十天後正式開始，不過今年的殿試還是與往年有些不同，首先此次參加殿試的不僅是進士科，而是加入了明法和明經兩支隊伍，同臺競技，參與爭奪魁首。此外還給算學開了分會場，但是他們卻是單獨排名，另榜公佈。
再有就是皇帝除了親自監場外，覺得主考們出的試題不合意，也是出於防止考題泄露，還親擬了考題。文科考題是一論一策，論題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策則是一道實例題，而非是大家猜測的有關對蒙元政策的時事題，這讓許多人的準備落空。
實例是一日漢文帝出行，經過長安城北的中渭橋時，有一個人突然從橋下跑出來，導致拉皇輿的馬受驚，文帝也差點受了傷。於是皇帝命令侍衛將那人擒住，交給漢朝的首席大法官（廷尉）張釋之審訊。經訊問，原來那人是長安縣的鄉下人，因爲聽到開路禁行的喝道聲，便躲到橋下，過了許久，以爲皇帝的乘輿車騎已過，便跑了出來，誰知就衝撞了皇輿（在當時，這叫做“犯蹕”）。問題是若汝是張釋之當如何處理此案？
至於算學，由於報考的人數本就不多，所以入選者也就三十多個人。但是趙昺確是極爲重視，因爲他十分清楚數學是現代科學的最基礎學科，適用於各行各業及學科。不過他也清楚，當下的數學水平還很低，所以只出了十道應用題，放到現在也就是初中二年級小測驗的題目，想看看代表大宋最高數學水準的一幫士子們的真實能力。
因爲考生衆多，計有進士科三百人、明法科二百一十人、明經科一百二十人，北宮沒有一所宮殿能放得下這六百多人，因此主考場設置在殿前廣場上。這裡早已佈置好了桌几和矮凳，由於時間要從卯時直至午時結束，還預備了茶水和點心。
趙昺作爲主考自然不能坐在露天地裡，而是在中門洞下落座。他看看考場忽然有了前世在大操場上參加期末考試的感覺，只是現在監場的換成了朝臣，巡場的則是侍衛營官兵，而他作爲主考忽然有了種成就感，終於輪到自己揚眉吐氣，不必趴在板凳上答題了。
試題一掛出，趙昺則發現身邊的幾位總裁、副總裁臉色便不對了，不過這也不出自己所料，因爲這兩道題在課本上是沒有現成答案的。尤其是那道論述題，在當前只怕還沒有人聽說過這種觀點，且在他們看來更是離經叛道。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句話是出自明代心學的創建者王陽明，其孔子、孟子、朱熹並稱爲儒學孔、孟、朱、王四大家。他的學說思想王學是明代影響最大，不僅在中國，在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也影響甚廣。對於這位還待二三百年後纔會出現的儒學大家，大宋朝的人當然不會曉得，更不會知道其學說。
王陽明對於思與行的關係則這樣認爲:意在強調知與行的統一。所謂知，便是對事情各方面的思考與瞭解，只有思考明白、瞭解清楚了才能開始行動;所謂行，便是將那些思考明白、瞭解清楚的東西付諾實踐，如此纔能有所成就。王陽明指出，聖人之學乃身心之學，其要領在於體悟實行，不可將其當作純粹的知識，僅僅流於口耳之間。
所以在知與行的關係上，王明陽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出發，反對朱熹的“先知後行”之說。其認爲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如果只是自稱爲知道，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爲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識是離不開實踐的。
當下盛行的是理學，而趙昺弄出這麼一個與理學相駁的問題來讓士子們論述，那麼在幾位監考的大臣們看來皇帝是不是睡糊塗了，這簡直就是要推翻過去已成公論的學說。可當下誰也弄不清皇帝的意圖，是在考驗士子們，還是在標新立異，因此也不敢多言。
而那道策論題也是讓衆臣覺得小皇帝太壞了，其實這道題應該說古今多有爭論，沒有對錯。而對錯皆在小皇帝心中，一旦與其想法相駁，肯定就被排出在外了。而猜對了小皇帝心思的，則無論文章再爛，也會入其法眼，不僅可以金榜奪魁，將來也是官運享通。
大家都清楚“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這其實是儒者們的共同願望。而皇帝出法例結果也幾乎人所共知，張釋之向文帝報告了案情，然後提出處罰意見：“依大漢朝的法律，一人犯蹕，當課罰金。”漢文帝聽後大怒，說：“此人驚了我的馬，幸虧這馬兒馴良，要是換了別的馬，說不定就將我摔傷了。廷尉你竟然只判處他罰金？”
張釋之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規定，當依法執行。陛下如欲加重懲罰，則法不信於民也。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但現在已交到我廷尉這裡，我身爲廷尉，自當公正執法，若有偏差，則天下的法官都會任意輕重，那老百姓豈不是要手足無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承認張釋之是正確的。
根據史書的記載，顯然法官張釋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個案子進入司法程序後，應由法官依法裁決，皇帝也不可干預。張釋之的那一句“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也多次爲後世的司法官引述，用來對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圖。
但宋代的學者、法官提起這起“犯蹕”案例時，還是對張釋之很不滿意，因爲張釋之還說了一句“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他們認爲，作爲負責司法的廷尉，實在不應該說出這種違背法理的昏話，如洪邁批評張釋之此言無異是“啓人主徑殺人之端”。
大儒陸九淵更是從一個刁鑽的角度發出詰問：假設漢朝的法律規定“犯蹕者殺無赦”，那廷尉是不是也應該堅定地按照法條辦案，將那個倒黴而無辜的鄉下人處死呢？陸九淵的答案是：也不可以處死。他追溯到《尚書》記載的一項古老的司法原則：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屬偶犯、出於過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麼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據這項古老的司法原則，陸九淵認爲，“犯蹕案”中的那個鄉下人，只是偶爾的過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漢文帝受了傷，也應該從輕發落，何況文帝並未受傷。如果當時的法律條文違背了這樣的司法原則，法官應提請皇上修訂法律，使法條合乎正義。因此，張釋之應該向文帝解釋清楚法理所在，而不是以“今法律如此規定”相敷衍。
想想本朝的大儒們見解都不統一，那麼對於士子們來說便更爲艱難，簡單的以案論案只怕難以令人滿意，而‘妄加闡述’怕又不知道得罪了那位主考。可要是堅持‘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的觀點，只怕皇帝又不高興，誰知道這是不是其在試探他們對君王的態度呢！
其實趙昺的想法很簡單，希望能通過考試選出與自己理念相似者，爲進一步的推行新政做儲才準備。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從中挑選出些實用性人才，而非那些只會死記硬背條文，卻不通應用的書呆子，其即便筆下文章能寫出花來，可對公務一竅不通，那其在趙昺眼中還不如一個種地的文盲有用，起碼他還能種出糧食，爲國家繳納賦稅。而其卻不過是一個浪費糧食和國孥的廢物。
此外，自從趙昺掌握權力的同時，三思而行已經成爲朝臣們時時掛在嘴邊的話，他們以爲這是對衝動氣盛的年輕人最好的勸諫，而他也知道後世這句話依然倍受世人的推崇。因爲人們相信，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纔是最好的，經過反覆思量的行動才能順利地進行。
對於三思而行，趙昺覺得也沒有錯，思考與行動，對於一個正常人而言，是人生至關重要的一件事，如人之生老病死，難以避免。小到處理家庭瑣事，大到掌握國家命脈，不假思索地行動和多番思慮卻不見行動的人，輕則敗家，重則亡國。思與行，不可偏其一，這亦是中國千多年的歷史積澱下來的沉痛教訓。
趙昺厭惡的只是不幸由此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重思考而輕行動的風氣。或許是過於謹慎，過於追求萬無一失，人們將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用在了無限的沉思之中，結果越想越覺得準備不夠充分，越想越覺得存在很大的問題，想着想着，本可以嘗試的想法變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無疾而終。
而趙昺卻明白由於人的四維空間是無限寬廣的，不受客觀事物與能力的強行束縛，因此，想着想着便偏離正軌、越想越遠而找不到重點的。當人們在思想的海洋中暢遊太久而遲遲不上岸來付諸實踐，結果無疑是窒息於其中，徹底失去付諸實踐的機會與能力，此也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觀點所在。
趙昺是實用主義者，他並不能領會王陽明的所有觀點，也參不透其所謂的心學，但他以爲只要助於維護自己的統治就可以拿來用。而這點兒正與自己秉承的‘實踐出真知’觀點相合，也有助於改變當前的風氣，至於是否與朱熹的理念向衝突，那都是次要的，他要的只是實幹家，卻不是空想家。
另外趙昺兩世爲人，也看清楚了一些事情的本質，世界上就沒有一種完美和正確的學說，其不過也是因時而生，在這種環境下是正確的，換個時間和地點那就錯誤的，就像朱熹和王陽明同時儒家的大師級別的人，脫離了現實能說出誰是誰非嗎？
所以趙昺認定餓了吃飯、困了睡覺就是最大的理，強者永遠認爲拳頭大才是世界公理。而當下滅了蒙元，恢復中原纔是正理，一切都是要圍繞着這個目標來做，至於是否是什麼離經叛道，奇談怪論等待後世去評說，或是待自己完成了大業，再去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