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總算讓我得償所願。”趙二虎坐在司機位置上，興沖沖的對張巖的司機說道：“這車勁大，有衝力，開着特別爽！”
“趙局長，您先別高興的太早了，先去加油吧。”司機有點不自然的說道。
“啊！”趙二虎看了看油表，一拍大腿：“鄉長就是這點不好,記性太差了，怎麼油表眼看着要到底了呢？”
“不是這麼回事，張書記這輛車很邪門，特別費油。別的車一箱油能跑五百，他最多跑一百。而且車身特別重，不知道爲什麼？”
“有沒有在收費站量過？”
“有次去北京的時候量過，好像是七噸多重，結果被人多收了三十塊錢。”
趙二虎還想問，突然間看到前面一輛大貨車猛地扎過雙黃線，朝自己這邊猛地撞了過來不好！趙二虎一大機靈，急忙調轉車頭，想要避開這輛大貨車，哪裡來得及，只聽轟的一聲巨響，小轎車跟大貨車迎頭相撞…….。“啪！”的一聲響，張巖的杯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熱水濺了張巖一腳，可是張巖卻一點沒有反應，而是心中狐疑的看着外面，那聲巨響實在是太驚人了，離得這麼遠還能感覺到，保不準就會有人員傷亡。
“二狗，去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五子，得手了嗎？”在另外一幢樓內。騰繼理面色慘白的問道，手指抓的太緊，把話筒都握的吱呀聲響，他也是恍然不覺，只是注意那邊的消息。
“成了，我親眼看着那輛車撞上去的。我不是吹牛，除非那是輛坦克，否則一準都扁了！”
“好。好！”騰繼理長長呼出一口氣。然後道：“這裡你已經呆不下去了。我叫人帶你去個安全地地方。等避過了風頭再回來。你地家人我會照顧地。”
“是啊。要馬上走了。你們是什麼人。幹什麼。！”電話那頭一聲慘叫。這聲音刺激地騰繼理一哆嗦。隨後就是拉風箱般地喘氣聲。那邊地人摔倒在話筒旁邊。似乎是想跟騰繼理說點什麼。可是話筒裡面只能聽到咯咯地聲音。到最後也沒有說出來一句話。
騰繼理失魂落魄地放下電話。然後走到周自強地房間站住。在他看來。周自強地房間裡面隱藏了太多地黑暗。只是他還有回頭地可能嗎？騰繼理搖了搖頭。敲響了周自強地房門。“啊！小趙出車禍了？那二虎呢。有沒有出事？”在辦公室內。張巖聽到了這個令人震驚地消息。
“還好。只是車頭撞爛了。別地地方都沒事。反倒是大貨車司機當場死亡。張書記。你地這輛車也太牛了。連大貨車都能擺平。我真懷疑是不是坦克改裝地。”
“哎。說起來這輛車可不是一般地車。你知道紅旗吧？”
“知道啊。以前是國家領導人坐地。現在倒是看不到了。你這麼一說我倒是覺得你這車怎麼跟紅旗差不多啊！”
當然差不多了，本來就是一個模子出來地張岩心中想到，紅旗車在中國是個家喻戶曉的名字。“紅旗”二字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轎車品牌的含義，新中國發生的太多歷史事件都與“紅旗”有關。在國人心裡。它有其他品牌所不能代替的位置。
紅旗牌轎車的歷史始於195年。當年誕生於一汽的我國第一輛國產小轎車並不叫“紅旗”。叫“東風”，定牌爲建國十週年的慶典上用上國產的高級轎車，向一汽下達了製造國產高級轎車地任務。一汽的工人們以從吉林工業大學借來的一輛1955型的克萊斯勒高級轎車爲藍本，根據中國的民族特色進行改進後以手工製成了一輛高級轎車。這輛轎車的動力系統和裝備幾乎和克萊斯勒一樣，其實就是把克萊斯勒車完全拆開，對每個零件進行手工測繪，然後自己製造。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在全廠萬人集會時，正式給轎車命名爲“紅旗”。9月19日，鄧小平、李富春、楊尚昆、蔡暢等中央領導到一汽視察，讚揚了紅旗轎車，紅旗轎車從此定型。
1958年8月----1959年5月，一汽的設計師又認真對紅旗轎車整車作了5次系統的試驗。5次試驗後。紅旗轎車定型樣車被正式編號爲ca72，這纔是我國有編號的第一輛真正地紅旗牌高級轎車。
最早地ca72在翼子板一側標有並排五面小紅旗，代表工農商學兵。ca72的前臉採用扇形圖案，車身造型莊重典雅，尾部採用了獨具一格的宮燈型尾燈，方向盤中央的向日葵造型及後尾標是純金打造。車內採用了景泰藍、福建漆、杭州織錦等。發動機是具有當時國際先進水平的v型8缸液冷發動機。
1959年9月，第一批兩輛紅旗檢閱車送往北京，供國慶10週年閱兵式使用。紅旗檢閱車莊重典雅，造型光順諧調，猶具巡洋艦的雄姿，顯示了檢閱地威武氣勢。
1959年10月1日，10輛嶄新的ca72紅旗轎車在首都地國慶慶典上登臺亮相，國內外競相報道了中國第一車地消息。1960年，紅旗轎車編入《世界汽車年鑑》。五面紅旗的標誌在紅旗車地翼子板上飄揚了兩年後。五面紅旗被改爲三面，代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
從60年代開始，紅旗車的各項技術日臻完善。被規定爲副部長以上首長專車和外事禮賓車，坐紅旗車曾與“見毛主席”、“住釣魚臺”一道，被視爲中國政府給予外國來訪者的最高禮遇。
從這時起，紅旗ca770型三排坐高級轎車、ca771型雙排坐高級轎車、ca772型三排坐高級轎車、ca773緊湊型三排座高級轎車等車型相繼問世。
1965年ca770正式投入生產。紅旗ca770型三排座高級轎車是全新設計的車型、設計思想是提高整車性能、注重操縱穩定性、可靠性和乘坐舒適性。
在紅旗車地儀表上有天安門的標誌，四周全用實木裝飾，並配有石英種，古典而不失豪華。前排設計了冷、暖風出風口，在前排座椅後面設計有隔牆，後排空間十分的寬大。並配有兩個可摺疊地警衛員座椅。
1966年4月，20輛紅旗三排座高級轎車送到北京，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等國家領導人正式乘用。同年，在彭真同志的建議下把“三面紅旗”的側標改爲一面紅旗，表明毛澤東思想這一面大旗，後在文革中取消，恢復回三面小紅旗。
紅旗ca771型雙排座高級轎車是在ca770三排座基礎上取消中隔牆與中排摺疊椅，車廂空間佈局緊湊；整車具有良好的通過性和動力性。1967年開發成功，之後總共生了127輛。分佈在全國各大重點城市的政府機關使用。
1968年，紅旗ca773緊湊型三排座高級轎車研製成功並投入批量生產。由於取消中隔牆、縮短前懸和後行李箱，車身全長比ca770型減少400mm。該車累計生產了291輛，至今仍有部分在正常使用。
1969年，在ca771型基礎上改進的紅旗ca772型特種保險車問世。
772是爲落實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領導用車任務試製成功並生產的。特種保險車具有良好的防彈和保險功能。該車全重6噸，一汽自主開發了8升的大馬力發動機以驅動沉重地車體，並且從變速箱、驅動橋、輪胎，再到整個傳動系統和底盤，都由自己設計製造。這一系列的工作又拉動了一大批項目的進步。例如車窗的改造、自補輪胎、車用空調等。中南海警衛局和部分省市目前仍在使用這種保險車。
而張巖這輛車。實際上就是ca772的改進型，只不過加入了錳鋼代替底盤的水銀。所以雖然平穩性不如ca772，可是抗撞擊性還要優於ca772，當然張巖考慮的並不是抗撞擊性，只不過是因爲水銀太貴了，而錳鋼要便宜的多。
只是這樣的結果就是，當張巖地座駕與一輛大貨車迎頭相撞的時候。車頭雖然在撞擊作用下完全變形，可是駕駛室內仍然沒有變形，兩名乘客也只是受到一點輕傷，而那輛大貨車，則是被小轎車直接開膛破肚，死得悽慘無比。醫院裡。趙二虎正光着膀子，跟醫生講理：“我這都沒事了，怎麼還不讓我出去？你看我多好！”說完連續蹦了好幾下，那醫生是個操刀幾十年地老醫生，什麼樣病人沒見過，當下輕輕說了一句話，就把趙二虎擺平了。
那句話就是醫藥費公家報銷！
當然了，一句話並不能讓趙二虎乖乖的回到病牀上，讓他回到病牀上的是張巖。張巖跟趙二虎談了好一會，纔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還沒等坐穩椅子。那邊的電話就一連串打過來了。
張巖苦笑，把電話線拔掉，現在滿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地車出事了，有人想要幹掉自己，而安全部門竟然一點風聲都不知道。張巖可以很容易地推導出，以後自己再想要溜出去，可能性不會比彩票中大獎高多少！
奶奶地，這些人腦袋裡面都是什麼東西呢。堂堂一個州委書記，是那麼好撞得嗎？就算真的撞死了，他們難道以爲就不會牽連到他們身上，只怕自己前腳完蛋，這些人後腳就得跟着來！
正在張巖想得出神地時候，辦公室的門打開了，騰繼理面色如紙，站在門外，張岩心中一動。笑道：“請進！”2002年9月11日，還沒等撞車案審理完畢，阿霸州又宣佈一項新決定，州委決定，從10月1日起面向全省採取公開推薦與考試、考覈相結合辦法，選拔阿霸州13個縣區的26名領導幹部。
爲使首次公開招考工作順利進行，9月底，成立由州委書記張巖任組長的阿霸州公開選拔處級領導幹部工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4月1日起。連續7天在《阿霸日報》、《四川人才報》、《天府日報》和省、市電視臺刊登和播發《阿霸州公開選拔部分處級領導幹部通告》。並在《天府日報》、阿霸電視臺上開闢專欄，報道工作進展情況和評論文章。通過廣泛宣傳。至9月22日報名截止，報考人數1103人，資格審查符合條件的1030人，佔93.4%(其中本市幹部971人)。平均每個職位報考69人，研究生以上學歷29人、佔2.8%，大專以上學歷702人、佔97.2%。
張巖地這一手讓周自強和姚長興窘困不已……。
“張書記你好，我是天府日報的記者吳梅，我想問一下，爲什麼這次阿霸州要一次性的公開選拔這麼多幹部？以前地領導幹部怎麼安置呢？”
張巖接過話筒，說道：“我想說的就是，現在我們做的就是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切實解決好乾部能上能下問題。能上容易，能下很難。就連有問題幹部和不稱職幹部的“能下”也成了老大難問題。這樣的幹部制度，對於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是很不利的。
當然，能上自不必說了，而能下又分爲多種情況。一般爲，領導幹部到規定年齡了，要下來；幹部開始換屆了也可能下來；幹部發生嚴重經濟、紀律問題要下來；幹部不稱職也應該下來。然而，現實情況是，不少到年齡的領導幹部又要再到人大、政協幹上若干年；政府和黨內換屆，領導幹部無非是挪個位置而已，有些還是原地不動；發生一般紀律處分的領導幹部不但下不來，有些還提升了，現在，對領導幹部地紀律處分也貶值了；因爲不稱職下來的領導幹部更是鳳毛麟角。
造成這種現象，關鍵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幹部能上不能下的風氣和體制性原因。而現在如果領導幹部“能下”的問題不解決，那我們的幹部選拔機制就會影響許多方面的工作。比如：領導幹部到規定年齡後，退到人大、政協工作問題。現在，人大、政協工作的作用越來越大，從今年的兩會就可以略見一斑。在這種情況下，從政府退下來地幹部，照顧性地進入人大、政協再工作幾年，顯然不利於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也不利於幹部隊伍建設。再比如：不稱職的幹部、羣衆反映強烈的幹部，有的不僅得不到懲罰，反而還提升，長期這樣下去，領導幹部隊伍的狀況不堪設想。
解決幹部能上能下的關鍵環節在於“能下”的問題，而長期以來“能下”的問題沒有解決好。只有建立一個領導幹部“能下”機制，才能把整個幹部隊伍激活；領導幹部只有“能下”了，才能騰出更多位置，把更優秀幹部選拔到工作崗位，才能實現真正的能上；只有建立一個領導幹部“能下”機制，在位地領導幹部纔能有危機感，才能更加珍惜來之不易地崗位，才能切實做好人民的公僕；
領導幹部只有“能下”了，才能形成領導幹部崗位競爭局面。因此，儘快建立一套幹部“能下”機制是非常重要地。這個機制形成後，領導幹部“能下”就成爲了一個常態，“能下”的幹部心服口服，也不感到丟人；能上的幹部確實上去了，各方面的機制約束、競爭壓力等使其只有好好工作、廉潔從政。這樣，幹部隊伍這盤棋就下活了。
吳梅聽了之後，眉頭皺了又皺，最後大着膽子問道：“如果張書記碰到了該下的那一天，張書記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呢？”
張巖笑了：“我很佩服廣州的黎子流市長，功成身退一點也不戀棧，我想他是我學習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