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沒想到，事情發生得如此突然……
從兩宮太后處退出，大學士倭仁等忙到內閣，與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開會，傳達了面奉的兩宮太后的懿旨。
但是，就在這個會議上，軍機大臣文祥也傳達了昨天面奉的兩宮太后的懿旨：“恭親王於召見時一切過失，恐誤正事。因蔡壽祺折，恭親王驕盈各節，不能不降旨示懲，及惇親王折不能不交議，均無成見，總以國事爲重。”“朝廷用舍，一大秉公，從諫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謂國家非王不治。但與外廷共議之，合疏請復任王，我聽許焉可也。”
兩宮太后好像什麼事兒也沒發生一樣，和顏悅色地說什麼“恐誤正事”了，“均無成見”了，“一大秉公了，“非王不治”了。最後甚至指明下一步應如何辦：“合疏請復任王，我聽許焉可也。”就是說，你們共同上疏請求重新任用奕訢，我照辦就是。
聽完文祥傳達的懿旨後，戶部侍郎吳廷棟當即發言，認爲文祥傳達的懿旨不實，倭仁也持這種看法。
這一下子，可就鬧出笑話來了。
所謂的兩宮太后實則是慈禧，她對軍機大臣文祥等三大臣和對大學士倭仁等八大臣所口述的懿旨兩相歧異，大相徑庭。雙方皆以自己聽到的懿旨爲是，爭執不下。
出了這樣的烏龍事件，這下怎麼辦呢？
一干軍機重臣在爭論後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道光帝第八子鍾郡王。因爲這兩次召見，鍾郡王都是以押班者的身份帶領諸臣進見的。只有他一個人分別聽到了兩宮太后的兩次口述懿旨，他成了難得的惟一的見證人。
雙方都好像找到了救星似的，急不可耐地說：“好了鍾王可以爲我們作證！”
任誰也沒想到，鍾王卻出語驚人：“你們所口述的懿旨都沒錯，這兩次召見我聽到的正是這些話！”
這是怎麼回事？
一干軍機重臣面面相覷，感到無所適從，議論紛紛一時竟拿不出個成形的意見，只好推遲到十四日再議。
慈禧兩次召見大臣，所口述懿旨前後截然相反。這足以反映出慈禧對處理恭親王奕訢的矛盾心理。她一時拿不定主意，想得到王大臣的支持，因此一再召見。
慈禧一再召見軍機大臣的目的何在？
竊揣兩宮之意，銜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復用，中旨決然。徒以樞臣比留，親藩疏請，驟易執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屢黜宗臣，又慮解天潢之體；攻訐出自庶僚，參治未明罪狀，劫於啓請，慚於改更，欲借大臣以鎮衆議。且王夙主和約，頗得夷情，萬一戎狄生心，乘端要挾，朝無可倚，事實難圖。故屢集諸臣審求廷辯，冀得公忠之佐，以絕二三之疑。
處治恭親王奕訢是一件麻煩事，慈禧希望得到大臣們的支持，這正是慈禧一再召見重臣的目的。
恭親王此時的聲望甚隆，又有多位外臣封疆爲援助，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想要在不引發朝堂動亂的情況下將恭親王拿下，事情可沒那麼簡單！
結果之後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三天，在外表平靜的情況下，朝堂上利益相關的一干重臣無不牽涉其中。
十三日，醇郡王自東陵工程處趕回京師，來不及休息，急忙上疏爲奕訢說情。他先讚頌兩宮太后“知人善任，措置得當”，接着肯定了奕訢“感荷深恩，事煩任重”，然後着重說明奕訢“有失於檢點之處，乃小節之虧，似非敢有心驕傲。且被參各款本無實據，若因此遽爾罷斥，不免駭人聽聞，於行政用人，殊有關係”。因此，他請求兩宮太后“令其改過自新，以觀後效”。
通政使王拯也上疏言，容其前懲，責其後效。
御史孫翼謀也直上一疏，他說：“今外難尚未盡平，民氣尚未盡復，帑藏之度尚未盡裕，善後之事宜尚未盡籌。言用人，則是非議論，或無定評；言行政，則通變之權宜，非拘常例。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無一專任之人，此後之執咎者誰耶?”這是從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入手，來說明處理奕訢要極爲慎重。他懇請對奕訢“可否酌賞錄用，以觀後效”。
看起來，這幾天大臣們不僅在思考，而且在積極地行動。無論是想抱兩宮太后的大腿，還是爲自身派系利益考慮，都紛紛發言對慈禧太后的舉措議論紛紛。
十四日，王大臣等在內閣復會。兩宮太后將醇郡王、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孫翼謀等三人的上疏發下交議。
大學士倭仁首先拿出了疏稿。他自以爲最瞭解慈禧的意圖，因此拿出事先擬就的疏稿給大家看，並提出醇郡王等三人的疏稿根本不必討論。這使到會的人感到很沮喪，但是王大臣們還是針對這一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爭論。
有的大臣說，這是家庭糾紛，叔嫂之爭，外人不好說三道四；有的說，奕訢既然屢招物議，不見得都是捕風捉影，看起來他是難以擔當重任的；有的說，揭發恭王沒有確據，應該允許自新，棄置可惜；有的說，兩宮懿旨已頒，不應朝令夕改；有的說，從諫如流，既然罷恭王認爲不妥，就應該拋開自己，收回成命。
衆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事在朝堂引起極大爭議。
看看火候到了，肅親王拿出了一份擬好的疏稿。他認爲醇親王、王拯、孫翼謀上疏的提法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他建議：“臣等謹議恭親王方蒙嚴譴，驚惕殊深，此時察其才具，再爲錄用。雖有惇親王、醇郡王並各臣工奏保，總須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獨斷，以昭黜陟之權，實非臣下所敢妄擬。所有臣等遵旨會議情形，謹繕折具陳。”這就否定了倭仁的疏稿。
肅王的疏稿起了扭轉會議方向的大作用。衆人紛紛表態贊同肅王的提法。倭仁鑑於形勢，也不便固執己見，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疏稿，共改了四次，形成了一個奏摺：
臣等伏思黜陟爲朝廷大權，恭親王當皇上即位之初，維持大局，懋著勤勞，疊奉恩綸，酬庸錫爵。今因不自檢束，革去一切差使。恭親王從此儆懼，深自斂抑，未必不復蒙恩眷。以後如何施恩之處，聖心自有權衡，臣等不敢置議。
這樣大學士倭仁和肅親王的奏摺取得了一致意見，都主張兩宮太后對恭親王施恩，重新錄用。軍機大臣們列名於倭仁奏摺。在肅親王奏摺上署名的有禮親王世鐸及王公、宗室、大臣等七十餘人。
此外，都察院、宗人府也上了奏摺。內閣學士殷兆鏞、潘祖蔭等也單銜上疏。
給事中譚鍾麟、廣成等上摺奏道：“海內多事之秋，全賴一德一心，共資康濟，而於懿親爲尤甚。若廟廊之上先啓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於大局實有關係。”指出國家核心領導的團結與穩定，是關係到全局的大問題不可小看。
另有御史洗斌、學士王維珍也上疏言道：“現在各省軍務尚未盡平，如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繁任巨，該王素爲中外所仰重，又爲夷人所信服。萬一夷人以此爲請，從之則長其驕肆之心，不從或別啓猜疑之漸，此雖系意料必無之事，總無不在聖明洞鑑之中。”這是說，罷斥奕訢，恐怕洋人不一定同意，請慈禧三思。
這就是說，除倭仁折和肅王折之外，又有一批人也上了奏摺。這就形成了籲請重新任用恭親王奕訢的強大的輿論力量，而且情之切切，言之鑿鑿。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應該有所轉圜了。慈禧擺出了虛心納諫的姿態，於三月十六日以同治帝名義明發上諭：
日前將恭親王過失，嚴旨宣示，原冀其經此次懲儆之後，自必痛自斂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懲大誡、曲爲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則惇親王等折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會議。茲覽王公、大學士等所奏，僉以恭親王咎雖自取，尚可錄用。與朝廷之意正相吻合。見既明白宣示，恭親王著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此後惟當益矢慎勤，力圖報稱，用副訓誨成全至意。
慈禧聽取了王大臣的部分意見，重新任命奕訢在內廷行走，並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議政王和首席軍機大臣的要職被剝奪了。這就是說，奕訢被排除在最高領導層之外，不得與聞樞密，慈禧太后進一步地收緊最高的皇權。
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也太過迅速，短短不到一月時間便已塵埃落定，雖然此事波及朝堂各大派系幾乎所有重辰，可是根本就沒給外臣反應過來的機會，等到各省封疆得到確切消息，做出反應的時候已經爲時過晚，朝堂上的爭鬥已經早有定論。
這一次，不僅恭親王被狠敲了一記悶棍，洋務派也跟着遭受不小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