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海外華人代表大會最後一個議題討論的陣容，比李老闆想象中的還要強大。
李老闆等人剛放下筷子，梅貽琦、胡適、傅斯年、蔣夢麟、陳紹寬、黃光銳等老狐狸們，就從大學島趕到了奧武山別墅，準備與曹汝霖、榮得生、張伯苓等退休的老前輩一道前往會展中心。
經過梅貽琦一番介紹後，李老闆才知道海外華人中不乏有識之士。他們對儒學、道學、佛學的精通程度，比國內的那些泰斗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究竟是什麼？成了眼前最大的問題。
見李老闆言談之間流露出對此不感興趣，也不想去會展中心旁聽的意思。與長期李老闆作對的梅大校長，便異常嚴肅的說道：“博文，正如你之前所說的那樣，琉臺兩地需要一個全新的價值觀。而今天下午的討論，將會把這個問題確定下來。等會的議題太重要了，你無論如何也要去聽聽。”
李老闆指了指陳雨潔懷裡的兒子，環視了下衆人後，苦笑着說道：“各位前輩，我已經被你們使喚半年了。好不容易纔回來休息幾天，你們就饒了我吧。再說就我肚子裡的那點學問，就是去聽，也聽不出個一二三四來。必然會感覺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與其最後一頭霧水，還不如在家裡坐等現成的結果。”
“博文，你現在不但是聯合國的高級官員，而且還是海外華人的傑出代表之一。如果再這樣不學無術下去，那今後遇到了國學精深的海外同胞怎麼辦？”聽到孫女婿決定不去後，剛穿上大衣的曹汝霖，便語重心長的勸說道。
連即將去會展中心舌戰羣儒的主角，胡適也點頭說道：“博文，今天的議題很重要，如果我們能確定下新價值觀，那將能緩解琉臺兩地民衆與政府之間、文人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對琉臺兩地今後的發展，也將會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
胡適的話讓李老闆大吃了一驚，立即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道：“胡校長，琉臺兩地政府爲民衆做了那麼多事情，在教育方面投入了那麼多，政府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怎麼會緊張呢？”
“法律，歸根結底還是法律。”胡適長嘆了一口氣後，苦笑着解釋道：“我們的法律體系，就是給人們灌輸不信任的理念。如果再不在法律之外樹立一個道德觀來調和，那民衆與政府、民衆與民衆之間將會越來越冷漠，甚至還會影響到臺灣將來的歸屬。”
在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下，琉臺兩地成功的建立起一套現代法律體系。但卻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有宗教來調和人與人、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的確會像胡適所說的那樣，在不久的將來會變成異常冷漠的社會。
見李老闆還在那裡猶豫，梅貽琦便憂心忡忡的說道：“博文，從表面上來看，琉臺兩地是法治社會。但事實上呢？大小事務還是大學島說了算。我們能管得了一時，難道還能管得了一世嗎？再說我們現在的做法，不但不利與社會的發展，更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自然規律。
總有那麼一天，琉臺兩地要交給人們自己來管理。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社會氛圍，怎麼可以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李老闆不得不穿上了陳雨潔遞上的大衣，苦笑着說道：“去，我去還不行嗎？但話我可得把說在前面，到時候你們可別讓我發表什麼意見。在家裡丟人沒什麼，但在各國代表前面丟人可就不妙了。”
“書到用時方恨少了吧？”陳紹寬拍了拍李老闆的肩膀，哈哈大笑道：“你放心，我們去也只有聽的份兒，不會有人要我們發表意見的。”
得知李老闆因爲這個原因不想去後，衆人頓時鬨笑了起來。大家都是自己人，臉皮超厚的李老闆並沒有感到尷尬，而是一邊跟着大家走出別墅，一邊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道：“梅校長，老百姓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這我可以理解。但知識分子怎麼可能會與政府的關係緊張呢？這完全沒有道理啊”
臺灣的事情，臺灣“影子內閣”說了算。琉球兩地和海外華人互助會的事情，大學島“影子內閣”說了算。李老闆就是想不通，爲什麼連執政權都到手的知識分子，怎麼還會對政府表示不滿。
梅貽琦沉思了片刻後，立即糾正道：“博文，不是知識分子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而是文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
李老闆拉開了車門，將梅貽琦讓進了轎車後，問道：“梅校長，這兩者之間有區別嗎？
“當然有了，什麼是知識分子？應該先定義，再討論。”梅貽琦扶着駕駛座的靠椅，抽絲剝繭的解釋道：“大體上，中國只有文人，而沒有知識分子之說。文人與知識分子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個不同的羣體，並不是讀了書的人就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按世界上權威的定義，是對現實持批判態度、因而致力於知識上突破與創造的人。比較典型的就是科學家。而一旦踏入仕途，那就是官員，而不是知識分子。
而沒入仕途，但出條陳的則是諮詢師，也不是知識分子。總體而言，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羣體並不龐大，自然科學領域好些，人文科學領域次之，社會科學最弱。特別是經濟學領域，沒有幾個人能坐下來進行知識創造。”
正如梅貽琦所說的那樣，琉臺兩地還真有那麼一批文人，對大學島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很是不滿。特別是一些有政治傾向的人，對琉臺兩地的體制深惡痛絕。
李老闆長嘆了一口氣後，無奈的說道：“梅校長，胡校長，我們有再大的本事，也只是個普普通通的人。不管我們怎麼做，也不可能讓所有人的都滿意。這點小事兒，二位就不必苛求了。”
副駕駛上的胡適回過頭來，苦笑道：“博文，這不僅僅是我們的問題，而且還是幾千年的傳統，遺留下來的問題。”
“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說的不都是文人嗎？”李老闆想了想之後，疑惑的問道：“當官的都是文人，那文人爲什麼要與政府對立？”
“文人太理想化，政府又太現實，所以雙方必然會出現矛盾。”這個問題胡適最深有感觸了，李老闆剛提出疑問，便解釋道：“我們可以把文人歸納成五種，第一種文人叫做死。這種死不是政府殺死知識分子，而是知識分子自己尋死。例如屈原，面對無道的政府，一死了之，彰顯自己的清白、清高，出污泥而不染，不願同流合污。
二種叫做逃。離得遠遠的，也許老子西出函谷關就算逃；第三種叫做躲。這一方式常見的就是隱居，最著名大概要算陶淵明；第四種叫做怕，也可以叫做服。老老實實聽話，不作非份之想；第五種叫做反。顧名思義很明確，就是造反。”
“哈哈哈”李老闆頓時大笑了起來，隨即問道：“胡校長，您屬於那一種呢？”
胡適指了指梅貽琦，呵呵笑道：“梅校長剛纔不是說過了嗎？踏入仕途，那就是官員，而不是知識分子，當然也可以理解爲不是文人了。我不但當過官，現在還幹着大官的活兒，自然也就算不上文人了。”
李老闆搖了搖頭，由衷的說道：“胡校長，您學問那麼高，博士頭銜就好幾個，您老人家不是文人那誰是文人？”
“言歸正傳，言歸正傳。”李老闆的話讓胡適飄飄然起來，便不無得意的繼續說道：“文人與政府關係的上述五種狀態，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文人與政府是對立的，敵對的。其中的“怕”或“服”，其實也是敵對關係的變形。
隨着西方和蘇聯某些關於文人的理論出現，文人天生就應該與政府敵對的這種觀點，漸漸的被不少人接受。”
胡適的話音剛落，梅貽琦便凝重的說道：“如果文人的命運就是與政府作對，那麼，政府該由什麼人來組成呢？大概只能是沒有文化知識、缺少專業技能的草包了。所以這種理論的盛行，將會導致政府永遠無能。文人的虛榮心可能得到了滿足，但社會大衆卻要遭殃。”
兩個老狐狸的話讓李老闆感覺出了什麼，連忙問道：“二位前輩，你們是不是準備退休了？”
“琉臺兩地不可能總是這樣下去，我們的使命還是應該多培養幾個人才。”
讓一羣教書匠來管理這麼一大攤子事，的確難爲他們了。儘管李老闆對現在的權力架構非常滿意，但還是點頭說道：“這樣也好，現在法律體系建立起來了，再樹立一個積極向上的價值觀，琉臺兩地也就能自己運轉了。”
“你放心，我們不會一下子撒手不管的。”梅貽琦拍了拍李老闆的肩膀，感慨萬千的說道：“我們再幹五年，等各方面條件都成熟了，再慢慢的放權。”
李老闆沉思了片刻後，繼續問道：“接班人選定了沒有？”
“定了，但不是一個，而是一批。”想到選定的那些年富力強的年輕人，梅貽琦便欣慰的說道：“過幾天開年終大會時你就能見到了，都是好小夥子。”
儘管琉球羣島是李老闆從山姆大叔那裡拿下來的，但對此並沒有感覺特別失落。畢竟他的要求並不高，只要能守住那霸灣這一畝三分地就行。
不等他開口，胡適就恨鐵不成鋼的說道：“博文，其實最好的人選就是你。但人各有志，我們也只能這樣了。”
七扯八扯，又扯到了自己身上。李老闆連忙笑道：“胡校長，您就饒了我吧。聯合國那一大攤子事兒我還忙不過來呢，你們就別打我的主意了。”
“就知道你小子會這麼說。”梅貽琦回過頭來，凝重的說道：“不過這樣也好，國際上有你照應着，我們就能放心的交權了。”
想到待會的辯論大會，李老闆便將這個沉重的話題放到一邊，而是好奇的問道：“胡校長，您待會兒的對手都是誰？他們厲不厲害？”
談起這個，胡適便胸有成竹的說道：“孫爾琢，馬來西亞華人，是個酸腐的老學究。一心一意想建立儒教；還有個怪胎叫顏武軍，強烈要求尊崇道教。其他的那些代表算不上什麼，只要搞定了他們兩位就行。”
李老闆想了想，繼續問道：“胡校長，那您主張尊崇什麼教派呢？”
“什麼也不尊崇，什麼也不信仰。”胡適頓了頓之後，苦笑着說道：“一個真正開明進步的國家，不是一羣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所以我們決不能讓儒教復辟。道教太虛無縹緲了，也沒有任何的可行性。
萬般無奈之下，我們只能來個大雜燴，打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華的幌子，把那些都聖人、神仙都搬進來，建立一個籠統的、模糊的價值觀。”
胡適的話把李老闆搞得哭笑不得，便搖頭嘆道：“這還真是個好主意，虧您能想得出來。”
梅貽琦長嘆了一口氣後，沮喪的說道：“照理說我們應該遵循儒家的傳統，畢竟儒家講究的是仁愛。但這種仁愛是等次之愛，是分等級的。這一點導致儒家學說具有維持社會次序的作用，但也帶來了很嚴重的一些後果。
在這個學說思想的指導下，平等成爲一種奢望，權威大行其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係維護，固然有其進步的作用在裡面，但是其消極的一面就是樹立了一個不唯真、只唯上的觀念。中庸，帶來的就是一種因循守舊的思想。這一點對科技的發展是很不利的，它會大大限制創新的步伐。
時代變了，我們再也不能墨守成規了。如果再不走出這個牢籠，那我們在科技上就很難獲得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