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胡思亂想了,不過我沒有質疑掏錢對一個陌生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不是值得?我爲何會幫助一個與我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這跟我幫助朋友的獨特原則有關:我喜歡把所有的朋友想象成講信用之人,如果有機會的話再從中隨機篩選,篩選的標準就是被騙一次。
也就是說,如果別人說借我的錢,我感覺他人可以,會不假思索地借給他。我算了下,即使他騙了我,最多隻能騙我一次,就算被騙,也騙不了幾個錢,我的資金很有限。
你想啊,我又不是傻子,不可能被同一個人騙兩次。很多人倒是因爲我被同一個人騙過一次而說我是瘋子。
我最傻的一次是在小學五年級,那時候怪我瞎了眼,借錢給一個連飯也吃不起還經常被揍的傢伙。
一天,那傢伙偷了別人的東西,被校外的“狼狗幫”給狠狠揍了一頓,衣服被扯爛了,身上僅有的幾毛錢被搶光了,他用盡最後一絲力氣,晃晃悠悠地支撐到班級門口,然後栽倒在地,一動不動。
十分鐘過去了,他還是不動,跟死人一模一樣。同學們理所當然地以爲他死了,我認爲他只是餓了,沒力氣了,所以爬不起來了。
我拍了他一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一息尚存。他張嘴張了半天沒說出一句話,口水留了一地,同學們像期待一個人的臨終遺言一樣,期待着他能說點兒什麼,個個緊張地大氣不敢喘一下。
我鼓起勇氣,在衆目睽睽之下,把一身傷的他扶了起來,他站穩後,揪住我的上衣,很不客氣地說,媽的!我沒錢吃麪包了,你說怎麼辦?
他可能是被揍的意識模糊了,要不怎麼敢那麼不客氣地跟我說話呢?我看他可憐,大發慈悲,當衆借給了他六塊錢,後來他不守承諾,說還不還。
小學即將畢業,我急了,心想,張口要錢吧,不好意思;要是不要吧,又太虧了。同桌說了,借錢容易要錢難,最好的就是不借,再好的朋友、親戚如果和錢掛了鉤關係就得破裂。
在那個冰棍一毛錢一根的年代,六塊錢對於農村子弟而言可是一大筆錢,要積攢好幾個月才能攢夠,攢錢期間可能被父親揍幾頓。
要賬不易,後來我急中生智,花費了一晚上的功夫,想出一個妙計,我再次找到正在被一羣人圍揍的他,冒着被羣毆的危險,挺身而出打跑了那些揍他的人。
他當時尚未被揍倒在地,右眼已經腫了,鼻血出來了,我拍拍他一身灰塵,說我再借給你四塊吧,到時候你直接還我十塊,你感覺怎麼樣?
我說話的語氣很客氣,也很虛僞,小小年紀的我已經意識到了要債是一件尷尬又傷和氣的事兒。
他聽了我的話愣了足足一分鐘,擦了擦滿嘴的鼻血,感激涕零,一把握住我的手說,兄弟!在這個冷酷無情的學校裡,只有你對我好,等我有本事了一定認你做老大,你放心,我就是把我賣了也一定把錢還給你,只要我不死就少不了你一分錢!
他哭的淚流滿面,我心想,他一定是對我感激的不行,我果斷地把身上最後的四塊錢很放心地掏給了他。
結果,他沒有把自己賣了還我錢,而是把我給賣了。
接下來的三四天裡他消失了,我發動所有的人脈,到處找他也不見他的蹤影,他媽/的!難道他死了?他說過只要不死就還我錢的。
後來,他同鎮的一個同學對我說,他輟學了,跟他媽一塊跑了,跑的連他爹都不找不到。
再後來,也就是幾年之後,聽說他傍了富婆,發了大財,移民去了美國……當時我很爲吃驚,出路不僅上學這一條啊,傍富婆也能飛黃騰達啊!
我回憶了一路童年往事,心情好了很多,一會兒的功夫我們就到地方了。蘇晨在租的住處拿了錢包,說帶我去他們食堂吃一頓,我們點了六個菜,四瓶啤酒,買了兩包軟中華。
我們很能聊的來,在文學方面的話題更是聊的層出不窮。我們都是不可救藥的、最自戀的文字狂、我們都夢想着做文壇的領軍人物、我們都夢想着自己的一本書能賣一千萬。
蘇晨夾了塊豬肘子,吃的滿嘴流油,含糊不清地說:“楓兄,你抽菸多久了?”
我喝了口啤酒,道:“剛加入龐大的菸民隊伍,準備給中國的菸草事業貢獻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蘇晨說:“你還年輕,爲什麼不戒菸呢?”
我對此的回答是:“窮人即使一輩子不抽中華也買不起一輛寶馬,二十年不抽中華能買得起寶馬是富人才能做到的事。”
蘇晨說:“窮人一輩子不抽中華也買不起寶馬的一個輪胎,所以沒必要戒菸。楓兄,那你覺得什麼樣的人生纔有意義、才自由呢?”
我說:“最有意義、最自由的人生是一輩子做着自己喜歡的事。人只有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纔是自由的,你所謂的夢想,無非就是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情,人生應爲自由而戰。”
蘇晨重重地點點頭,道:“你對人生還有什麼看法,包括學業。”
我說:“人一生只做兩件事,一件是工作,一件是學習。人一生只有兩個班,進級和上班。在學校不要做學業的奴隸,在社會上不要做生活的奴隸。”
蘇晨拍案而起,道:“楓兄,幹!今天算是遇到知己了。”
我舉杯,道:“幹!”
把酒杯放下,我說:“我小時候有個夢想,希望當一名電影演員,像李連杰一樣,路見不平,說幹就幹,後來聽說李連杰只在電影裡纔打架,我也就夢想破滅了。再後來,我有個作家夢,但是上學這麼多年只顧學課本知識,至今夢想也未實現,這麼多年活的跟他媽奴隸一樣。”
蘇晨驚訝道:“你說的是真的?”
我說:“如假包換。”
蘇晨站起來,道:“你看我像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