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長宜說道：“這個問題你爲什麼問我？”
舒晴一愣，一時沒弄清彭長宜是什麼意思。
彭長宜笑了，說道：“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覺得我有這方面的問題，所以才問我？”
舒晴這才意識到什麼，她急忙說道：“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可以不回答。”
彭長宜笑了，說道：“沒什麼，這倒不是什麼原則問題。我可以回答。不過你這問題的確問對人了，在我身上都有體現。首先，我異地任職過，即便之前沒有異地任職，就像你說的也幾乎不着家。這樣的工作節奏和方式，極易導致我們這樣的人逐漸脫離正常的家庭生活軌道，甚至極易淡化我們應該承擔的家庭責任，也這是之前我家屬經常抱怨我的，大人顧不上，孩子顧不上，家就是你的旅店。可能這是你們象牙塔裡的人無法想象的。至於爲什麼公款吃喝屢禁不止的問題，我有切身體會，我不是爲基層幹部們開脫，更不是爲我開脫，有個事實你不得不承認，那就是如今的酒席、飯桌，已不單單是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就拓展到了工作範疇，甚至異化爲工作的延續，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際交往和推杯換盞中搞定，許多以私人名義上的請客，往往都是因爲工作，很難分清哪是公哪是私。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拿我的電話來說吧，你說這一天我接了多少電話，有幾個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說下班後甚至睡覺後接的電話都和工作有關，公私從時間上就很難劃清，你能說我下班了，休息了，就不接電話了？真跟美國警察一樣，追着追着小偷，忽然鐘聲響了，下班了，小偷不追了？基層幹部首先在時間上就分不清，下班處理政務的有的是。”
彭長宜頓了頓又說：“還說基層公款吃喝問題，你剛纔說的對，沒有幾個人願意把自己泡在酒裡的，基層的幹部，接待任務太重，這也你都看到了，不說省委，就說上級市委、市政府，那麼多的部門對你一個基層縣市，哪個部門來人你不得招待一番？別說招待，你就是慢待都不行，哪個部分都能卡死你！再有，就是一些迎來客往問題，這個的確和工作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細究仍然說不清。比如，前幾天朱市長招待的一撥客人，是南方電廠的，早先跟亢州談過合作的事，他們去北京路過咱們這，給朱市長打電話，朱市長招待了他們，你能說朱市長不能用公款接待，他要自己掏腰包請客？如果要自己掏腰包請客，像這樣的客人，他一個月接待兩次就差不多工資就光了，再有，朱市長怎麼認識的他們？他們家該不會要建個電廠吧？當然，也有基層心甘
情願招待的，因爲有許多公務招待，是基層幹部向上級展示政績或者遊說重要部門的無奈之舉。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條件下，作爲構建人脈網絡、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種交際應酬，已經成爲各級幹部的一門必修課，久而久之，這種應酬，就以常規性工作方式的名義，扭曲了部分幹部的工作理念。沒辦法，大氣候是這樣，具體到基層幹部個人，也只能隨波逐流，你不這樣，你就是另類。”
舒晴說：“你剛纔說的對，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從出現這麼多看似合理其實是違規的現象。改變這種現象，扭轉社會風氣，就只有依靠法制，依靠制度，當我們的社會秩序由人情向法制轉化後，這種情況，就會不存在了。也就是全社會都納入法制運行的軌道後，基層乃至整個社會就不會出現或者較少出現一些不正之風了。”
彭長宜長長嘆了一口氣，沒有表態。
舒晴扭頭看着他，說道：“我說的不對嗎？”
彭長宜嘴角向上一彎，露出一絲微笑，說道：“你說的對，也很美好，也是人人都盼望能達到的，但是，憑我一個基層幹部的經驗看，沒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是改變不了的。這個相當長的時間還得是我們真真正正地想改變，真真正正地想這麼做。”
“有這麼悲觀嗎？”舒晴問道。
彭長宜答道：“這可不是悲觀，這是客觀事實。如果認爲這是悲觀，那就會矇蔽我們的雙眼，就會看不到問題的本質。”
舒晴笑着說道：“呵呵，受教了。”
彭長宜忽然意識到，他不知不覺中，已經掉進了舒晴爲他設置的“套”中了。他特別強調：“今天我們的談話內容，與我本身的職位無關。”
舒晴笑了，說道：“我喜歡這樣的暢所欲言，再次聲明，我只是瞭解和探討，絕不寫成書面的文字。我一個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員，既然不能做女媧補天的大事，最起碼也能做到杞人憂天吧，或者因爲我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吧。”
彭長宜不再那麼牴觸舒晴的論題，他說道：“西方有位著名學者曾經說過，在現代政治中，農村扮演着關鍵性的‘鐘擺’的角色。這一論斷對中國而言尤爲貼切。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在分析世界範圍內衆多的革命現象時也指出，農村主導集團所起的作用實際決定着政府穩定或脆弱的關鍵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話：得農村者得天下。”
“說的太對了。”舒晴感覺彭長宜不那麼牴觸她了。
彭長宜說：“盡
管我牴觸你的研究論題，但其實我們這些基層幹部有着難以言說的苦惱。這種苦惱是無論如何不能對外人講的。我現在比在鄉鎮的時候好多了，我當鄉鎮幹部的時候，嚐遍了各種酸甜苦辣鹹。那個時候，我們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地板幹部，什麼叫地板幹部，就是最底層的幹部羣體。處在最底層，卻肩負着維護一方穩定、發展一方經濟的重任，這些基層幹部們的行爲，是最具體而直接地體現黨的執政能力和形象問題。然而，這又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羣體，他們所承受的工作壓力和身心壓力沒有人更多地去關注、去關心。”
舒晴說：“我想，我現在能理解一些了。”
彭長宜點點頭，接着說道：“這是咱們私下裡講，基層幹部，真的是苦惱多於快樂。當年我在基層的時候，總是抱怨上級不理解下級，現在我有幸到了原來上級的位置，也煩他們跟你訴苦，只要你一佈置工作，任務先擱在一邊，他們先跟你強調各種的困難，各種的苦。時間長了，我也懶得聽了，我經常這樣說：困難有唄，的確有，我知道，因爲我也在基層幹過，殯葬改革期間，黑天半夜，我親自擡過死人，清理整頓五小的時候，我帶着人，蹲坑守候，風餐露宿，防止冒煙，甚至遭人暗算，基層工作，能沒有困難嗎？沒有困難要我們這些人幹嘛？國家天天給你開着工資，就是讓你喝茶看報紙嗎？還有一點，就是山區的幹部好管理，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幹部越不好管理。”
舒晴問道：“依你看，基層最大的工作難點體現在哪些方面？是幹羣關係嗎？”
彭長宜搖搖頭，說道：“幹羣關係稱不上是最大工作難點，最大的難點我認爲是權小責大。我在鄉鎮工作的時候，就把這種矛盾比喻成小馬拉大車。”
“哦，怎麼講？”舒晴對彭長宜的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彭長宜駕駛着方向盤，在穩穩地超過一輛車後，才心平氣和地說道：“首先，經濟發展是基層最迫切的問題。發展地方經濟，恐怕是任何一個基層幹部都想做的事，不管上級有沒有這樣任務指標，爲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每一個基層幹部的心願，因爲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這是基層幹部，特別是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們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內容。再有，就是現在時興搞一票否決制，這個壓力也是最大，你想，上面千斤擔，鄉鎮一肩挑，檢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我在北城擔任政府一把手的時候，就曾經代表區政府就跟市裡一年簽過23項責任狀，哪一項都能將你一票否決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