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千歲魏公公收礦稅是無稽之談。
開礦這個話題在天啓朝幾乎是一個禁題，誰提開礦，明熹宗必然嚴加訓斥。
天啓元年十月九日府軍右衛後所百戶陳有繼奏請開礦，命付詔獄治之。有繼論斬，並謫同謀御馬監內璫樑運南京軍。
這位後輩想學前輩慫恿萬曆開礦一般去慫恿明熹宗也開礦，他估計不知道明神宗在臨死之前遺詔罷除礦稅，熹宗他爹在繼位之前以太子令旨明確罷除，熹宗繼位以後也再三明令礦稅業已罷除，結果撞在槍口上，被朱由校論斬。
魏公公時期，天啓五年九月十四日御史楊新期疏請開才用，得旨：方今海內虛耗，正宜休養民力，何得以開礦生釁？
楊新期不諳事體，姑不究。
這位名列東林點將錄的楊新期請求開礦以濟國用，竟然被明熹宗以不諳事體責備。
明熹宗纔是真正的身在閹黨，心在東林。
天啓七年三月初六豐城侯李承祚疏陳三議：一、江西南贛吉三府仍食淮鹽；一、開採珠池、一開銅礦以資鼓鑄。
得旨：珠池、銅礦封禁已久，如何輒議開採，以驚擾地方。江西南安等三府食鹽應否全歸淮額，該部議妥具奏。後部覆請以吉安一府食淮鹽，從之。
誰敢提開採，明熹宗就訓斥誰。
天啓七年五月十七日掌內官監太監李永貞題：銀礦洞口封完，乞勑嚴禁，以保久遠。
得旨：據奏，近畿礦洞俱已封固，又將山場草木燒燬，盜賊斂跡，具見恪守廠臣法令，勤勞敬事，即著行霸易二道永久扃閉，並涿州參將以及各該州縣正官分防協禁，嚴加巡警，如有疏虞，將地方官參來重處。所以魏公公也就順着主子，乾脆把近畿的礦洞都給封了。
所以，天啓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賢搞錢的法門實在是不多的。
魏忠賢搞錢也不是爲了大明朝廷搞，主要爲了個人，都靠貪污。
所以，魏忠賢對於韋寶搞錢給皇帝，是持肯定態度的。
魏忠賢自己弄到手裡的銀子，自然捨不得拿出來給皇帝，拿出來給大明朝廷。
但魏忠賢作爲掌權者，很清楚皇帝和朝廷比他更加需要錢。
韋寶在這一年當中，已經陸陸續續向皇帝提供了超過三百萬兩的鉅額銀兩，這也是爲什麼朱由校看見韋寶像是親人一般的原因。
韋寶和幾位閣臣，一起恭恭敬敬的向陛下行禮。
“行了，都平身吧。韋愛卿，朕聽聞你昨日來京的，一路路途勞頓吧？”朱由校向韋寶招手示意道：“你站前面來。”
雖然韋寶的官階仍然只是正三品，在這裡根本排不上號。
但韋寶現在是侯爵的身份。
別說是侯爵，就是最低等的伯爵。
有爵位就是不一樣的，可以說，韋寶是在場的人當中品級最高的，甚至比顧秉謙都高，都說的過去。
所以韋寶向幾位內閣大臣拱手示意之後，也沒有謙虛，便按照皇帝的意思，站在了離朱由校最近的地方，“謝過陛下關心了，昨兒個傍晚到的。”
“嗯，朕今日聽聞你與幾位閣老一起入宮見朕，朕很欣慰！韋愛卿啊，你不但能文能武，爲大明朝廷增加了許多銀子進項，還爲朕和朝廷擋住了不可一世的建奴，豐功偉業，堪比太祖爺與成祖爺一代的從龍功臣。”朱由校笑道。
“陛下言重了，微臣惶恐。”韋寶趕忙謙遜道。
在宮外，韋寶無論怎麼趾高氣昂，不低調都沒事，在皇宮，在皇帝面前，韋寶還是懂的低調的。
因爲皇帝能隨時要自己的命，皇宮也沒有警衛力量保護自己，這一點，韋寶很清楚。
不光韋寶很清楚這一點，每一回韋寶入宮，韋寶的手下人都會很焦慮。
像是林文彪，恨不得能隨着韋寶一同入宮，但那不可能。
“大家都坐下談吧，今日不是上朝，不必拘束。”天啓皇帝朱由校對幾名閣臣道。
幾名閣臣也不謙讓，道謝之後，便在太監們搬來的位置上分別坐下了。
只有一個臣子，仍然站着，就是剛纔引起韋寶好奇的那個五品官。
在地方上，五品官不算小了，但是在京城，真的只是小吏而已，在皇帝面前，更是小吏中的小吏。
“他叫楊嗣昌，是戶部的主事。”朱由校道：“楊嗣昌，你對大家說說今年的財政缺口有多大。”
“是，陛下。”楊嗣昌答應一聲。
韋寶心中微微一凸，才知道這就是楊嗣昌。
楊嗣昌的大名，韋寶在重生之前，在現代的時候就比較熟悉。
這位老兄在天啓朝不算什麼，但是後面在崇禎朝，可是了不得的人物，簡直可以說是主角級別的人物，戲份甚至比崇禎還多。
萬曆十六年戊子，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楊嗣昌出生於明朝湖廣常德府武陵縣，他是三代單傳之獨子，父親是楊鶴，官至兵部右侍郎、三邊總督。
武陵楊氏原籍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間因詿誤而發配武陵充軍，後代逐漸崇尚文學，追逐功名。
楊嗣昌在家風薰陶下，自幼潛心讀書，埋頭科舉，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中舉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進士及第，開啓了從政生涯。
韋寶十五歲金榜題名，但韋寶的功名都是搞鬼得來的，並不是真本事。
人家楊嗣昌就不同了，十七歲就中了舉人，二十一歲就金榜題名了！
這是貨真價實的大儒了。
在封建科考時代，做官晚和做官早，天壤之別，但凡能在歷史上留下大名的，幾乎清一色都是年少就金榜題名的人。
張居正是如此，楊嗣昌也是如此。
因爲只有年少提名，纔有足夠的時間熬資歷，才能在年輕的時候在朝政中發揮作用。
人一旦老了，就會缺乏鬥志，很多事情就沒有了銳氣。
楊嗣昌步入仕途後，歷任杭州府學教授、南京國子監博士、戶部福建司主事、戶部江西司員外郎等官職。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擢戶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啓二年，1622年五月遷南京戶部新餉司郎中。
天啓二年五月初二日剛上任就替登萊巡撫袁可立向皇帝請餉，“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聖明裁定，賜予若干。”
到天啓五年，1625年，，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漸有擅權之勢，與朝中東林黨人矛盾日益尖銳，楊嗣昌爲躲避政鬥漩渦，遂稱病掛冠，隱居家鄉。
其父楊鶴亦被魏忠賢罷官，返鄉與楊嗣昌一起隱居，過着優遊林下的生活。
當時，後金侵犯明朝，遼東告急，軍需吃緊，楊嗣昌留心邊事，將他在戶部參與財政管理的經歷編爲《地官集》二十卷。
現在韋寶與楊嗣昌見面的這個時間點，就是楊嗣昌父子快要暫時離開大明朝廷的節點。
天啓七年，1627年九月，信王朱由檢即位，是爲崇禎帝。
不久後，魏忠賢被扳倒，楊鶴、楊嗣昌父子亦先後被起用。
崇禎帝還未登基時，就看過楊嗣昌的《地官集》等書，讚歎楊嗣昌的才能。
崇禎元年，1628年，楊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加右參政，不久後移霸州道。
崇禎四年，1631年九月遷整飭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
此時，他的父親楊鶴因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任上招撫流寇神一魁失敗，被下獄論死，楊嗣昌聞訊後三次上疏請求辭職，以代父罪。
結果崇禎帝免了楊鶴的死罪，而改戍江西袁州，然而卻沒有讓楊嗣昌辭職，還多次溫言撫慰，激勵他盡職任事。
翌年五月，楊嗣昌被任命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關、永平府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他在任內整飭防務，修築山海關兩翼城。
崇禎七年，1634年九月，他被提拔爲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鎮總督，赴任後六次上疏陳述邊事，並主張開礦招工以瓦解亂黨，多所規劃，給皇帝的印象是異才可用。
不久後，楊鶴去世於袁州，楊嗣昌回家丁憂，一年後又遭繼母丁氏之喪。
這時，關外滿清入塞大掠，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崇禎帝決定起復楊嗣昌，遂於崇禎九年，1636年十月下旨奪情，命楊嗣昌接任兵部尚書。
楊嗣昌三疏請辭，崇禎帝不許，他便於崇禎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開始活躍於政治舞臺的中心。
此時是1625年年底，楊嗣昌只有三十六七歲年紀，離四十歲尚且有一段距離，也就是說，再過十二年不到，楊嗣昌便將居於高位，影響整個大明的朝政和軍事。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時，明王朝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泥潭中，清軍多次入塞，威脅明朝京師安全。
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幾十萬起義軍在中原流動作戰，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楊嗣昌蒞任前的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陝西巡撫孫傳庭在黑水峪大破起義軍，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轉。
楊嗣昌在守制時關心時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書後就已對明朝的未來有了詳細的規劃，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於筆札，富有辯才，每次皇帝召見時，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談。
與前任兵部尚書的呆滯木訥之狀迥然不同，因此崇禎帝每次召見他的時間都遠遠超過規定時間，對他幾乎言聽計從，甚至驚歎：“用卿恨晚！”
楊嗣昌對明朝未來的規劃可歸納爲三點：一、攘外必先安內；二，足食然後足兵；三、保民方能蕩寇。
其對策主要集中於前兩點。
對於第一點，他認爲天下大勢好比人的身體，京師是頭腦，宣、薊諸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勢是烽火出現於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圖緩，內憂更不能忽視，因爲它流毒於腹心，如果聽任“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乾”，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張先與清朝和談，穩住京師附近的局勢，專心致志、一鼓作氣的剿滅農民軍。對於第二點，他建議增兵12萬，其中步兵74000人，馬兵36000人，並增加餉銀280萬兩，採取均輸、溢地、寄監學生事例、驛遞四個途徑。於是崇禎帝在他的建議下先後向民衆加派剿餉和練餉。
楊嗣昌所提的三點綱領，都是爲了實現他“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計劃來服務的。
這一計劃的執行依靠的是五省總督洪承疇和五省總理王家楨的配合，洪承疇已在圍剿農民軍的過程中頗建功勳，但王家楨被楊嗣昌認爲是個庸才，不堪此任，於是楊嗣昌經密友禮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紹，向崇禎帝推薦了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五省總理。
各省督撫在楊嗣昌的指揮下，圍剿農民軍有了很大進展，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廣農民起義軍領袖劉國能、張獻忠先後受熊文燦招撫，楊嗣昌鑑於其父招撫失敗的教訓，提出反對意見，並主張劉、張等殺賊自效纔可信任，崇禎帝和熊文燦急於招安，楊嗣昌只好順從皇帝意見，相信了農民軍的投降。
結果劉國能確實效忠明朝，但張獻忠卻是假招安，最終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時的闖將李自成正在洪承疇、孫傳庭等的窮追不捨下勢力銳減，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逃亡商洛山中。
楊嗣昌所說的“十年不結之局”似乎就要走到盡頭。
就在楊嗣昌緊鑼密鼓地指揮圍剿農民軍的同時，亦開始籌劃對清議和的事宜，以緩解明朝的外部壓力。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楊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力主對清妥協，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羣盜”。
同年五月三日，崇禎帝在中極殿以“剿兵難撤、敵國生心”爲主題策試大臣，楊嗣昌在策論中以天象引入話題，接着列舉歷史上天象示警與異族關係的故事，如東漢時日蝕火星，漢光武帝與南匈奴議和，宋太宗時月蝕熒惑，宋軍興師伐遼而戰敗。
其實他是藉此影射他對清議和的主張，正如談遷所說：“星曆之學非嗣昌所諳，而推言之甚詳，專爲建虜而發，力主封賞。”
儘管多數朝臣反對此議，但崇禎帝卻非常賞識，加上楊嗣昌無偏無黨、勇於任事，崇禎帝對他更加信任。
於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於當年六月提拔楊嗣昌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故人稱“楊閣部”。
其實，楊嗣昌已經在秘密啓動議和行動。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遼東巡撫方一藻派瞽者周元忠出使瀋陽，試探口風，皇太極對其相當禮遇，並表示：“如有確議，則撤兵東歸”。
楊嗣昌接到方一藻的報告後，立刻建議崇禎帝允許方一藻及總監太監高起潛便宜從事，辦好議和，得到崇禎帝默許。
周元忠回到寧遠，帶回皇太極致高起潛的書信，信中稱：“仍言講款，若不許，夏秋必有舉動。”
楊嗣昌極力勸說崇禎帝把握時機與清和談，但崇禎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潛“細酌”。
楊嗣昌不依不撓，繼續上疏批評言官不顧兵部處境，只會空言誤國，請求“聖鑑允行”，即明確批准方一藻與高起潛議和。
此時楊嗣昌主導議和已經公開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議，掀起彈劾楊嗣昌運動，其中攻訐最力的是少詹事黃道周，他們表面上反對楊嗣昌“奪情入閣”，實際上反對他主導的對清和議。
崇禎帝於當年七月五日召集羣臣於平臺，讓楊嗣昌與黃道周在御前辯論，最後崇禎帝袒護楊嗣昌，貶斥黃道周等彈劾楊嗣昌的官員。
儘管楊嗣昌擺脫彈劾，但崇禎帝礙於羣臣反對，不敢接受楊嗣昌的建議，對和談明確支持，方一藻、高起潛與滿清的和議遂不了了之。
同時，新被起用的兵部尚書盧象昇亦堅決反對與清議和，與楊嗣昌形成尖銳對立。
皇太極見此情形，乃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舉入塞，對明朝展開懲罰性打擊。
由於明廷內部政見分歧，總督天下援兵的盧象昇未能與楊嗣昌、高起潛良好配合，導致盧象昇戰死於鉅鹿賈莊，七十餘城先後失守，四十六萬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樞。
到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軍方纔揚長而去。
事後追究責任時，楊嗣昌雖被彈劾，但崇禎還是保住了他，並感慨：“大事幾成，爲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
崇禎十一、十二年之交的清兵入塞，使局勢急轉直下。
不但楊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和談計劃化爲泡影，十面張網戰略也因爲洪承疇、孫傳庭被調入京師勤王而使農民軍死灰復燃，逐漸成爲一張破網。
張獻忠在谷城厲兵秣馬一年有餘，終於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舉反旗，李自成前去會合，八月以後又分東西兩頭行動，至此“撫局”破產，明朝內地再度陷入干戈擾攘之中。
楊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後，就承受巨大壓力，不僅李希沆、王志舉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責任，他本人也屢次上疏引咎辭職。
崇禎帝貶斥了彈劾他的言官，並令他落職帶冠視事，不久以敘功名義使其官復原職。
楊嗣昌已有脫身之意，遂推薦四川巡撫傅宗龍接替他的兵部尚書之職。
沒過一個月就傳來張獻忠撕毀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楊嗣昌知道後頗爲不安，因爲招撫張獻忠的熊文燦正是他本人推薦的，熊文燦被捕，他顯然難脫干係。
崇禎帝似乎也漸漸發覺楊嗣昌有點不靠譜，自己已經力排衆議委以重任，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師，倘若成功，便可以對外面有個交代。
楊嗣昌揣摩帝意，請纓督師，崇禎帝順水推舟，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楊嗣昌督師平寇，賜尚方寶劍。
經過一番準備後，楊嗣昌於九月六日陛辭，當日平臺餞行時崇禎帝贈詩曰：“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楊嗣昌聽罷，邊哭邊拜，隨後離開京師，踏上不歸之路。
楊嗣昌抵達湖廣襄陽行營以後，便積極展開部署，以圍剿張獻忠。
崇禎十三年，1640年二月，楊嗣昌麾下的總兵左良玉在川東夔州府太平縣瑪瑙山大敗張獻忠，楊嗣昌報捷戰果“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巖谷死者無算。”
張獻忠的妻妾高氏等和軍師潘獨鰲都被俘虜，押往襄陽。
崇禎帝聞訊大喜，不僅加封左良玉爲太子少保，還親筆慰諭楊嗣昌。
但是，由於楊嗣昌沒能處理好諸將關係，導致左良玉和賀人龍兩員驍將都不肯聽命，陝西總督鄭崇儉也對他陽奉陰違。
崇禎十三年，1640年八月，官軍在夔州府大昌縣土地嶺吃了敗仗，局面再度惡化。
因爲四川巡撫邵捷春無能，楊嗣昌親自來到重慶主持圍剿。
張獻忠流竄四川，楊嗣昌尾隨追擊，疲於奔命，張獻忠曾作順口溜挖苦道：“前有邵巡撫，常來團轉舞；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
當時楊嗣昌曾貼出告示說：有能擒斬張獻忠者，賞銀萬兩。
不久後他的行營衙門驚現張獻忠的傳單，上面寫道：“有斬閣部者，賞銀三錢。”
楊嗣昌瞠目結舌，對周圍疑神疑鬼，身心更加痛苦。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張獻忠又在開縣黃陵城大破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趨襄陽。
與此同時，一直被圍困在奉節魚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與楊嗣昌的矛盾，突圍轉進河南，並攻陷了洛陽，處死皇叔福王朱常洵。
二月五日，楊嗣昌一直認爲安全的行營襄陽爲張獻忠所奇襲，襄王朱翊銘被殺。
張獻忠在處死朱翊銘時還說：“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