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晴接過寇京海遞過的茶水，她喝了一小口，說道：“我感動震驚的是基層的同志太辛苦太不容易了，就說這次計劃生育普查吧，省裡下發的文件，不足五百字，同時，我也看了錦安市政府下發的有關計劃生育普查的文件，這個文件的文字和要求具體細緻了許多，有一千多字。我後來也看了咱們亢州市委政府下發的文件，這個文件就非常具體了，甚至具體到了沒一個環節負責的領導人，這個文件估計全文有四五千字。在省裡，可能就是一個部門工作，但是到了基層，就變成一個全市的中心工作了。這一點讓我很是感慨，感慨基層工作的千頭萬緒，繁雜瑣碎。”
彭長宜點點頭，說道：“謝謝省領導對我們基層工作的理解。”
舒晴笑了，說道：“你們別一口一個省領導的，我不是，真正稱爲省領導的不是我們這個級別的，最起碼是副省長以上才能稱爲省領導，再這樣跟我叫，我就可以認定自己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從市委書記到普通一員，是不歡迎我這個學生的。”
“哈哈，哪裡，言重了，言重了。對於省領導，我們一年到頭見不着幾次，但是一年卻能接到無數個省領導簽發的有關文件，所以，見到你，自然就稱爲省領導了。”
舒晴聽彭長宜這麼說，就不由地噗嗤笑了，想說什麼又咽了回去。
彭長宜感覺她的笑裡有幾分詭異，就問道：“笑什麼？”
舒晴說：“突然想起孟客書記的一句話。”
彭長宜見他不往下說，就問道：“他說什麼？”
“這個……不能說……”
“哈哈，那我知道了，肯定沒好話。”寇京海說道。
“也不是壞話。”舒晴說道，她其實是想起孟客評論彭長宜時跟她說的一句話，他說彭長宜是沒的吃都有的說的主兒。想到這裡，她掩住嘴笑了。
彭長宜見舒晴不說，也就不再追問，就說道：“接着談你的感想，除去剛纔說的這些，你感到迷茫和疑惑的是什麼？”
舒晴感到彭長宜的確善於抓住話題的核心內容，他不想過多聽她對基層的歌功頌德，直接就問她感動疑惑的東西，可見，這是個外粗裡細的人。
她看了看曹南和寇京海，又看了看彭長宜，說道：“我不知該不該把我內心的想不通迷惑說出來，儘管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
彭長宜見舒晴吞吞吐吐，就說道：“儘管說，他們三位都是久經考驗而且黨性原則甚至弟兄情誼都非常強的人，無論你想說什麼，都不會引起負面影響。”
舒晴聽彭長宜這樣鼓勵她，就說道：“其實，我這個迷惑是從寇主任彙報的時候產生的，就是你們在彙報時候說的那個計劃生育工作最難做的一點就是拿……大月份……”
“哦？”寇京海迅速看了一眼彭長宜，就說道：“是，我在彙報中是有這麼一句話。”
舒晴囁嚅了半天才說：“我也許從沒有接觸過這個工作，對這項工作認識也比較模糊，一知半解都做不到，我想說是的是……是那個……”
彭長宜見舒晴欲說又止難以啓齒的樣子，就知道這個象牙塔裡的哲學姑娘，遇到了國策問題最爲殘酷的一個側面，他不忍逼她直白地說出自己的疑惑，就說道：“我明白了，你想說的是不是兩個字的問題……”
舒晴連忙點點頭。
此時，在座的都意識到了舒晴想說的是哪兩個字的問題，但是誰都不好點破。
彭長宜微微笑了一下，說道：“這兩個字，也是咱們這項工作一直受到西方詬病的一個問題。如果單單說這一項工作，是無法解釋清這個問題的，我這樣跟你說吧。”
彭長宜清了清嗓子，說道：“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克萊因，他一直關注着我國的農業問題，他曾對中國前去訪問者說過，中國靜靜的兩大問題：一是農業，二是人口。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楊振寧，也說過相同的話：中國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太低，而導致這個困難的直接原因就是農民人均收入超級偏低。你剛下來，可能沒有體會，我在貧困地區工作過，我跟你說啊，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走進農民的時候，他們的生存狀況都會讓我感動震撼和隱痛。”
舒晴皺了一下柳葉眉，她睜着兩隻漆黑明亮的眼睛看着他，儘管他說得那種震撼和隱痛她不曾親身感受過，但從彭長宜的神態中，她感到了沉重。
“我們有相當多的貧困地方，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貧困，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落後，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苦難和悲壯，而伴隨着這些的往往就是人口的過度生育，經常是這樣的情況，一個家庭有三四個、四五個的孩子，當然，隨着計劃生育工作的深入，這樣的家庭在年輕一代人的身上少了些。”
“我們常常說，我們以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爲十三億人提供了糧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世界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是在以佔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農民才養活了這百分之二十多的人口的。”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我們的人口已經達到了極限，而伴隨着人口極限，就繁衍出了另一個現象，就是落後，就是貧窮。”
舒晴靜靜地聽着，這是唯一一次談話中，她從這個基層市委書記的臉上沒有發現以往的那種狡黠和隨性，她看到了他少見的嚴肅和莊重的表情。燈光下，他的眼睛看起來是褐色的，暖暖的，迴盪着愛憐和迷惘，沉重和無奈，他的鬢如刀削的臉龐，他的高挺的鼻子，他的線條利落的下巴，都加重了此時這個男人的沉重感和莊嚴感……
“西方人，讓我說就是溫慶軒常說的那句話，忘我之心不死，拿計劃生育這事大做文章。我們有我們的國情和國策，誰家過日子都是按照自己家的實際情況過的，一家有一家的經，明明鍋裡沒有那麼多的米，我們爲什麼還要增添那麼多吃飯的嘴，當然要控制生育了。再說了，他們就那麼講究那兩個字嗎？我記得美國美國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隻要你的身體裡流淌着哪怕一滴黑人的血液，那麼你就是黑人。種族歧視到現在仍然沒有真正解決，就這一項，他就沒有任何權力對別人說三道四。當然了，我們在具體工作的時候，也難免有時候會有執行起來有失偏頗的地方，但是，必須看到這項工作的主流，不然，也不會把這項工作當做一項基本國策還實行了。”
“所以，我們只需念好我們的經，不要去理會加在我們頭上的種種不適之詞。你頭來的時候，我 說讓你協助棟樑書記抓抓計劃生育工作，呂秘書長就擔心，擔心你會對這項工作有看法，還擔心你會接觸到在象牙塔裡接觸不到的一些嚴肅而又無奈的現實問題，我是從基層一步一步走上來的，基層的工作，我是門清，但我還是堅持讓你徹底地見識見識一下真正的基層。看來，呂秘書長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那一刻，舒晴的臉紅了，她爲自己的少見多怪尷尬了。本來，上次來亢州宣講那次，在古商州遺址，彭長宜就跟自己說過：基層有好多事，幹得說不得。這話已經表明了基層工作有着許多的無奈，可是自己還因爲今天寇京海彙報中的一句話而少見多怪。這就是基層的同志。他們的多面的，他們是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執行者和貫徹者，同時，又是廣大羣衆的代言人，他們長年累月在這種角色對衝中游刃，肯定也會有着跟自己相同的感受，只是他們誰也不說罷了，偏偏自己仗着知道的多一些，問了這麼一個愚蠢幼稚可笑的問題。
她偷眼看了看其他人，見大家的表情都很莊重地看着彭長宜說話，她也把目光投向了彭長宜，就見這個男人的確比平時神態嚴肅了幾分。
寇京海也論述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曹南和呂華也分別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舒晴注意到，他們沒有一句話涉及到上邊的政策，也都是按照彭長宜的思路展開的話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也沒有把責任推給政策。這一點，出乎舒晴的意料。
其實，在開始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她就想有可能彭長宜會將這一切歸於政策，歸於上級的決定，但是他沒有，他的同僚們也沒有，這就說明他們是講政治講原則的人。對這個問題是經過無數次深思熟慮過的，肯定也和自己一樣，有過同樣的困惑，這種困惑他們不可能像她一樣說出來，他們不敢說，甚至不敢跟同僚們討論，更不敢跟上級討論了。她真切地感到了基層同志的偉大。想到這裡，她由衷地說道：
“你們真是太了不起了。”
彭長宜笑了，看着她說：“剛纔還對我們持懷疑的態度， 現在又覺着我們了不起了？”
舒晴怪嗔地看了彭長宜一眼，申辯道：“我沒有對你們持懷疑態度。”
“不是對我們，是對我們的工作持懷疑態度。”彭長宜糾正她的用詞。
舒晴不好意思地說道：“也不是，只是心裡突然產生了一點疑慮，就拿出來向彭書記請教了，怎麼能說是懷疑呢？”
彭長宜知道舒晴說的是真心話，就不想繼續爲難她，轉了個話題，說道：“我聽呂秘書長說你上午找我着，有什麼事嗎？”
聽彭長宜這樣一說，曹南和寇京海知趣地走了出去，隨後，呂華也拿起水壺，佯裝去要水，也走了出去。顯然，他們是迴避。
舒晴一看，大家都走了出去，就說道：“哦，是這樣，婦聯徐主席找到我，想讓我給女同胞們講講課，我因爲不太瞭解市情，不知該講什麼好，就想徵求一下你的意見，是否有這個必要。”
彭長宜感覺舒晴是個謙虛的女孩子，她沒有因爲自己身居高位而看不起人，也沒有因爲自己的學識而高高在上。就問道：“給女同胞們講課？”
“是的。”舒晴回答。
彭長宜說道：“首先要明確給哪個層面上的女同胞講課。是女幹部，還是全市所有的婦女，還是女家屬？”
“女家屬？”舒晴不解地問道。
“是的，女家屬就是目前幹部們的女性家屬們。”彭長宜解釋着說：“不瞞你說，我在沒離婚前，就一直有這麼一個想法，就是想能不能給女家屬們講講課，講講怎樣當好領導幹部的家屬，後來，唯恐這個話題遭到女權擁躉者們的轟炸，所以，一直沒有付諸實踐。而且那個時候我人在三源，即便是三源搞這樣的活動，我當時的家屬也不可能到三源去聽課，如果我家屬不去聽課，那麼搞這個活動就對我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
舒晴問道：“你當時的家屬爲什麼不可能去三源聽課？”
彭長宜說：“因爲我不可能把她拘到三源，再說，路這麼遠，孩子還要上學，如果因爲這個我家屬這麼興師動衆地去三源聽課，我反而擔心會引起不必要的猜測，反正種種原因吧，這個念頭也就從腦中一閃而過了。”
舒晴笑了，她說道：“看來，彭書記有這個想法也的確是想有的放矢。”
彭長宜也笑了一下，他看着舒晴笑着露出的潔白牙齒，感覺她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意圖，不然她不會笑得這麼會心，就說道：“不瞞你說，我的確有私心。那個時候，我就從我的家庭中，看出了問題。領導家屬，是領導幹部的最後一道防線，這道防線築牢固了，領導的安全係數就會高，就會少給領導找好多不必要的麻煩。我給你講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真實例子，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講過，而且目前我們已經離婚了，再說這些就更不好了。”
舒晴收住笑，認真地點點頭，說道：“我保證。”
彭長宜接着說道：“還是在我剛到三源的時候，當決定整頓礦山後，三源那些礦主們就開始鑽到我家來了，我家屬沒有告訴我，就收下了禮物，當然還有現金。這期間我不說天天也差不多總是往家裡打電話，但是我家屬沒有告訴過我，等我回來後，發現了這些禮物還有大量現金，才知道有人來我家了。幸好我家屬記下了這些送禮的人名單。儘管後來這些禮物包括現金我以一種極其特殊的方式退了回去，但還是傷了一批人，無形中就把我置於這些人的對立面上來了……”
舒晴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什麼是極其特殊方式退禮？”
“特殊方式就是非正常的方式。”彭長宜說道：“我沒有建廉潔賬戶，也沒有把這些東西充公上交。你不是有錢送禮嗎？那就送吧，你送多少，我就收多少，然後，一筆不拉地我都捐給了養老院，學校，包括單個資助貧困生。”
“哦？”舒晴感興趣地看着他。
彭長宜又說道：“當然，我不是以我彭長宜的名義捐助的，如果那樣的話，別人說我是沽名釣譽我是一點撤都沒有，我做得比較實在，我是以送禮人的名義捐助的，知情範圍只有秘書和秘書長兩個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這樣，既保住了送禮人的面子，也保住了我自己的清白。”
“這個辦法好，看來，如果想退禮，是怎麼都能退回去的，關鍵在於你是不是真心想退？”舒晴說道。
“有點道理，但不完全。”彭長宜說道：“不過首先聲明，我彭長宜這麼多年也不是絕對的一清二白，事實上別說我，就是任何人都做不到那麼一清二白，但最起碼這種時候的錢財我是一點都不敢沾的。我私下就跟個別人說過，我說，我很在乎這個小芝麻官，別看官不大，卻是我們家祖宗八輩的墳上冒青煙的結果，所以，我很珍惜這個烏紗帽，說白了就是有官癮，不想因爲自己的私慾弄丟了它，我說還指着這頂烏紗帽過活呢，想把這個官當得長久一些。你今天給我送禮，我就認爲你沒按好心，就是想買我這頂官帽子，對於愛官如命的我來說，這就跟要我命差不多，你說，對這樣的人送的禮，我能要嗎？不但不能要，還會把你當做仇敵。”
彭長宜說的很真誠，沒有半點的矯情和炫耀：“所以，話還是回到開頭我說的那層意思，假如當初我家屬打電話告訴我，我就會及時教給她怎麼做，就不會有後來那麼多‘熱心捐助’的好心人了。我家屬不告訴我的心思我也明白，肯定是捨不得退回去，再有，面對這些送禮的人她也是估量不足。人家既然想送，就會想盡辦法讓你收下，就不會把禮物帶回去。儘管我家屬有私心，但她還是用心記下了送禮人的姓名單位，因爲她必須對我要有個交代，不然，我就真的沒辦法以這些人的名義捐贈了。當然，我在後來就給她補上了這一課，給她講了怎樣拒絕他們。其實，作爲領導人的家屬，要比領導者本人拒禮更有理由，真的。”
說道這裡，彭長宜加重了語氣：“只要把家門關嚴就會少許多麻煩的。所以，如果要是你能給家屬們講講這樣的課，我想會對每個幹部的仕途大有好處的。還有，光自己做到拒禮還不行，還要從孩子、從家庭利益這個角度去規勸自己的丈夫，要時刻敲警鐘，千萬不能對這些買你官帽子的人大開方便之門，那樣的話，就真的完了。去年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捕的徐炳鬆，在事後寫過一篇懺悔錄，他說：像我們這些當官的，也得到巨大好處，老伴、兒子、兒媳，全家都有較好的工作，收入不菲，儘管組織上規定的待遇並不高，但實際上住房、坐車、醫療、吃飯及其他活動交往等等，絕大多數人是達不到的。組織和人民給予我們的確實很多很多。但不容置疑，我確實在貪……被捕後，頃刻之間，我的一切全然發生了改變，巨大的落差使我思緒萬千，痛苦異常，我想起了過去創業的艱辛，歲月的磨難……等等，說真的，他的話對我有非常的觸動，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的，反正我有時就是這麼想的，所不同的是，他是監獄裡反省時想到的，我卻是在自由空間裡這樣想的。我的一位老領導常告誡我說，細水長流，不用說別的，就是職務上的一些實惠就夠我們享受的了，要是再貪的話真的就是不知足，就是找死了。但光是領導個人有這樣的認識還不行，對家屬也要經常這樣教育，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少犯錯誤，才能真正做到警鐘長鳴，所以我說你應該給這些幹部家屬講講課，就講怎麼當好領導的後盾，當然不光包括拒腐，也包括支持、理解丈夫們的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