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交流的增加，不可避免地接受了相互之間的影響。德國通過色當戰役徹底打敗法國阻撓，完成國家統一併迅速成爲現代工業強國的崛起過程，是非常值得借鑑和學習的榜樣，其在政治和軍事制度方面所體現出來的高效率，也是政治改革家們所效仿的楷模。
張作霖統治集團內部的部分人也認爲流行的法西斯主義可能是中國迅速解決政治和軍事混亂的一個秘方。
不要被後世的教科書式的結論矇住了視野，首先我們有必要釐清到底什麼是納粹。它是德語的中文譯音，現在一般翻譯爲“國家社會主義”。
但其實這種翻譯是以訛傳訛造成的，最好的翻譯其實是“民族社會主義”，“國社黨”也應該翻譯爲“民社黨”更確切。
而“國家社會主義”在德國曆史上另有其事的。“國家社會主義”是19世紀歐洲衆多的“皿煮社會主義”的一個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洛貝爾圖斯和拉薩爾。
因爲在英德文中“NATION”、“STATE”都可以表達國家的意思，但側重點並不相同。NATION強調的有民族形成的國家，STATE強調的制度化的獨立主權體形成的國家，所以美國是STATE，而中國是NATION。
那到底什麼是法西斯呢？其實是羅馬政|府官員執行法定權力的標誌：有一束木棒中間綁有一長斧，意味着國家賦予的法定的暴力與權威，強調的是尊重與服從。
在歐洲，這個標誌意大利、德國、法國、西班牙都使用過，甚至美國林肯紀念堂前也有。實話說，要不是後來德國搞二戰敗了，納粹本身也不會人人喊打，畢竟國家的本質就是暴力機器嘛。
納粹的上臺幾乎揹負上了當時整個德國所有階層的對德國和自己的最後希望。德意志民族幾乎狂化了：想戰鬥，想與一切不公、一切欺侮戰鬥，哪怕是服用毒酒，惡魔付身，投火自|焚，都在所不惜。只要能夠改變現狀，只要明天就能戰鬥！
之所以用這麼激昂的字眼來描寫德國納粹的上臺，其實不是爲了說德國的30年代，而是爲了說正史上中國的20、30年代。看看中國當時所處國際環境和國內現實，回顧中國的文化歷史傳統與百年來的外來欺凌，中國與德國的區別只是最終“紅色革命”勝利了而德國失敗了而已。
正如鄧|小平們所說過，“不是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選擇了中國”。因爲中國當時的有識之士想法也很簡單，要改變，要戰鬥，明天就要改變，即使惡魔伏身也在所不惜！
而當時這種想法也不僅是中國共chan黨人有：上承梁啓超，在《新民說》開始從自由主義的思想全面向國家主義轉型，鼓吹國家自由高於個人自由，集團利益大於個人利益；
此後朱自清、聞一多、羅隆基、梁實秋等結社《大江》，李璜等《醒獅》爲刊， 竭力鼓吹國家主義， 讚美墨索里尼，認爲中國之未來複興，也在意大利之復興道路，即法西斯道路。在對國家利益至上的崇拜，到國民黨內新生代所所建立的“三皿煮義力行社”（藍衣社）都是。
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作爲戰勝國，於1921年5月20日與德國新訂了平等的雙邊協定，使中國青年願意前往德國留學的心理。戰後德國經濟處於恢復中，馬克貶值，物價低廉，這是促使部分經濟寬裕的中國人赴德留學的又一重要因素。
此外，也有學子借鑑戰後德國重建經驗的願望。如少年中國學會領袖王光祈1920年留德之行，即“以爲德方新敗，上下競圖存，國內青年有志者，宜乘時來德，觀其復興綱要”（有必要說明一下，少年中國會是中國兩大集權思想體系的最初大本營，政史上中國共chan黨和中國國家主義者多出於此會）。
正史上到1925年後，受歐洲經濟危機和德國物價上漲的影響，學習和生活費用增加，中國留德學生人數因之銳減，留德學生數纔出現低谷。
現在在人民黨的宣傳和影響下，中國國內對於集中制的褒揚逐漸超過了對於英美式皿煮的嚮往，最終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同，在不久後的國家政治制度建立上阻礙甚少。
而人民黨很早之前就提出並採用的“皿煮集中制”是結合了德國的集中制的優點並與美國式的皿煮相媲美的優秀制度，後來廣泛被很多國家的革命政|黨所採用。
並且由於赴德留學的學生們未來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影響之巨大，國民對未來國家的發展方向無比齊心。從這一點上來講，教育對國民的影響之大說什麼也不爲過。也從這一點上說，美國用庚子賠款來建設清華大學的宗旨真的體現了這個國家的遠見卓識。
本來，民國初期文科類是很吃香的，從現代文學史上百家齊放、大家輩出的情景便可知道。但是張漢卿入主後的民國政|府由於對工業的重視和社會風氣的影響，本來會出現的中國留德國學生中，文科類（包括文、法、商、教）留學生多於實科類（包括理、工、農、醫）留學生的場景再未出現。
由於政|府對留學生的所學文科專業的限制，加上社會上實業救國風氣的影響，不少留學生選擇了理科，甚至棄文從理，至少，那位別名“魯迅”的文豪再也沒能出版什麼《吶喊》，北京也多了一位名叫周樹人的醫生。
從1923年起，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出自當時的特別需要，注重鼓勵留學生學習理、工、農、醫，實科類留學生比例開始上升。這一時期，中國學生留德所學的專業主要分佈在醫學、化學、機械工程、電機工程等。
據統計，1924年留德的700名學生中，50%學習化學、機械和電機，40%學習醫學和陸軍，其餘10%學習文科。
總體而言，留德學人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注重學術研究，成才率高於其它留學國別。當時國內一般學校都注重英文，以德文爲主的僅有同濟、同德等少數幾所學校，所以留德學生的來源比較集中。如中德合作的同濟大學，其畢業生大多進入德國深造。
在1912年至1937年間，在可考的99位同濟畢業生中，有61人選擇留學德國的大學或高等工業學院。
一些已經留學日本、美國、法國、英國的中國學人，因追求高深學問而赴德從事專門研究或攻讀學位，如陳寅恪、賀麟、趙九章、黃家倫、傅斯年、張維、俞大維、李金髮、夏堅白等人。這是留德教育史上的一種奇特文化現象。
由於德國高等教育的嚴謹學風和留學生自身的刻苦學習，留德中國學人一般來說，學術成就突出。民國時期的留德學生總數少於留學日、美、法者，但其獲得博士學位者比例卻最高。
據袁同禮統計，自1907年—1961年間，中國留德學人共有732名獲得博士學位 ，其中最多的是醫學博士，其次是數理化和工程學博士，高於留法（581名）、留英（346名）獲博士人數。
德國給予中國留洋學生的薰陶是全方位的。在一批批留德人員回國後，德國人的嚴謹開始越來越多地讓中國國民感到由衷的敬佩，也在中國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產生相當的影響。
再加上張漢卿適時地呼籲建立一個系統化的質量保證體系來推動中國的企業向着更高標準前進，中國製造的產品後來也以經久耐用品質優良著稱於世。
官費陸軍留學生是留德學生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羣體。隨着國家統一的大趨勢越來越明顯，建立一支什麼樣的正規軍隊漸漸擺上議程。爲了持續提高軍隊的指揮能力和軍事素養，張作霖政|府把陸軍留學的重心逐漸轉向德國，從而使德國對中國軍事教育的影響達到高峰。
張漢卿正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他實在是受夠了前生政|府爲了建設“和諧社會”在國際事務中近似畸形的軟弱。只要是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的利益而做出的決定，無論是納粹黨還是社會主義，都是可以認同的，因爲他們的方向都是國家專制的，都是中國發展的需要。
當然接受的前提是這種制度的成功。
其實想想後世的美國霸權主義的所作所爲，與納粹有何本質上的區別？只是納粹實行的是赤∣裸裸的領土佔領，而美國相對“文明”些，相對殺人不見血，胡蘿蔔比大棒的成分要多了些。
----君不見後世美國的霸權主義、全球戰略？還有其對北約的控制、對所謂“無賴國家”的制裁？更有對中國全方位的圍追堵截？一句話，美國文雅了，不那麼暴力了，卻更有成效。
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若不是希特勒最終失利，誰敢說他的獨裁不正確？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在國際社會事務中看大國臉色的半殖民地國家來說，集中國家力量辦大事是必須的，這就需要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政體是專制的。
所幸的是張漢卿的理論越來越得到更多的擁護者和激進的中下級民族主義軍官，正是這些張漢卿稱之爲“中國的驕傲”和“明天的太陽”的和他同齡的年輕人，爲他將來的種種政治上的大手筆減少了大量潛在的反對者，中國不久後的政治格局才能順利按照他所預定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