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秘書長從檢察院出來，妻子和大姨子小舅子大呼小叫地擁上來噓寒問暖，忙不迭地問這問那，就像他剛剛到地獄裡走了一遭。徐秘書長顯得有些疲憊，一連三天兩夜沒睡，思想高度緊張，雖說平常他身體還不錯，但實在也快頂不住了。“都別煩了！”他揮了揮手喊道，圍着他的家人都被他忽然拔高的聲調嚇了一跳。他沒再作聲，在家人的注視下，一個人到房間裡順了幾件換洗衣服便出門去離家不遠的一家洗浴中心。臨出門時妻子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樣子。“去洗個澡。不會有事的。”他把聲音放柔和了。“早……早點回來。”妻子叮囑道，似乎都帶了點哭腔，大姨子小舅子什麼的全都站在後面。徐秘書長搶出門外，他怕再延宕哪怕只一點點時間，他也會跟着發出哭腔。他不願意那樣，尤其是不願意在家人面前那樣。
三天前，也就是星期天的下午，他突然接到辦公室主任的電話，說市委一把手汪書記讓他立刻到常委樓來，傳達重要文件精神。當時他正在給一盆君子蘭換盆，君子蘭的葉子出現了焦邊，再不採取措施，說不定整個兒就要枯死了。不過，儘管如此，他還是連忙拍拍手，稍加整理，便叫上住在隔壁的司機，趕往市委大院。本來嘛，他這個當秘書長的似乎天經地義就沒有個休息天的概念，也從來沒有上下班時間，永遠是忙，開不完的會，傳達不完的精神，下達不完的指示。難得有個半天清閒，這不……又打斷了。所以說當官有當官的快活，當然也有當官的苦惱。今天不知是傳達什麼重要文件，辦公室還要借汪書記的名義來通知他。徐秘書長心裡有點犯嘀咕，會不會是……正想着車已停在了常委樓前。
他的腳剛踏進會議室，就發現氣氛有點不對，除汪書記外，其他常委一個也沒有，倒反而是有幾個從未見過的生面孔的人坐在那兒。一直是他的老領導、老上級的汪書記見他進來頭也沒擡，仍在翻閱一沓材料。過了好一會兒，待徐秘書長坐定，汪書記才把頭擡起來，指着幾個生面孔說：“這幾位是省紀委的同志，他們想向你瞭解沿江高速公路的有關情況。不好意思，星期天把你從家裡叫出來。”書記的臉上略微泛起一點笑容，而後又把頭低下去繼續看材料。
徐秘書長想從椅子上站起來和那幾個生面孔打個招呼，但發現那幾個生面孔絲毫沒有要站起來的意思，便只好將已提起的身體重心重又放了下去。他知道出事了。一個多月以來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他甚至心中舒了一口氣，似乎某種精妙的預測終於得到了印證，或者說他終於可以從整日提心吊膽的狀況中解脫出來。再看看坐在他面前的幾位，除了一個年齡稍長，大約四十多之外，其他兩位幾乎才二十來歲、三十來歲，像是還稚氣未脫，涉世未深的樣子，這與他多次在虛幻中出現的紀檢幹部那副凶神惡煞的樣子大相徑庭。於是他一面嘴裡念念叨叨地說：“噢噢，是省裡來的同志。”以掩飾尷尬，一面心裡反而平靜下來，甚至或多或少地對面前的幾位生出一絲輕蔑，他調整好坐姿，等待對方發問。
那位四十多歲的處長沒有急着發問，而是盯着徐秘書長看，像是一個屠夫正在尋找從哪兒下手。徐秘書長讓他看得心裡有點發毛，忍不住便主動開口：“是哪一方面的問題，是工程質量方面的問題，還是……”這話剛出口，徐秘書長就覺得失態，連汪書記也擡頭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他。他這是怎麼啦？莫非他全不瞭解紀委的職責？還是在故意裝糊塗？紀委的人與工程質量有什麼相干？那位處長一笑：“也算與工程質量有關。我們想問問有關儲老闆的情況。”
“噢噢，我知道。”徐秘書長說。
“這個人是誰介紹過來的？”處長問。處長旁邊的一個年輕人拿出本子和筆。
想不到上來就是一個尖銳而讓他難以回答的問題。他知道有一個人這會兒屏息在等待着他如何作答，這種時候哪怕轉動一下眼球都是愚蠢的，只能憑感覺，憑判斷，或者說憑良心。僅僅還是在七八年前他不過還是市委辦公室的一個小秘書，那時候汪書記剛從外地調過來，這七八年的變化常常使他自己也覺得吃驚，從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到市委副秘書長、秘書長，可以說在這個中等城市除了書記、市長之外，就數他權大。過去瞧不起他的人，如今見到他也都唯唯諾諾，秘書長長秘書長短，像條狗似的，就連在家裡的地位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向怕老婆的他，由於職務的升遷，變成了老婆怕他，甚至……甚至，怎麼說呢？甚至連多年的非器質性**也不治而愈，常威猛得讓老婆懷疑他是否吃了“偉哥”之類的藥物。
要知道這些年來他和汪書記等領導同志幾乎跑遍了世界各地，什麼好玩的地方都去過了，什麼好吃的都吃過了。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從一個話都不敢多說一句，腰都不敢站直了走路的小秘書，變成了汪書記面前的紅人，就連一些副市長、副書記要向汪書記遞個什麼話之類的，都得先跟他打個招呼。這一切的得來，當然都和汪書記對他的器重和提拔分不開，沒有汪書記就沒有他徐餘祥，也就談不上他徐餘祥在社會與家庭的徹底翻身解放，他很可能還像大多數別的秘書一樣，永遠只是在主人前後轉悠的一隻犬類，上了牀還要痛苦地被老婆斥爲沒用的東西。
並且在兩年以前，汪書記還出面保過他，在關鍵時刻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雖說那一次的事情並不大，不過是一個企業在他出國考察時送了他兩千五百美元作所謂“零花錢”，但事後還是被嫉恨他的人告到了市紀委，紀委爲這事專門向汪書記作了彙報，當時只要汪書記說聲“按正常程序辦”之類的話，那就意味着時任市委副秘書長的徐餘祥在仕途上算是到站了，而且也許進而導致翻車受處分、進班房。他很清楚，紀委那幫人不會僅限於兩千美元的事，從兩千五百美元一直再查下去……他不願意再往下想。
問題是汪書記聽了紀委的彙報以後沒再給紀委答覆，而是在一次會議間隙把他叫出來，對他說：“聽說有個兩千五百美元的事。你該處理就處理一下。有些反映呢！”這話說得隨便，可徐秘書長體會到其中的巨大分量，於是他立刻不失時機地趕緊湊了兩千五百美元給那家企業送還回去，名義是把“借”的錢還給人家。而紀委見汪書記遲遲沒給答覆，知道沒給答覆實際已經是給了他們答覆。的確，同級紀委要是學不會看同級黨委一把手的臉色，揣摩不透書記的心思，那叫他存心找不自在，說過分點，那叫找死。果然不久以後，徐副秘書長不僅沒受影響，反而又被提拔爲秘書長。因此當時去彙報的幾個同志心中慶幸虧得沒有不識相再去向書記要答覆，否則不是自己狠掐着自己的大腿不放，跟自己過不去嗎？
不過這次是省紀委來的同志，情況就不太一樣，雖然說上級紀委很尊重地方黨委，來了以後還是先找一把手彙報，但畢竟來頭不一樣，至少，對方不必看汪書記的臉色，而且省紀委處長來之前，省紀委的書記、省委常委還專門給汪書記打了電話，言明省紀委來的同志是代表他來的。這個力道就不一般了。汪書記再三問省紀委書記大概來了解哪方面的情況，但對方只是說來的同志會告訴他，硬是一點兒風也不透。汪書記也只好作罷。他知道再問下去多有不妥，省紀委的這位書記是本省有名的鐵面包公。此人多次在一些場合散佈言論，說他就不相信汪書記所在的這個市搞不出個大魚出來，周邊城市基本上每一個城市都在他的親自督辦下查出秘書長以上市級領導幹部的貪污受賄問題，唯獨汪書記治下的這個地級市，連個秘書長這一級的也沒查出來。如此異常的情況，不僅省裡的同志覺得奇怪，就連汪書記本人也覺得奇怪，他總不能說本市的領導幹部受賄有方，方法巧妙吧？
徐秘書長稍微停頓了一下，略作考慮，這時的空氣相當緊張，似乎可以聽得到在場人呼吸的聲音。因爲來得突然，徐秘書長沒有機會和任何人商量，連打個手機的機會也沒有。
“來找誰的？”處長緊接着又發問。這種時候再要拖延個一兩秒回答，後果很可能將是致命的。
“來找我的。”徐秘書長迅即答道，沒再猶豫。他好像聽到一個人從旁輕輕鬆了一口氣。他自己也像打開了話匣子：“是電視臺的一個同志介紹過來的。”
“哪個電視臺？誰？叫什麼名字？”發問者連珠炮似的追問，一點兒也不打算含糊。
“本市電視臺，叫李霞，一個主持人。”徐秘書長答道，“因爲工作關係，常見面的一個同志。”他強調了工作關係，因爲北京的王寶森涉嫌與某電視臺的主持人有染，故現在的領導幹部都避免和電視臺的主持人一類有涉。而事實上他的確和這個在本市聲名顯赫的李霞是一般認識，他不太喜歡那麼張揚的女人，儘管他自己也偷偷地揹着老婆和一個飯店的女服務員有來往。當時李霞是來找汪書記的，她和汪書記的關係其實說穿了也沒什麼，也不過就是汪書記若在小範圍請客或來了密友、老同學，請她來作陪。李霞特能喝酒，而且操一口標準、悅耳的普通話，再加上風姿綽約，的確給私人生活相當枯寂的汪書記掙得不少面子，帶來些許喜悅。自然，他也確實看見李霞單獨出入書記的辦公室，不過也許是聯繫採訪呢？因爲大家知道李霞和書記關係好，所以李霞來了，只要書記沒事，也就讓她進去了。說真的，要真有什麼實質性的事，也不會在辦公室裡發生。
書記要在哪個賓館開個房間，還有哪個賓館敢囉嗦一句？況且即使書記和李霞有什麼事，似也在情理之中，書記的夫人長期患糖尿病，想必夫妻間的樂趣是要大打折扣的，乃至歸於無。書記也是人，工作如此繁忙，來點生活的樂趣，誰會反對呢？自然如果僅限於這種熟識關係，就向發問者說白了亦無不可，問題是此事涉及到沿江高速公路問題，而高速公路問題說到底又涉及到經濟問題，這就非同小可了。如今的幹部，一不怕政治問題（也沒有哪個呆子去碰沒有任何現實利益的政治問題），二不怕生活問題，就怕經濟問題。一旦出了問題，十有是經濟方面的問題。經濟問題和廣大幹部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所以再怎麼扯，也不能往經濟問題上扯。因此不管怎麼說，也不能把汪書記和經濟問題糾纏在一起，不把汪書記和經濟糾纏在一起，目前至少從一開始就要把書記和那個李霞扯開去，扯得毫無干系。否則出了問題，說不定書記有驚無險，平安過關，可他則可能因缺乏忠心或頭腦，卻連個保他的人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