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建造房子原本是出於安全的需要。除了遮風擋雨之外，防止外來的襲擊應該也是它的功能之一。但是，這房子一旦出了什麼與死人有關的事，它一下子會變得極不安全，它的房頂啦、門啦、窗啦，總之每一個部分都變得讓人生疑，甚至屋角的氣味和從門縫中吹進來的風都讓人直打冷顫。
住在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裡，我遙想我的住宅就是這種感覺。尤其是我知道那個撞進我家的不速之客是一個已死於車禍的精神病人後，如果事情沒弄清楚，我幾乎是不敢再回家門了。サ比唬我最惦念的是放在寫字檯上的那一疊稿紙，那裡面記錄了郭穎給我講述的十四年前發生在醫學院裡的故事。現在，我不得不中斷了。
寫作中斷讓人產生疑問，而疑問讓人清醒。我突然感到，即使沒有那個拿着黑雨傘的傢伙來打擾我的寫作，我仍然沒法結束那個十四年前的故事，因爲，我確實不知道事情的結局。
關於醫學院後山出現的怪事，女生宿舍的驚恐，髮夾，卓然的精神分裂直至死亡，以及郭穎在走廊上遭遇的影子等等，謎底至今仍深藏不露，不然，郭穎也不會在出國前用一個晚上的時間，向我講述她在大學時的恐怖經歷了。
寫作的職業習慣讓我抓住了這個故事，然而，當這個鬼魂似的人物讓我中斷寫作以後，我下意識地感到我的寫作與現實似乎有什麼聯繫，或者說，十四年前發生在醫學院的恐怖事件是否像藤蔓一樣正在爬進我身旁的這座精神病院之中。
這種莫名其妙的揣想糾纏着我。夜裡，在住院樓外的林陰中散步時，花木的清香中也彷彿夾雜着某種藥味，我覺得繼續走下去就會被氣味薰倒。回到樓內，關上房門，走廊上的木地板又將深夜的腳步聲誇張得很厲害，“咚咚咚”，彷彿醫生或護士隨時都在緊張地跑來跑去。
夜半時分，我讓室內的檯燈一直開着，這讓我睡在牀上踏實一些。門後掛着一件白大褂，這是我白天在病區明察暗訪時的僞裝。當然，只有吳醫生、董楓和小翟知道我的身份，其餘的醫生護士只是把我看成一個無所用心的實習醫生。
在這裡呆了一週了，我相信那個已死去的嚴永橋不會再在這裡出現，相反，他拎着黑雨傘再度敲響我的家門倒有可能。我無端地又撥通了家裡的電話，沒人接。自從我到這裡的當天晚上隨手給家裡打電話，有人拿起話筒“喂”了一聲後，我就不能控制地一到夜裡便撥幾次電話回家，當然再也沒出現過有人接聽的情況。我清楚地記得自己是門窗緊鎖後離開獨居的住宅的，如果有人聽電話那隻能是鬼。
天亮之前，我突然產生了一個重要的想法，那就是把十四年前發生在醫學院的怪事搞清楚，或許對解決眼前的恐怖事件有什麼幫助。
第二天上午，陽光明亮，我在醫院門口的磁卡電話亭撥通了郭穎的電話，在聽到她聲音的那一瞬，我有種魔幻的感覺：我在與地球的另一面通話，美國休斯頓大學，她深夜的寢室，她說她正準備睡覺。我突然有點嫉恨起她的舒適來，將一個沒有結局的恐怖故事丟給我之後，她倒無牽無掛地遠走高飛了。我追問謎底，關於卓然的死，關於髮夾，關於她自己的恐怖經歷。她說她確實不知道，她要我別再提這件事，不然她睡下後會做噩夢的。她提醒我，可以到醫學院找找何教授，如果這些事後來有什麼結果，他可能知道。
我想到了郭穎講過的十四年前的情景，深夜的後山上，何教授孤坐在涼亭裡，他在懷念他二十年前的戀人——那個開始叫盧萍後來在文革中又改名叫盧紅的女生，那個溫暖的生命後來變爲了防空洞裡的白骨，她的髮夾和白骨遺留在一起，其傳說在若干年後的後山上飄蕩。還有，卓然精神分裂後，他去看望過她，作爲心理學教授，對其中奧秘他或許會有些洞察。當天下午，我便乘車去醫學院。在精神病院大門外我舉手招呼出租車時，那車猶豫了一下才停下來。開車的是一個胖胖的小夥子，他的目光對我有點審視的意味，我想一定是我背後這座精神病醫院的大門讓他對我有點狐疑。醫學院在這個城市的東邊，足足有四十多分鐘的車程。我在車上慢慢盤算着，十四年前的何教授到今天應該快七十歲了，一定已退休在家。
上車時我說了句“到醫學院”，此後我便一言不發地想心事。開車的小夥子沒話找話地說：“現在社會競爭很激烈，精神病院的病人不少吧?”
“其實，精神病與社會競爭沒多大關係。”我側臉對他說，“主要還是基因的問題。”這個觀點我是從吳醫生那裡聽來的。他舉例說，遇到同樣一個挫折或打擊，有的人坦然處之，有的人精神分裂，這是因爲每人的基因排列不同。吳醫生認爲，如果哪一天，科學能夠準確地糾正排列有誤的基因組合，那麼精神病就都能治好了。他認爲科學能走到那一步，當然過程還會很漫長。
開車的小夥子似懂非懂地點頭，看我的眼光也變得敬畏起來，他一定認爲我是一個有學問的醫生了，我心裡想笑。
在醫學院大門下了車，我便向門衛打聽教師宿舍，他對我說，穿過整個學院，從後門出去便是。
學院裡已經放了暑假，蟬在繁盛的林間嘶叫出空蕩的安靜。有一片林木升在半空，我知道那便是後山了。我不自覺地向它走近，我沒有看見山下防空洞的進出口，也許這歷史的遺蹟已被樹葉草叢完全封閉了。我拾級而上，看見了有暗紅色柱子的涼亭，一個戴眼鏡的女生坐在那裡看書。時間如水，我想起了十四年前發生在這裡的離奇事件。我穿過樹林，走上了一片斜坡，草叢在腳下磕磕絆絆的，有一瞬間，我甚至擔心腳下會踢出一個髮夾來。
後山背面是一道破敗的圍牆，圍牆那邊便是建工學院。我第一次發現，兩所學院是在這裡接壤的。站在山頂，我望見建工學院的操場上有人踢球。
門鈴響後，一個瘦高個的老頭給我開了門，他就是何教授。回憶了好一陣子，他才記起郭穎這個學生。“許多年不見了，一屆一屆的學生，都遠走高飛了。”他有點感慨地說，“郭穎挺聰明的，是個做學問的人。幾年前她來看望過我，說是要出國讀博士去了，可那天我正在作一個學術報告，我們只在會議廳門邊說了幾句話就分手了，唉，時間過得真快。”
何教授顯然對郭穎委託我來看望他很高興。他說他現在很清閒，六十八歲了，已退休在家，看看書，早晨還練太極拳。他問到郭穎在休斯頓的情況，我胡亂地搪塞了幾句。從屋內的情況來看，何教授似乎仍是單身一人居住。我忘了問郭穎關於何教授的家庭情況了，此刻也不便冒昧多問。
牆上的一幅油畫引起了我的注意，畫上是深遠的夜空，有孤寂的星星，金黃色的，又大又亮。夜空下是白雪覆蓋的山嶺。整個畫面給人一種非現實的感覺，像是一個童話。突然，我發現畫面上兩重起伏的山嶺很像女性的乳房，優美的曲線彷彿還跳蕩着某種大膽和羞怯，覆蓋的白雪像是潤澤的肌膚，在星光下呈現出一派聖潔。
“是一個畫家朋友送我的。”何教授說。
我脫口而出：“這是由你構思，他替你完成的畫?”
何教授略感驚詫，答非所問地說：“都一樣，都一樣，掛在家裡嘛，總要是自己喜歡的畫才行。”
我作此判斷，是因爲在郭穎給我講述的往事中，曾透露出何教授在“文革”時期的一段情感經歷。三十多年前，他和他的一個女學生深深相愛，儘管突然爆發的文革使他們的交往有所中斷，但已成爲紅衛兵頭兒的這個女生，軍衣下掩藏的仍是一顆女孩子的芳心。據說，她是在一場罕見的大雪之後被對立派組織逮捕的，並且被秘密關進了後山下面的防空洞，直至多年後成爲一具白骨。
看到我非常欣賞這幅畫，何教授像遇見知己似的，靜坐在一旁抽起煙來，以便讓我的感受在畫中多停留一會兒。
我發現，這幅畫是一個祭壇、一個秘密、一場刻骨銘心的生離死別。事情一定會是這樣：那個叫盧萍的女生在大雪之夜與何教授在後山相會，在激情中她解開了自己的軍棉大衣，第一次將雪白的胸脯袒露在星光下。他們都凍得發抖，但肌膚灼熱，不遠處還響着對立派組織攻佔校園的槍聲。他們都沒想到，這個雪夜竟成了他們的永別。
我不便再問什麼，默默地點燃一支菸，屋裡的氣氛一下子變得有點沉重。坐在藤椅上的何教授已經雙鬢斑白，這是另一種時間之雪落在他的發上。
“人老起來是很快的。”何教授嘆息道，“你看郭穎這樣的黃毛丫頭，轉眼已快是心理學博士了。”
我順勢說道：“可是，她對大二時發生的很多事，至今仍很困惑，讀博士也解決不了這些懸疑。比如她同班同學卓然的精神分裂，她就根本找不到原因。”
“哦。”何教授仰起臉想了一會兒，彷彿要把十四年前的事情拉到眼前來。“那一年是出了不少怪事，”他說，“但我認爲是一種集體癔症。卓然說戴了來歷不明的髮夾後頭痛，同寢室的女生便接受了這種暗示，於是郭穎的頭也痛起來。尤其是卓然死後，她生前睡過的牀鋪，她說過的夢話等等，都會對同伴的精神產生牽引作用。”何教授語調平靜，彷彿在講一個心理學的例證。
“可是，那髮夾確實很奇怪的，一會兒出現在後山，一會兒又出現在女生浴室的門外，到最後竟徹底消失了。”我追問道，表示我對這一系列事件非常瞭解。
“我知道，你是指那件傳聞。”何教授在菸灰缸裡掐滅了菸頭後說，“那一年我在省外的一所大學參加了一個課題研究，回來後聽說學院在清掃防空洞時，發現了幾具白骨，是十年前死於此地的紅衛兵的遺骨。”何教授的聲音顫抖了一下，“但當時沒聽說還有一個什麼髮夾，很多年以後，學院裡有了這種傳聞，這是沒有根據的。”
“但那髮夾確實出現了，卓然戴過，郭穎也看見過……”
何教授打斷了我的話：“這就是集體癔症，在一種特別的氛圍下，一個普通的髮夾也可能讓人發瘋。後山上不是也連着出了不少怪事嗎，我看都與此有關。有一次，我就在半夜的後山上看見了一個黑影，那黑影在樹上蠕動，這要是被郭穎她們看見，又會成爲恐怖事件了，我卻不信什麼邪，站在樹下叫道，誰在上面，再不下來我叫警察了!結果那黑影溜下樹來了，原來是大二的學生吳曉舟，郭穎的同班同學。他跳下來時還有一把刀子也掉在了地上。我厲聲喝問他攀在樹上幹什麼，還帶着刀子。他一臉驚惶，結結巴巴地說是看了武俠小說，來這裡體會體會。真是神經有毛病。後來聽說他是已死去的女生卓然的戀人，我就理解他了。一定是相愛很深，神經受刺激後的一種反常行爲。這沒有什麼，人不可能時時刻刻都精神健康，只要沒發展爲經常的病態，偶然的異常還不能叫做病人。”
到底是心理學教授，對人的精神分析溫和得多。而在精神病醫生的眼中，至少有半數以上的人籠罩在精神疾患的陰影中。
“可是，卓然的精神分裂還是挺蹊蹺的。”我說。
“是啊，不可理喻。”何教授嘆了一口氣，“如果僅僅是髮夾的傳聞，不至於產生那樣嚴重的後果。據說她那段時間一晚上要衝幾次澡，這顯然又是強迫症的表現。她死前我去看過她，怪可憐的。我不瞭解她的家族史，有沒有遺傳方面的原因也不知道。唉，卓然要是活着，現在也該三十多歲了，也許已做了母親……”說到最後一句話時，何教授突然難受得說不下去了，我想他也許是聯想到了更早死去的盧萍。有人說過，少女之死是一根人類之紗的斷掉。這根絕望的斷紗從此無法接上，無法延續，從生物學上來說亦是對生命繁衍的毀滅。